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欲）在神和人之间翻译，将人的祈祷和献祭传递给神，又将神的指令和回答传递给人；他是弥合神和人之间沟壑的中介者； 因此，在这个中介者身上，神人兼具。
柏拉图，《会饮篇》，202E（Jowett 译本）
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邪恶者。
（MATT. 5：37，KJV）
但你们现在要弃绝这一切的事；恼恨、愤怒、恶毒、毁谤，污秽言语都脱离你的口。
《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第3章，第8节，
（COL. 3：8，KJV）
夫君你是榆树，我是缠在你身的藤蔓，
我的柔弱——委身在你强壮的身躯——
与你强大的力量合流在一起，让我能交流。
威廉·莎士比亚，《错误的喜剧》（Comedy of Errors），
第二幕，第二场，第172—174行
但是人的数量就说明他不完美，他诞下的生命
也不完美，他的形象得以繁殖增加。他们的聚合存在缺陷，于是他要相互的关爱和最珍贵的友谊
你来往神秘，虽然孤独，但最好你能有人陪伴，不必追求社会交流，而仍然能满心欢喜。
你不能把你创造的人提到你心想的高度
弥尔顿，《失乐园》
（Paradise Lost，1667）
亚当在见到夏娃之前，对上帝说的话
如果没有思想的交流，社会的舒适和好处是无法得到的。因此，人必须找到一些外在的可以理解的符号。借助这些符号，看不见的理念——人的思想即由这些理念组成——才可能为他人知道。
（Essay Concering Human Understanding，1690）
此外，与人们的常识看法不同的是，以语词为标志而实现的思想交流，并非语言之主要和唯一目的。还存在其他的目的，比如：唤起某种激情、激励或惮止某一行动，或使人进入某种特定的心态等。
贝克莱（George Berkeley），《人类知识原理》
（Principle of Human Knowledge，1710）
人性中最令人惊叹的品质莫过于对他人的同情，莫过于通过交流接受他人的倾向，无论其如何与自己不同甚至是与自己对立……仇恨、厌恶、尊敬、爱、勇气、开心和惆怅，所有的这些情感，我感觉与其说它们来自我的自然秉性，不如说更多地来自我与他人的交流。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1740）
会话的乐趣和社会的乐趣，来自于情感和意见之间的某种对应，来自于不同心灵之间的某种和谐，就像许多乐器和谐合拍一样。但是，除非做到情感和意见的自由交流，否则这种最令人高兴的和谐是无法达到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大家都渴望感受到，对方受到了何种影响，都渴望进入对方的心房，去观察宅居在那里的感觉与温情。
亚当·斯密（Adam Smith），《道德情操论》
（Theory of the Moral Sentiments，1759）
几乎在一切情况下，大多数人都可以感受到共同的激情和兴趣：交流和一致是政治治理本身带来的结果； 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制衡牺牲弱小党派的诱惑，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制衡牺牲令人不快的个人。
（The Federalists，1787 年，第10期）
诗歌总是能传达人类能够接收到的所有乐趣；它一直都是生命中的亮光。
雪莱（Pecy Bysshe Shelley），《为诗辩护》
（A Defence of Poetry，1821）
我们来到他们跟前，他们一直在傻傻地抽泣，我们坐下来陪他们哭泣，而不是以让其如遭到电击般的惊异方式告诉他们真相和健康状况，不是让他们再一次与自己的理性交流。
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自立》
（“Self Reliance”，1841）
人人都知道基督教的真理，它已经变得平凡而不足道，因此对它最粗浅的印象也要下功夫才能得到。既然如此，和一个人交流的艺术，就成为从他人身上获得一些东西，或者从他人身上骗走一些东西的艺术。
克尔恺郭尔（Søren Kierkegaard），《对于非科学附言所作的结论》
（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1846）
她走到门边。这扇门将房子和花园连接（communication）在一起，她习惯从这里进出。
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带七堵三角墙的房子》
（The 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1851）
孩子们到这里来嬉戏，铁路工周日上午则穿着干净的衬衫到这里来散步； 渔夫和猎人，诗人和哲人，一句话，一切诚实的朝圣者，都到树林里来寻求自由，忘掉了身后的那座村子：我乐意和他们打招呼——“欢迎，英格兰人！欢迎，英格兰人！”因为我曾经和那个民族打交道（communication）。
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瓦尔登湖》
（Walden，1854）
两个人，两百万人——无论多少人进入“交流”状态——他们都就只有一个心灵。
普拉特（Parley Parker Pratt），《神学指要》
（Key to the Science of Theology，1855）
我家的一口子进来了，请我将我家与城里的巴格雷先生家联络（communication）上。
马克·吐温（Mark Twain），《电话交谈》
（“A Telephonic Conversation”，1880）
将一个头脑中的任何印象传达（communication）到另一个人的头脑里，不依赖任何已知的感官渠道。
迈尔斯（Frederic W. H. Myers），给“传心术”下的定义
（Definition of “Telepathy”，1882）
运输（transportation）是物理作用，交流（communication）是心理作用。
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运输理论》
（The Theory of Transportation，1894）
我将自己的思想感情交流（communicate）给一位让我非常同情的朋友，这样我的思想进入了他的头脑，而且我也能够意识到他的感觉，那么，难道我不是既生活在我自己的脑子中，又生活在他的脑子里吗？难道不简直就是如此吗？
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数学逻辑》
（The Logic of Mathmatics，1898）
在文明社会，成年人的生活会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夸大到神秘的程度；我们常常忘记，只有靠我们的意义的共同体，只有通过“我们是本地的中心，在其中，世界的联合获得多样和鲜明的表达”这一事实，我们才能够彼此交流。
罗伊斯（Josiah Royce），《世界与个体》
（The World and the Individual，1899—1901）
如果一台机器能够产生以太波，能够认识事物并进行交流，那么我们身上也应该存在这个可能性。
弗莱彻（Frederic Fletcher），《第六感》
（The Sixth Sense，1907）
交流在这里的意义，是指人的关系存在和发展的机制——包括全部的心灵符号，再加上在空间传递并在时间上保存这些符号的手段。包括面部表情、态度和体姿、语调、语词、文字、印刷、铁路、电报、电话，还包括最新征服空间和时间的任何东西。
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社会组织》
（Social Organization，1909）
刚刚本法案所使用之“无线电交流”意为，任何不借助电线连接却收发无线电报、信号或其他通信的使用电报电讯的电气系统。
《美国广播法案》
（United States Radio Act，1912）
无线电报不传播思想，只是传播能够转换为被人理解的通信。传心术则涉及直接的思想交流。
编辑，《科学美国人》
（Scientific American，1913）
死者和生者之间不存在真正的断裂； 表面上看，两者之间似乎是有鸿沟的；但是，当你呼应深情需要的时候，各种相互沟通的方法就被驱动，去跨越这一鸿沟。——这证明，正如狄奥提玛告诉苏格拉底的……爱能跨越鸿沟。
洛奇（Oliver Lodge），《雷蒙德传》
（Raymond，1916）
人与自己的交流不会超过他与对方的交流。在间接交流的情况下，他对别人产生影响，同时也对自己产生影响，并且反过来感受到这一影响。由于这个原因，要求交流清晰的最大动力也是要求交流的动力，虽然一切的清晰都为直接的和漂移的黑暗所包围。
（Psychologie der Weltanschauungen，1919）
毫无疑问，因传播媒介造成的问题是极端重要的，“国际联盟”这一项目中最具建设性的特点之一就是它对铁路—海港运输和畅通的研究。
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公共舆论》
（Public Opinion，1922）
因此，语言交往或交流可以作这样的定义：作为说话者使用符号的结果，在听话者身上发生的所指，在各方面都类似于其在说话者身上产生的所指。
奥格登和理查兹（C.K. Ogden and I.A.Richards），《意义之意义》
（The Meaning of Meaning，1923）
将无线电话（radio telephone）用于个人对个人的交流，就像个体使用普通的电话那样，这一想法是没有一点希望的。显然，倘若有一千万个用户在空中同时呼唤他们的伙伴，他们是绝对联系不上的。
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
美国商务部长，1923
从死者传来的信息，和生者之间的心灵感应传递的信息，性质大概应该是一样的。
西奇威克（Eleanor Mildred Balfour Sidgwick），
《论传心术交流中的障碍和复杂性》
（“On Hindrances and Complications in Telepathic Communication”，1924）
交流绝对不是将经验——比如意见和愿望——从一个主体的内心运输到另一个主体的内心。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存在与时间》
（Sein und Zeit，1927）
现代社会的组成和改组，都依靠它的交流手段。因此，传播的变化，可以折射出更加广阔和复杂的社会变化。(www.xing528.com)
伯吉斯（E.W.Burgess），《美国社会学杂志》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28）
倘若交流能够通畅，且能够让其尽善尽美，那就会出现上述我们提及的民主类型，每个人自己所作出的行为，与他能从其所在共同体中所引发的他人的行为，这两者之间是相互一致的。
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心灵、自我与社会》
（Mind，Self and Society，1931）
外在交流的显著增加是否会经常被各种新出现的交流障碍所修正，这是一个问题。
爱德华·萨皮尔（Edward Sapir），《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交流”条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1931）
世界正处在大众传播——声音和视觉结合的接收和发送——大踏步前进的当口。
O·E·顿拉普（O. E.Dunlap），《电视展望》
（The Outlook for Television，1932）
显然，公司的政策越是明智，就越需要找到一种方法将对公司政策的理解传播贯彻下去。
E·梅奥（Elton Mayo），《工业文明中人的问题》
（The Human Problems of A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1933）
如果通信渠道长期关闭，现代文明精细脆弱的模式就会陷入彻底的混乱。因为，很明显，通信线路就是世界范围内一切组织的所有社会方面赖以运转的神经网络。
威利和赖斯（Malcolm M.Willey and Stuart A. Rice），
《传播媒介与社会生活》
（Communication Agencies and Social Life，1934）
说到底，在这个充满鸿沟和墙障的世界上，艺术作品是人与人之间进行完全和无碍交流的唯一媒介。
杜威（John Dewey），《艺术即经验》
（Art as Experience，1934）
和瞬间传播的便利相比，书写、阅读和绘画——它们都是强于反思和有意识行动的媒介——的非常简洁的抽象性也会被削弱。
芒福德（Lewis Mumford），《技术与文明》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1934）
大众化生产使大众化销售成为必需，大众化销售使大众化读写、大众传播和大众广告成为必需。
罗蒂（James Rorty），《老板的声音》
（Our Master's Voice，1934）
广播是一种全新的传播媒介，在社会控制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在影响人的思想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肯特里尔和奥尔波特（Hadley Cantril and Gordon Allport），
《广播心理学》
（The Psychology of Radio，1935）
逝者生前无法告诉你的，
现在，作为死者，可以告诉你：
死后的世界，通过火焰的语言沟通——超越生者的语言。
艾略特（T. S. Eliot），《烧毁的诺登》
（Burnt Norton，1936）
过去的艺术作品现在仍然能够传达思想。在这个意义上，这些艺术品是对当前盛行的交流形式的谴责，视其为破坏的工具；是对所谓“和谐”的谴责，视其为衰败的幻觉。
霍克海姆（Max Horkheimer），《艺术与大众文化》
（“Art and Mass Culture”，1941）
广播不能用于教学。教学涉及的交流类型，是广播难以企及的——厉行纪律、专心致志以及营造一个教学环境，而广播根本就不能提供这样的环境。
西普曼（Charles Siepmann），《广播与教育》
（“Radio and Education”，1941）
尊重交流目的，而不是尊重交流本身，这在任何表达中都是值得怀疑的：任何过于具体，而不是产生于业已存在的模式中的东西，都会显得不够体贴，意味着古怪，甚至是混乱。
阿多诺（Theodor Adorno），《道德底线》
（Minima Moralia，1944）
诸如此类的一切讨论通常都归结为一个问题：语言是否为人类所独有？这里的问题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是一个术语的问题，因为如果将“语言”等同于“交流”，那么毫无疑问，动物也是有语言的。
莫里斯（Charles Morris），《语言、符号与行为》
（Language，Signs and Behavior，1946）
在现代文学和现代思想中，“孤独和交流失败”这一主题常常被当作阻止人类兄弟情谊的根本障碍。社会主义的共同情感在永恒的“巴士底狱”墙上粉碎。在心灵的巴士底狱中，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囚徒——每每欢聚结束，曲终人散、华灯熄灭之后，人人又都重新回到狱中将自己锁起来。因为不能交流而感到的绝望……标志着一切怜悯、慷慨和爱心的局限……但是，如果说交流被打上了这种失败和不真实的烙印，那是因为将交流的目标竖得太高，将其作为相互融合来追求而导致的。
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普鲁斯特中的他者》
（“The Other in Proust”，1947）
无论大众传播，还是原子能，这些工具的发明者并没有强制规定该如何使用这些工具。
沃斯（Louis Wirth），《共识与大众传播》
（“Consensus and Mass Communication”，1948）
这里使用的“通信”（communication）一词意义非常宽泛，包括一个心灵可能影响另一个心灵的任何过程。当然，这不仅包括书面语和口语，而且包括音乐、绘画、戏剧、芭蕾——实际上它涵盖人类的一切行为。在某些方面，将这个词的意义再加以拓宽，可能是更加可取的。换句话说，一种机制（如自动设备追踪飞机并计算其未来可能的位置）影响另一种机制（如导弹追踪这架飞机）的手段，都在其涵盖之列。
韦弗（Warrent Weaver），《通信的数学理论的最新成就》
（“Recent Contributions to 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1949）
理想的安排是用一台电传打字机沟通两个房间。
图灵（Alan Turing），《计算机器与智能》
（“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1950）
心理治疗的全部任务，就是对付交流失败……我们因此也许可以说，心理治疗本身就是良好的交流，既在人与人之间，也在人的内心世界。我们还可以将这句话颠倒过来，它仍然成立，也即：良好的交流，自如的交流，内心的交流，既在人与人之间，也在人的内心世界，始终具有治疗作用。
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交流——障碍与畅通》
（“Communication：Its Blocking and Its Facilitation”，1951）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交流决不是绝对的东西（只有天使才能够绝对地交流）； 在一个既定通信系统中，某一点的不足，可能在系统中的另一点上显示出熟练（这有点像人，在失去视觉之后，听觉或触觉会更加敏锐）。
伯克（Kenneth Burke），《永恒与变革》序
（Permanence and Change，第二版，1953）
交流不是思想和情感的“表现”，如果只是其“表现”的话，那么这种表现对思想和感情只能是第二位的。真理本身就是能交流的，若离开交流，真理将荡然无存。
阿伦特（Hannah Arendt），《政治关怀》
（“Concern with Politics”，1954）
广播电视直接抓住人的心灵，不给儿童平静而辩证地与书本会话的时间。屏幕上的图像剔除了交流和讨论的互动性，而这种互动性能激发自由。
米尔卢（Joost Meerloo），《思想的强暴》
（The Rape of the Mind，1956）
大众传播的整个理论依靠的，本质而言，是少数人以某种方式对多数人的利用。
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文化与社会》
（Culture and Society，1958）
在我们说及（speak of）消费社会里的“交流”（communication）时，我们一定要……思考别人是如何向着我们说话的（speak at us）。
霍尔（Stuart Hall），《制造需求》
（“The Supply of Demand”，1960）
电灯光作为一种传播媒介之所以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是因为它没有“内容”。
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理解媒介》
（Understanding Media，1964）
这是因为，真正的交流需要心心相印，需要分享内心的经验。交流被非人性化的原因，是因为它已经成为现代文化中的媒介的附属品——先是报纸的附属品，然后是广播和电视的附属品。
罗温塔尔（Leo Lowenthal），《交流与人性》
（“Communication and Huamanitas”，1967）
人不可能不交流。
瓦茨罗维克等（Paul Watziawick，et al.），《人类交流实用手册》
（Pragmatics of Human Communication，1967）
你的本质，我的本质，人人的本质都连接在一起。在任何时候，在整个银河系中，始终存在着直接和完全的交流。
黎利（John Lilly），《从海豚到迷幻药》
（“From Dolphins to LSD”，1971）
他能被人看见，可他自己却看不见；他是信息的对象，但决不是交流的主体。
福柯（Michel Foucault），《监督与惩戒》
（Surveiller et Punir，1974）
四海一家是我们的目标，远程通信是我们的手段。
AT&T宣传口号
在资产阶级自我理解内部建立起来的“理性乌托邦” 中，“交流”被表现为一个能自立自洽的东西，它将自主性子系统的活力框定在有限的范围内，它冲破了经过包装的专家文化。正因为此，交流又被描绘成对具体化和荒凉状态双重威胁的逃避。
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交往行动理论》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ction，1981）
他依靠逻辑惯例演绎出摆脱当下困境的办法；同样，她也依靠交流的机制，建立连接，相信她的声音能够被人听见。
吉里根（Carol Gilligan），《用不同的声音说话》
（In a Different Voice，1982）
[1]此部分由一位图书馆助理热心检索编撰，特此致谢。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