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的中心：对方而非自我

无论“交流”是何意思，交流的中心不应该是自我，而应该是对方。威廉·詹姆斯生活中的一幕抓住了这个问题的本质。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一位教授请他照看一只乌龟的心脏，这位教授将在一次颇受欢迎的生理学讲演中用到这只乌龟。教授要演示的是，乌龟的心脏神经如果受到剌激，心脏就会跳动，跳动的情况将被投影在桑德斯剧场的屏幕上。讲座过了一半，詹姆斯突然意识到，心脏没有对剌激作出反应，他不得不自己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于是他灵机一动，几乎自动反应般地去对付紧急的情况。他用食指剌激心脏，在屏幕上打出了乌龟心脏跳动的样子，以便让观众正确了解乌龟的心脏生理机制。许多年之后，在他写到这次经历时[这是他最后一篇论灵异研究的文章，其主题是如何在作假和信仰（对我们的认知能力抱有信仰）之间保持平衡]，他承认，这样的模仿可以被认为是无耻的欺骗。^[3]但是，倘若他当时没有用指头剌激心脏，观众就会产生误解，从而无法正确理解生理学。因此，他用食指实施了欺骗，但目的是为了服务观众、帮助理解。倘若他当时承认自己变了戏法，告诉观众乌龟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那么他能给观众的仅仅是一个次要的真相——乌龟的心脏出了问题——而不是这个心脏实际上是有能力投射出真相。

因此，詹姆斯指出，我们人类的所有知识可能都是建筑在对各种欺骗行为的战略性隐瞒的基础上的；或者说，是建筑在对被某些人视为欺骗行为的战略性隐瞒的基础上的。这些人认为“知识不过是对客观世界的精确拷贝”。但是，判断知识的标准不应该是看它是否精确拷贝了客观世界，而应看它是否能最大限度地帮助我们前行。

詹姆斯所述的在桑德斯剧场生理学讲座上的经历，对传播理论的核心主题具有非常丰富的意义。这些主题有：投射、逼真性、生活中的表演、我们应该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詹姆斯展现了一个人类最原始的交流场景，它成为柏拉图洞穴比喻的一个精妙对比。该场景紧张不安地动摇了我们长期的信仰——这一信仰曾教导我们，揭露表征（representations）中的不足是人类摆脱锁链奴役的必由之路。詹姆斯并没有提出一个令大众晕头转向的公式，而是落定在有道德价值的东西上：在我们不能认识“原本”（original）时，我们不妨接受我们能够得到的关于“原本”的最好形象（image）。更加率直地说，交流不是直接共享真相，而是涉及对效果的操作。这样的话听起来不够光彩，因此让我在这里将话说明白些：詹姆斯改变了交流的关键重点，他将“交流应忠于原本”改变为“交流应对听众负责”。（在这一点上，至少他相当接近苏格拉底的哲学修辞观。）表征据说是未经修饰的真相，但也可能与彻头彻尾的欺骗一样愚鲁。曾遭到过严重误解的人，总是对天使般的交流梦想倍感亲切；招魂术传统将传者的愿望实现当作判断交流是否快乐的标准。这里就产生了道德缺陷：在交流中，传者试图复制自我，总是让我们看不到他者的自主性。我们对真实性的追求很可能仅仅是一个自私的理想。(www.xing528.com)

这里，詹姆斯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比较难以实现的任务：我们的说话方式，应该是为了让对方理解，而不是表达我们内心原始粗糙的真相。实际上，就像詹姆斯在桑德斯剧场那一幕大众交流一样，在面对面的交流中，你也不得不常常牺牲忠实于自己思想感情的梦想，这样才能让对方激发出这些思想感情的最真实形象。他提出了一个更高的法则：交流不是关于思想运输的社会物理学^[4]，而是一个充满风险的领域，在其中任何人说话都必须为他从来就无法完美驾驭的东西负责——这个无法完美驾驭的东西，就是说话人的言行在听话人的心灵中产生的作用。对自我或世界的真实再现不仅不可能，而且永远不可能充分。相反，这里需要的是，甘愿自我克制，实施行动，从而为他人激发真相。交流的问题并非源于语言的捉摸不定，而是存在于自我和对方之间无法修补的分歧。交流的挑战不是如何做到忠实于我们的内心，而是坚持即使他人不能像我们看待自己那样来看我们，我们仍然能做到宽恕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