沟壑充满交流，传播的观念历史

用对话的碎片思考和说话，这已经成为我们的宿命。雷蒙·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在论及契诃夫、易卜生和斯特林堡（Strindberg）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听说，仿佛是第一次听说，按照习惯，仍然被叫作所谓戏剧性语言的，甚至是叫作对话的东西；首先是听契诃夫说的话，我注意到一种习惯性的陌生感；人们的声音不再对他人发出，也不再有来有往；人们的交谈，也许仅仅是在他人的面前跟自己自言自语……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完他开始说的话；相反，人们互相插话，心思游移，心不在焉，语词因此而遭到夭折的命运。^[1]

威廉姆斯以上的组词造句是在模仿他脑子里所设想的散漫的铺陈。神经元结合的失败，是现代对话与生活的主要资源之一。20世纪的戏剧，从贝克特、伊欧内斯库（Ionesco）、麦克斯兄弟（the Marx Brothers）到伍迪·艾伦（Woody Allen），都利用了交流中存在的鸿沟而取得了使人心境难平和喜剧化的效果。戈夫曼（Ervin Goffinan）和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的社会学研究也利用这样的鸿沟。扭曲的对话当然和戏剧一样历史悠久——对话中的发言顺序被打乱，小错误未及时纠正而发展成巨大的误会罗网，小手势被误解为大后果，最明显的信号却被人忽视，所有这一切都会引起戏剧性或悲剧性的后果。不过，威廉姆斯用来描写这种情况的字眼是“习惯”（habit）^[2]。破碎的会话让人觉得既陌生又司空见惯。随意调节收音机的旋钮，随便翻动一张报纸，你都会遇到总是若即若离的片断性话语。公共通信日益五花八门。麦克斯韦问：倘若大自然这本书真是一本杂志，那会是什么样子呢？在不同情节线间相互穿插剪切，这不仅已经成为以报纸为载体的公共言论的标志，而且已经成为私人绘画的标志。无论“对话”意味着什么，在很大程度上，今天的对话已经沦为仅仅是各种语音的碰撞声而已。巴赫金（Bakhtin）说得对，对话并非伦理和政治生活中特别优先和重要的形式，它只不过是一堆混杂的声音。(www.xing528.com)

正如遥远的交流一样，面对面的交谈也充满了沟壑。这个命题我认为既真实又具有历史意义。人与人之间进行相互抚慰或发骚扰所使用的语言习惯，是千变万化的。有些人为“交流”而忧心忡忡。他们认为，交流存在于其中的世界，交谈和关系的具体形式使得交流双方的匹配（coupling）问题显得很紧迫。然而，对话的延迟一直就蕴藏着潜在的机会，如在书信、祈祷和对死者的祭献中就是如此。在这些交流情境中，肉体的在场，未必能够保证“交流”的发生。你可以给一位深度昏迷的人朗读诗歌，但是你不可能知道你的朗读对方是否“接收到并听明白了”。不过，在其他的场合，也存在同样的担心，如教师或家长对此就深有体会。通过电子媒介，我们已经知道所有的对话中都存在着隔阂，毕竟，会话是由多个交换发言组成的，而前一个发言与后一个发言之间是否能成功衔接，这是个问题。不妨说一句笑话，在某些情况下，对话也许仅仅是两个人轮流向对方广播而已。我们往往不愿意承认，日常交流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沟壑”（gaps）的存在，虽然对于这种沟壑，大多数善于使用语言的人都能够进行巧妙的讨价还价。但是，在交流中如果让停顿时间过长，宇宙的嘈杂声就会填补空白，空气压力就会骤然升高，有可能将交谈双方吸进深渊。如果系统设置堵塞了另一方的回应（如单向的无线电接收机或讲演），或者中央交换设备遇到了技术故障时（如打电话，还有当面交谈时），收发双方之间的空白就赫然突显出来。19 世纪的历史主义和招魂术认为，阅读是和作者的神交（communion）；20世纪后期的后结构主义则认为，与某人的互动即是从该人生产的文本中寻找蛛丝马迹。将会话视为“两个人通过轮流说话从而逐渐走向对彼此的充分理解”，这种对话观掩盖了两个深层的事实：一方面，无论有多少人参加，一切的话语（discourse）都必须要在前一发言和后一发言之间建立联系；另一方面，你的目标受话人也许永远不可能完全等同于你的实际受话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