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研究与教育决策的重要联系

教育研究与教育决策之间的联系被国外教育界看作是“当前形势下十分重要的联系”。

一方面，教育研究需要教育决策者的支持。教育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形成于19世纪晚期的欧洲。虽然之后不久就与美国在这方面展开了交流，但自它形成到1930年这几十年，除了在研究方法等领域取得了某种程度的进展之外，教育研究并没有取得惊人的发展。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教育研究没有得到决策者的青睐。教育研究在这之后的30年似乎变得更为糟糕。格雷特勒在回顾从1930年代到1950年代后期这一时期的教育研究是评价指出，“很难发现有什么大的建树”。而从1967年到1970年代末的这20年，正是由于受到教育决策者的高度重视，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特别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英国、荷兰、德国和法国“投到教育研究上的公共资金和私人资金大幅度增加”，教育研究才得以迅速向前发展。格雷特勒撰文分析指出，“由于教育管理机构和决策者对教育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60年代成为教育研究发展史上的转折点”。在法国，有的学者更把1967年称作是“教育研究第一年”。(www.xing528.com)

另外一个方面，制定政策需要科学研究。教育研究能够提供有用的知识给教育决策者，以便作为他们在解决实际问题和制定政策的依据。教育研究在教育改革中的重要作用在美国表现得尤其突出，而正是由于教育研究促使美国政府在60年代中期创办了教育资源信息中心（ERIC），通过这个中心和国际互联网进行的信息传播服务于教育和行政人员。阿根廷的教育决策者就教育需要和教育需求进行委托研究，运用某些具体课题入数学、语言学等开发“共同基础内容”这一全国性课程框架的管理等多种研究成果。菲律宾尤其重视教育研究在制定教育改革政策和战略中的作用，据研究表明，该国很大一部分教育改革行动都得益于教育研究所给予的知识和信息基础。泰国的全国教育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制定国家教育计划，该机构也十分重视从教育研究活动中收集和分析信息。在日本，教育研究是制定教育决策的一个重要依据，在诸如中央教育审议会和课程委员会此类机构的争论过程中大量引用了研究结果。在印度，为了制定出一套健全的教育政策，中央政府和邦政府都确定了某些优先领域以便立即进行研究。在荷兰，决策者在制定教育政策的过程中，将教育研究用于分析问题并提出各种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法，毫无疑问，受政府资助的合同研究发挥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