教学研究与教育决策的现状：揭秘教师工作

分析国外几个国家这方面的现状发现，总的情况委实让人难以乐观。在印度，教育研究人员受到了来自政策方面的种种限制，无论什么事情即便是诸如印刷调查单这类的芝麻小事，也需要好几道正式的官样手续。几乎所有的研究计划都存在这类情况，研究人员普遍感到“参加一项研究事业，就是让你去体验一项又一项令人沮丧的经历”，其结果使“许多严肃的研究人员宣布放弃了研究”。拉丁美洲的教育研究人员原本对教育政策影响下的客观社会变革颇感兴趣，然而却只能“情非得已”地转移视线，从更贴近当地的角度来解决这些问题，把社区与研究/发展规划视为工作重点，因为“政策和研究界之间充满了种种限制，不停地进行谈判”。在欧洲，自打度过了从1960年到1970年代末这20年“蜜月期”之后，教育研究和教育政策相互间便迎来了漫长的“信心危机”。在法国，研究人员和政局人员的关系一直因为相当程度的猜疑而受到影响。阿尔多伊诺（Ardoino）曾针对这种情况措词尖锐地批评说，“科学界与政界从来相处都不融洽，政界人士的‘脏手’常常对前者所采取的比较清晰的（如果不是不客观的）方法横加干涉”。

就过去和现在的经验而言，国外有关人士普遍感到教育研究对教育政策制定和高层决策的直接影响还相当“薄弱”。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研究者与决策者之间缺乏“有效的”联系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就研究者而言，他们的文化基本上是以学科为导向的，并不必然要求经常将知识和信息系统化，而这些知识和信息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千变万化的。有时，他们不愿意针对社会和政治问题，不能识别决策者对研究和信息的要求。更为重要的是，在第三世界社会中，要科学研究推广实际有益的成果“存在较大压力”。另一方面，决策者的文化则更多的是受行动驱动，他们通常没有时间参加研究会议，不能理解研究的价值。由于这一群体中的人员经常是被选出或被任命的，其任职不仅出于技术能力的原因还出于政治的或其所属团体和党派的权力动力学（Power dynamics）的原因，因此，他们的决策经常受到教育问题之外的政治、社会和财政环境的制约。在许多情况下，决策者和高层作出决定的人没有研究背景和经验，而是主要依赖于个人经历、常识和媒介的观点。(www.xing528.com)

针对上述这种实际情况，国外许多学者认为十分有必要加强教育研究者与决策者的相互联系。加强二者的相互联系，一方面可使决策者对教育研究成果和批评性评价联系起来，以作为理智决策的基础；另一方面也可使研究者具有更强的分析教育研究的政治和社会因素的能力，从而对接下来的教育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1993年，国际教育局（IBE）曾建议组织一次会议“建立教育研究和决策之间联系的标准”以贯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有关计划。1995年9月，国际教育局会同日本国立教育研究所在日本组织了主题为“教育改革与教育研究国际会议：研究、信息和决策之联系的新挑战”的会议，着重研究和讨论如何加强“教育研究、教育改革和决策之间的联系”等问题。在地区水平上，东南非的教育研究网络正在通过一项名为“实践者”的教育研究信息（ERIP）的项目，研究一种能推动决策利用研究成果的策略。而且，该网络还启动了非洲政策对话项目，强调在决定优先研究项目和调查问题的研究方法时研究者与研究信息使用者的相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