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觉与时间的不可化约性：对空言说的观念史

本书的主题之一，是人与人之间“无限遥远的距离”（爱默生语）。但是，人与人的心灵之间不可能相互接触，这并不等于说我们的身体之间也不能相互接触。如果没有触觉，任何真正的社会都不可能存续。在人类所有的感觉中，触觉对中介的抗拒力最强，它拒绝被转换成记录性或传输性媒介。它顽强地和近距离结合在一起。实际上，和味觉一样，触觉是没有远距离感知能力的感官（除非将柏拉图的“爱欲”作如是观）。触觉是不能记录下来的，在这一点上，它对“被记录”的抗拒力超过视觉和听觉，甚至也超过味觉或嗅觉（烹饪和香水是记录味觉和嗅觉的媒介）。虽然那些能让鬼魂显身的灵媒、电话推销员和广播剧演员，都尝试过“搬运”触觉，但这些人对触觉的克隆努力都莫名其妙地失败了。在后结构主义的主张中，我们看到了对触觉的一个非常独特的姿态。后结构主义者认为，身体本身就是一个文本。虽然这个洞见卓有成效，可是它将“身体”视为“文本”却冒了很多风险——它忽略了身体上的皮肤、毛发、毛孔、血液、牙齿、眼睛、耳朵和骨架；尤其重要的是，它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身体上的这些物质内容，它们寿命很短。在《奥德赛》第23 卷中，欧里克雷亚（Eurycleia）对奥德修斯的妻子佩涅罗普的驳斥，对于那些把他者的在场当作墙壁或多余之物的人也是适用的。欧里克雷亚说：

你说话的方式可真奇怪！

他人在这里，活生生的人，就在他的火炉旁，可你却否认，认为他不可能会回来！（据菲茨杰拉德译文）

奥德修斯最终向妻子佩涅罗普证明了自己确实是她离别了十多年的丈夫。他让她看他臀部上的伤疤，又说出了只有他才能知道的他曾亲手为她做床的事。对于佩涅罗普，奥德修斯此时是一条既来自过去，又来自远方的讯息，奥德修斯在向她证明自己的身份时，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但他的证明方式依靠的是他作为人所具有的最不容易捏造的部分：伤疤、个人经历、不为外人所知的亲密去处。这些细节的独一无二性质，证明了它们的真实性。他展示给妻子看的，不是空洞的言辞（tropes），而是实在的战利品（trophies）。

如果我们认为交流是真实思想的结合，那就是低估了身体的神圣。虽然这个时代技术已经可以充分地模拟人体，但身体是否真正在场仍然具有重要意义。触觉是人类最古老的感官，也许是最难以伪造的感官。这就是说，在同等情况下，互相关心的人会尽量到场见面。对“在场”的追求本身未必会使你更便利地进入对方的心灵，然而它的确可以使你更便利地接触对方的身体。而朋友和亲人的身体至关重要。面孔、嗓音和肌肤有一种传染性的“克里斯马”气质^[7]。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像触觉那样给人以如电的刺激，让人觉得那样难以驾驭。我们用眼睛看着彼此，仿佛在享受视觉盛宴，我们亲吻、握手和拥抱。当然，这样的姿态是表达柔情还是骚扰，这和所有其他的表意行为一样，取决于受者的解读。触觉并不是解决交流困境的救世良方。它更原初，但也一样地难以控制。德里达向“身子在场的形而上学”宣战。他反对这样的哲学：每一个词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声音，每一个声音的背后都有一个带着目的，赋予它意义的灵魂。德里达的批评是对的。然而，认为“渴望他人身子在场便犯了形而上的错误”，他显然又是在胡说。

触摸和时间，这两个我们可以共享但不能够复制和再生的东西，是我们真诚的惟一保证。如果呼应罗伯特·默顿的话，我们可以说，对交流中的那些作假行为，我们唯一的庇护所就是将这种作假行为进行广而告之。没有任何爱情誓言能像实际上的终身不渝那样具有说服力。尽管记录性和传输性媒介使我们的身体得到延伸，然而交流的尺度和形态仍然面临着重要的边界限定。我们的交流能力有局限，这是一个社会学上的真理；与此同时，这又是一个悲剧。真正的爱——至少在我们这些肉身凡人之间的爱——从交流上来讲，都被打上了琐细和偏心的烙印；它不会招摇过市，也不会荒废在阿多尼斯的花园里。讯息的私密性体现在其接受对象的排他性上。（否则有人泄露秘密时，我们怎么会觉得受到侵犯呢？）世界上不存在对一切人都同等亲密的事情。大赦国际给它在全球的各个地区的分部分配任务，即一次只为该地区的一个特定的政治犯请愿，因为泛泛而言的慈善总显得有些虚假。在宣传中，我们总喜欢找个代言人，让他或她成为频频上镜的“海报孩子”^[8]。在对大众的宣传中，我们还得用“孩子（亲情）”来诉求，这是对这个时代的令人悲哀的礼赞，它说明我们对个体的爱是多么疯狂。^[9]克尔恺郭尔说，在爱这个问题上，具体高于一般。爱的悖论就是，一名处于困境中需要你帮助的邻居，其紧迫性要超过全世界所有挨饿的孤儿。（斯大林的看法无情但也深刻，“一个人的死亡是悲剧，一百万人的死亡只是个统计数字”。）另一个人近在眼前的鲜活面孔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因此一个马上要去参加会议的人，即使这个会议是有关拯救孤儿的，在看到下水道边有人流血时，他仍然不能对之漠然无视。最深刻的伦理教诲要求人们无差等地泛爱一切人，然而时间却只允许一个人真正地关爱地球上为数不多的居民。毕其一生，每个人只有时间给少数几个人以关爱。我们这些肉身凡人只能个别地去爱；不过，没有博爱之心又是不公正的。爱之悖论是，边界的具体性和要求的普遍性之间存在着矛盾。由于我们只能够和一些人而不是所有人共度时光，只能够接触一些人而不是所有人，因此，亲临而在场恐怕是我们能做到的最接近跨越人与人之间鸿沟的保证。在这一点上，我们直接面对的是我们的有限性，它既神圣又悲哀。

[1]Raymond Williams，“Drama in a Dramatised Society”，in Raymond Williams on Television：Selected Writings，ed. Alan O'Connor（London：Routledge，1989），12.

[2]也有翻译为“惯习”的。——译者(www.xing528.com)

[3]William James，“Final Impressions of a Psychical Researcher”（1909），in The Writings of William James：A Comprehensive Edition，ed. John J. McDermott（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7），787-799.

[4]社会物理学（social physics），属于机械学派“社会学”的一个分支，起源于17世纪。由于物理学在当时是比较发达的学科，欧洲的许多社会思想家，如英国的霍布斯、法国的笛卡儿、荷兰的斯宾诺莎等都曾试图用物理学来解释社会现象。——译者

[5]Charles Sanders Peirce，“Critical Common-Sensism”（1905），in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Peirce，ed. Justus Buchler（New York：Dover，1955），295.

[6]Theodor W. Adorno，“Subject and Object”（1969），in 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ed. Andrew Arato and Eike Gebhardt（New York：Continuum，1982），499-500.

[7]克里斯马（Charisma），原指古代的宗教先知、英雄、领袖、救星、救世主等等具有超凡的品质、个人魅力和启示力的人，由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马克斯·韦伯将这一概念引入到政治学领域。克里斯马气质通常被认为是领袖特有的一种个人气质，能引起大众强烈的热情或热诚地效忠；克里斯马型政治家往往追随者甚众，如20世纪的罗斯福、列宁、丘吉尔、毛泽东、邓小平、戴高乐等领袖人物都具备了超强的克里斯马型气质。——译者

[8]原文用词是“poster children”，作者此处是一语双关，既意指用孩子（亲情）来做宣传，又用到了该表达的原意：受宠爱的人或事物。——译者

[9]Luc Boltanski，La souffrance a distance：Morale humanitaire，medias，et politique（Paris：Editions Metailie，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