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与外星人交流：对空言说

我，我自己，绝对不相信我们人类的经验是这个宇宙间最高形式的经验。

——威廉·詹姆斯，《实用主义》，第8讲

长期以来，人类一直幻想着和高于或低于自己的智慧生物接触，这是全体人类的渴望。20世纪之前，许多哲学家对其他世界的居民抱有浓厚的兴趣。然而，和前述我们与动物交流的情况一样，直到19世纪晚期，实现人类与地外存在物之间的经验性接触的梦想才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51]自远古时代起，人类的想象力在无意之间会创造出各种虚幻的另类（神、魔、天使、矮人、洞穴人、水精灵等各色精灵）。后来现代哲学对这种想象力发起了攻击，其领军人物有马克思、费尔巴哈（Feuerbach）、尼采和弗洛伊德。再后来，科学则试图作出补偿：谋求与客观存在的他者——动物、外星人、“原始人”以及无意识——进行接触。犹如在动物研究中一样，在研究地外智能的过程中，科学家用尽各种办法试图超越难以避免的单向传播。对我们收到的可能是来自上述“他者”的任何信息，都必须先排除这一可能，即这些信息没有受到我们自己想象力的污染。20世纪30年代，多萝西·帕克写了一篇独白。故事中的女主人公通过这段焦急的独白表达了她等待电话时的心情。正如这位女主人公一样，人类也正在焦急地等待来自以上“他者”的电话。追求与外星人接触，作为一个鲜明的例子，能说明启蒙思想的辩证特征——即使是最为俗世的追求，其内心仍始终存在着神话。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已遭“祛魅”（disenchanted）的世界中，“人类追求与外星人接触”是一个关于信仰的譬喻。

作为国际科学界的一个共同努力，搜寻地外智能（SETI）项目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但从那时起它就命运多舛。它恐怕是20世纪末期文化中对“交流”——包括交流失败——进行得最持久的研究。^[52]SETI是20世纪的产物，它的出现必须有一些知识前提：对光速的了解、远距离测量能力的具备、无线电波的发现、从噪声中分检出信号的能力（如密码破译学和信息论）、高速计算机以及突破自己认知局限去触摸他者的强烈愿望等等。从最近以来在媒体上发表的文章题目，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与交流有关的惆怅而凄婉的故事。这些题目包括《（宇宙中）还有其他人吗？》、《我们孤独吗？》、《向陌生人发出的邀请》、《谁在那儿？》、《仍在收听》、《收听地外的声音》、《你听见的下一个声音》等等。在这些文章中，地球人都被描绘成帕克故事中在电话边等待的女主人公——“寂寞芳心小姐”（Miss Lonelyhearts）。有关SETI的文献——无论科学的还是通俗的——都充斥着关于“交流”的明确讨论。SETI研究不仅是为了解读来自深层外太空的无线讯号，而且也间接地透露出我们地球人对“交流”的两难困境所进行的持续考察。那些能跨越广阔时空的储存和发送能力具有何种哲学意义？对此我们在SETI研究的沃土中进行探索。也许，正是因为本来就生活在陌生难懂的交流和通信之中，我们才对与外星人的交流感兴趣。凡有一台收音机和电视机的人，都同时拥有了一台时间旅行器和一台远程传送外星生物的设备。

星际交流充满着宇宙般巨大的鸿沟——遥远的距离，从四光年到数十亿光年不等，使人一想起就脑子发麻；从我们发出呼唤到收到对方回应所需要的时间，也许要跨越数千代地球人的生命；信号变化的多普勒效应、宇宙尘埃和气体引起的时空扭曲和信号弥散，以及还有一种可能性——那些与我们交流的他者可能与我们迥然不同，他们的数学，他们在时间中的存在，他们的身体都可能远在我们的知识领域之外。他们具有的奇怪之处，可能会使其他一切稀奇古怪的东西相形见绌。也许他们的计算依靠无理数^[53]，他们之间的交流靠的也许不是可感知的信号，而是他们存在的方式（modes of being）。他们发给我们的讯息，我们也许从来就不知道是讯息。他们视为编码的东西，在我们看来也许与自然界无异。蝉鸣也许就是他们发给我们的讯息。他们对于数量的感知，也许过于宏阔，也许过于微小；他们对于物质的感知，也许过于粗糙，也许过于细腻，以至于超越了我们人类的感官和心灵的接受能力。或许他们的时间尺度是如此奇怪，以至于不可能与我们接上关系。如果我们连狮子的话都听不懂，我们又怎么能够听懂外星人的话呢？既然要跨越如此令人绝望的距离，任何能证明交流意愿的迹象都可能被干扰，同时也面临着各种不同的解释可能。^[54]

和其他交流相比，与外星人交流更能说明，在远距离交流中，讯息总是来自过去。我们收到的任何来自遥远星球的“讯息”，都来自一个早已消失的时刻。假定我们能接收从大角星（Arcturus）附近发来的无线电信号——这个星球离我们大约38光年——我们收到信息时，距那里的智能生物最初发出信号已过去38年了。接收者的“此时”就是发送者的“彼时”。宇宙中遥远星球之间的交流是一种考古发掘。我们的对话联系将是非常不同步的。夸张地说，寻找地外智能的研究揭示了19世纪末招魂术业已知道的东西：远距离交流和与死者的交流，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统一性。

实际上，灵异研究之于19世纪，就相当于地外智能研究之于20世纪。在这两种研究中，受人尊敬的科学家所考察的课题——幽灵和外星人——在流行文化中泛滥，又被其视为轻浮；这两种研究也都利用了现存的通信技术。前文我们已经指出，灵异研究中的很多意象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电报、电话和无线电的技术发展；地外智能的研究则是这种无线电幻想的最新进展。1959 年，德雷克（Frank Drake）发起奥兹玛计划（Project Ozma）。这是偷听或收听遥远文明信号的首次尝试。这位从事地外智能研究的资深科学家将我们发送给遥远世界的讯息比喻为“星际传真”。^[55]灵异研究和地外智能研究都面对海量数据资料，而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些海量数据并不能提供任何结论性证据。然而这两种研究都希望：和他者的接触是可能的。两种研究的对象都是人类最感痛切的关怀：哀悼、在浩瀚宇宙中的孤独、与死者及远方对象的接触（灵异研究）、与外星人及远方对象的接触（地外智能研究）。驱动这两种研究的都是人类在没有能力确保与他者建立联系时，相信“他者肯定存在”的一种信念。两者都幻想着，宇宙中响彻着各种对话，是我们自己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无法听到。詹姆斯·弗莱彻（James C.Fletcher）曾两次担任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主任，他曾积极支持地外智能研究。他说：“我们应该着手收听星系中其他文明的信息。这个星系中肯定充满了各种声音，彼此在用各种语言相互呼唤……”^[56]灵异研究和地外智能研究都开发出了具有创新精神的方法论，以期从静电中分拣出讯息，从噪声中提炼出信号。灵异研究对传心术的考察是随机样本实验设计的起源：在实验中，被试者事先对任何排序（比如扑克牌的排列顺序）都毫不知情，目的是要完全杜绝被试者的无意识行为对实验结果的干扰。^[57]同样，信息论和密码学的发展也使搜寻和解读地外智能变得不那么遥不可及。在其小说《主人的声音》（His Master's Voice）中，莱姆（Stanislaw Lem）将一名擅长统计学的数学家作为小说的主人公，这是恰如其分的。小说的主题与搜寻地外智能有关，里面有一封来自外星人难以诠释的信，它是一个超越人类一切已知关系的文本；小说对这种诠释学上的难以决断作了令人赞叹和晕眩的沉思。^[58]灵异研究和地外智能研究所形成的研究方法，都是为了抑制我们对秩序的热望，防止我们将自己的意义强加于随机性或他者特性之上，防止我们因过分热情而轻易相信。

实际上，在灵异研究和地外智能研究之间存在着历史关联。19世纪90年代，洛奇论述道，无线电具有强大的力量，能够使远距离的头脑直接联系。后来他积极从事灵异研究，而且很显然，他是想到将无线电用于天文探索的第一人。他努力识别太阳发出的无线电波，但是他当时在英国利物浦，那里的电子干扰太严重——部分原因可能是当时街上有轨电车的电火花太强烈。^[59]他呼吁进行灵异研究，这种呼吁同样也适用于地外智能研究。他说：“显而易见，这个结论（认为生者与死者之间的鸿沟可以弥合）要么是愚蠢和自欺欺人，要么它确实是对人类极其重要的事实。”^[60]剑桥大学，或者更具体地说，该校的卡文迪许实验室（Cavendish Lahoratory）这个科学重镇，不仅在19世纪晚期拥有一批提出了以太概念和研究灵异现象的物理学家，而且二战之后还在射电天文学方面作出了许多关键创新。这些创新完全变革了我们对宇宙的认识。在牛顿眼中，宇宙因上帝恩惠而充满秩序，但是在射电天文学家的眼中，宇宙是湿婆^[61]（Shiva）的舞蹈，时而创造，时而毁灭，时而出现超新星的爆炸奇观，时而出现双子星、类星体、暗物质和黑洞等难以预料的奇怪现象。不过，将无线电作为交流手段而不是作为研究工具，这一想法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才出现，其标志是前述研究地外智能的奥兹玛计划的出现。

如果你现在翻阅上世纪50年代末的地外智能研究中的一些奠基之作——它们就像从40光年之外的遥远行星发来的信息——你会产生这样的印象：当时的研究者是多么想当然地将我们人类的科学当作宇宙的通用语言。如柯克尼和莫里森（Giuseppe Cocconi and Philip Morrison）在该领域的奠基作《寻找星际交流》就认为，“很有可能，（地外社会）一直期待着，在太阳附近可能存在着科学文明。……一旦我们收到并回复其发来的信号，我们就能够进入‘宇宙的智能社区’，这几乎就是一个无形的星际大学。”^[62]地球上从事SETI研究的科学家们抱着令人感动的自信，认为从其他星球发来信息的也一定是同样渴望学术交流的科学家，而不可能是没头脑的官僚、征服者或艺术骗子。此外，在早期的SETI文献背后，还隐蔽着一个带有神秘天启色彩的技术进步叙事。这一叙事或信念希望，更加“先进”的地外文明能够帮助落后的地球人超越中间阶段，实现技术飞跃并能避免可能因此而导致的地球毁灭。一位科学家甚至说，宇宙这么寂静，这“也许说明‘先进’文明的死亡率太高，所以银河系不可能有大量先进的文明”。^[63]

无线电信号的播发就像降神会的开始。如同在吉卜林的小说《无线电》中一样，碎片化的讯息在空中飞翔，寻求与某些倾听者建立联系。在地外智能研究中，无线电信号在哪里开始，就在哪里结束；它追求连接，将信号发送到空中，扫描浩瀚宇宙，寻求可以理解的非自然信息。远程呼叫（DX-ing）、招魂术和地外智能研究之间的联系，在1997年拍摄的电影《超时空接触》（Contact）中可以明显地看得出来。该片改编于萨根（Carl Sagan）的同名小说。电影中由演员福斯特（Jodie Foster）扮演的小姑娘，是一名无线电爱好者，她对冥冥太空发出“寻找你，寻找你”的信号。在她父母去世之后，她的远程呼叫就转成寻找去世的父母。成年之后，她成为一名地外智能研究者，但工作越来越艰难。不过她最后终于碰到了好运气——她收到了一条讯息，是一连串的敲击声，正好是从1到100之间的质数^[64]。到该片的高潮情节时，她来到一个遥远的世界与父亲团聚，或更准确地说，她遇见的是一个借用她父亲的令人欣慰的外形和她说话的外星人。影片中，地外智能研究被描绘成渴望与死者和他人的隔空接触。当然，她与外星人的“接触”记录，除了19个小时的布满静电杂音的录音磁带之外，并没有留下什么决定性的客观证据，所以她是否真正遇见了自己的父亲呢？抑或那仅仅是她一厢情愿的幻觉？在电影中，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回答，让人心神不定。现代人抱有的和外星人交流的期盼，是中世纪神秘信仰在20世纪的翻版。

地外智能研究在无穷的噪声中寻求真正的信号，所以在这些研究中，大多数精力都用于收听外星人发来的信号，而不是向它们发送信号。就像威廉·詹姆斯在灵媒的胡扯和表演中寻求长生不死的证据一样，亦如卡夫卡故事中的主人公K寻求城堡的承认一样，又像一位恋人在数千万计的广播声音中寻求爱人打给自己的电话一样，地外智能研究面对的是一种令人晕眩的无限小的成功几率。SETI科学家的处境和收音机听众的处境一样。收音机听众要判断凯蒂·史密斯和鲁迪·瓦里（Rudy Vallee）的演唱的声音是否真诚；SETI研究者则必须排除来自宇宙的一切潜在的虚假信号和杂音。宇宙本身就存在各种无线电信号；1967年，人类发现了第一颗脉冲星，其发射的信号极为稳定，令人惊奇，起初被认为是来自一个遥远智慧文明的无线信号。剑桥大学天文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安东尼·休伊什（Antony Hewish）信以为真，惊喜不已，还将其发现拖延掩盖了6个月才公布，害怕一旦公布于众就会引起轰动。（后来证明这是一颗以惊人速度自转的中子星。）^[65]实际上，如果真的收到外星人发来的信号，尤其如果是向地球人宣战或涉及超级武器的信号，将其公布很可能会引起严重的公共危机，更不用说地球人如何能防卫的问题了。为此全世界的SETI研究者甚至订立了一个协约，约定任何国家的研究者如果收到来自外星人的信号，切不可立即回应，以防不慎引发某种星际冲突。^[66]在试图与外星人进行接触的早期，射电天文学家的责任是小心行事，用因特网文化说就是扮演“潜水者”（lurkers）——即那些只读网络帖子，而隐藏自己身份，不被其他发帖者所知的网民。

SETI研究者承认交流中存在着鸿沟。星际会话只可能仅仅是交流双方轮流向对方进行广播。正如前述莱姆所说，“当‘提问’和‘回答’相互分离，先后间隔长达几百年时，这种互动是很难被称作‘会话’的。”^[67]因此，SETI研究所使用的策略，很大一部分显然只是单向的偷听。天文学家戴森（Freeman Dyson）是SETI研究的长期领军人物。他认为识别宇宙智慧生命的最好办法是监测（surveillance）。这种监测不是通过远距离通信去试图搜寻到最遥远的信号，而是通过检查深层空间的海量视觉数据，寻找出宇宙工程存在的证据（尤其是所谓的“戴森球体”，即庞大的太阳能站，它们可以作为遥远外星人智能存在的证据）。^[68]SETI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套不错的术语，用来描述保罗·利科所指的“对话爆裂”之后的情形：首先是“监听”（spying），此时我并非信号的目标接受者，而且你不知道我已收到你发出的信号；接着是“招呼”（hailing），此时我已知道你是潜在的对话者；然后是“确认”（recognition），此时我向你打招呼，你也作出回应，以“复制”我的确认；最后是“互动”（interaction）。在深层太空中，交流回路被大大地拉长，就像电报或摄影术急剧地延伸了空间一样。这说明，交流的根本问题不是为了调整语义以让对话者使用同样的语词表达相同的意思，而是为了找到办法与他人建立伙伴关系。

SETI研究面临的任务也与犹太神秘哲学家（Kabbalist）类似：扫描一个无限的文本，在无穷多的名字中找到一个最适合的名字。在无限浩瀚的聚合中去搜寻，就必须使用各种搜寻策略。犹太哲学家能听见茫茫宇宙传来的上帝的声音，而SETI科学家则不得不和宇宙中自然产生的数十亿字节的无线电波竞争，姑且不说他们自己发出的无线电波也会形成干扰（如利物浦有轨电车的杂音，“聪明的汉斯”对人的愚弄等等）。SETI研究可以恰如其分地在20世纪的神学鸿沟和人际鸿沟里占有一席之地。卡夫卡和博尔赫斯深知，在不断震动的宇宙中寻找可以理解的秩序是有风险的。博尔赫斯的小说《巴别图书馆》，是对“枯燥漫长的无穷性”发出的呓语。巴别图书馆里的图书每卷有410页，书里的内容包括罗马字母能拼出一切可能的组合。图书馆藏书量庞大，但并非无限。毫无疑问我们知道，在巴别图书馆里某一个地方，有一部最伟大的文学作品，这是济慈（如果他还活着）希望完成可又未能完成的弥尔顿式的史诗，或是普鲁斯特梦寐以求的崇高的小说。然而，这部最伟大的作品却有数以十亿计的变体，各个变体的伟大程度也各有高低，而其中胡说八道的内容则更多，几至无限。我们对自己是否已经找到这本书都无法知道。因为有数以十万计的书，它们除了偶尔有一个印刷错误外，几乎完美无瑕；稍有缺陷的书则约有十亿本；残破的书则无穷无尽。一方面，我们有绝对的把握，相信巴别图书馆中的确藏有这部伟大的作品——而且还有其他杰作；另一方面我们又确信，我们不可能找到这本书。可是，这本书自己不会宣告它找不到。在图书馆中的某个地方，甚至还有一本解释馆藏秩序的书，即目录册，然而它也淹没在十亿本伪书里。

以上博尔赫斯给我们讲述的是一个关于“不能建立联络”的寓言，这种“不能”是神学和统计学上的，也是交流上的。他的图书馆是被推演到无穷极致的单向撒播，一对一的接触已然不可能。因此，我们很清楚，尽管动物也具有痛感，但我们人类却永远无法亲身体会到它们的那种疼痛。我们也许相信，“宇宙中只有我们存在”的说法为真的可能性不大，然而其他智慧生物离我们实在太遥远。《巴别图书馆》这个寓言说明，我们人类在宇宙中的存活几率原本是很小的，然而我们居然还是生存下来了。我们似乎是宇宙中的例外，然而我们却浑身毫无特异之处。SETI研究令人头晕目眩的诠释困境，是每一个观察宇宙浩瀚深渊^[69]的人都需要面对的。我们越是努力去“交流”，越是给这一困境雪上加霜。

在过去，人类也曾试图与上天（heavens）交流，然而SETI研究与之不同。在SETI研究中，我们的痛感有可能犯错误。1959年，一篇SETI研究的奠基之作非常明确地提出了SETI研究的宏伟目标：“要毋庸置疑地识别出外星人发出的‘非人工’信号。”^[70]问题是如何识别出来自另外世界的善意信号——这种善意信号后来被称为“智慧的灯塔”^[71]或“非随机的、可能是来自智慧生命的信号”。^[72]一个信号（signal）要被当作一个讯息（message）^[73]，它必须具有极高的非随机性，而且不能是自然之物。由于俄罗斯地外科学家（exoscientists）的努力，让“如何确定信号不具有非自然性”成为一个高端的研究领域，涉及对信号的统计属性作详细的分析。^[74]他们要寻找的是一个千真万确的非自然迹象，一个地外智慧发来的真实存在的交流的愿望——它可以是一支协奏曲，可以是精确到小数点后一百位的圆周率，也可以是来自一种具有顽皮性格（而非功利之心）的智慧的信号。尽管我们的数据处理能力日益增加，但这徒增了我们对无限性（infinity）的惆怅。奥德修斯忠实的妻子佩涅罗普（Penelope）盼望与丈夫重聚，可是她不知道届时她是否还能认出丈夫。因此到了真正相聚时，她迟疑犹豫，试图在奥德修斯身上找到她熟悉的蛛丝马迹。同样，SETI科学家也在搜寻着那些不容争辩的迹象。他们在寻找着一种带着明确传播意图的符号。

地球在宇宙中的孤独形象，就像唯心主义者眼中的独处一室的“人”：二者（地球和“人”）都害怕寂寞，渴望找到除自己的投射之外的某些东西。虽然我们一直生活在许多由陌生人产出的智能作品——音乐、数学、艺术和雄辩——之中而不自知，但是来自金牛星座外星人的一个SOS却足以使全世界震惊。在交流中，关涉我们的不仅是“智能”（图灵认为仅仅是“智能”），也不仅是“信息”（香农认为仅仅是“信息”），而且与作为这些智能或信息源头的“身体”相关。SETI研究者希望获得的是一种“认识到他者是在与我交流”的自我意识，或者说一种带着这种自我意识的明确的符号而不是中立的信号：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呼号”（call letter）——计算机程序员在程序代码流中使用的停顿符号，以让程序员“表明身份”^[75]——更令人兴奋了。这种停顿符号刚好符合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给社会符号（social sign）下的精确定义：自我用来与他者建立联系的符号。正如一位天体物理学家所说：“我们正在寻找一种符号组合，它表达的意思相当于：‘喂，你好’。”^[76]远距离交流的宏伟目标在这里获得了重现：“过来，我要你”。

可惜的是，“他者特性”总是由“自我”的内在特性定义的。1959年，柯克尼和莫里森提出一个优雅而颇具影响的想法：如果氢弹爆炸的波长是一个宇宙常数，那么我们就可以符合逻辑地将该波长用作我们发送星际讯息的频率。但是，就像康德的假设或詹姆斯的假设一样，这两位研究者的这一想法是建立在“外星人也会用这个波长对地球人进行广播”的假设基础之上的。如何在经过人的有色眼镜过滤的认知里，辨认和采集到真正的经验性数据，这是一个后康德问题（the post-Kantian problematic）。SETI研究就是体现这个问题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今天，已有科学家担心，地球自身广播的电磁频谱“污染”已经太严重，以至于我们对地外智能的搜索不得不从以前的依赖无线电波转到依赖光波。因为这种污染，即使有外星人在通过无线电波扫描地球，由于人类的无线电干扰，这些扫描电波也不可能达到地球。因此天文学家也许只有转向红外波长或可见波长，或使用空间站来扫描深层空间的信号，才能继续SETI研究。^[77]德雷克方程（Drake equation）为我们计算宇宙中其他智慧生命的存在提供了一个基础。根据该方程计算，凡具有交流能力的文明，其寿命一般都在一百万年左右。或许我们不应该做这样的计算，而应该计算从“无线电被人类发现”到“无线电频谱出现饱和”这期间的时间——这在地球上不过是一百年。在对地外智能的搜寻中，我们之所以会实现从无线电波到光波的战略转移，不是因为外星人的信号转向了更高频的光波，而是由于“我们”受到所使用工具的限制，我们的交流工具总是我们交流能力的极限。在电影《超时空接触》中，外星人在用女主人公父亲的身份与她交流时，曾向她许诺说他们会减轻她因此而受到的震撼，然而外星人最终却没有给她留下任何证据，让她能证明自己不是仍然生活在自我封闭的唯我论气泡中。

如前所述，SETI研究有一个基本的预设，即所谓非自然的“信号”必然能从自然界的其他东西中脱颖而出。这个预设的基础是“符号领域”日益缩小。浪漫主义时期出了里特尔（Ritter）、谢林（Schelling）这样的思想家，出现了康德的“自然如象形文字”等观念，自然曾被视为以密码写成的一本书；更加古老的思想还认为，自然充满神秘的讯息，只有圣人或占卜的祭司才能够读懂。总而言之，在人类眼中，自然曾经意义丰富；但是后来我们所看到的是，人类赋予自然的意义总量越来越少。现在我们认为，自然界那些明显存在的、作者未知的、我们无法理解的模式——日落、鸟鸣、羊肠、云彩——并非智能生物有意识地留下的作品，因此也不必费心去解读。出于恐惧，我们已经放弃了那可怜的谬误——不是认为万物有灵论，就是认为人类是宇宙的中心。现在看来，我们人类可能是宇宙间的唯一智能秩序，因而人类就不可避免地堕入了无处交流的唯我论深渊。意义可以是客观存在的吗？我们对此缺乏信心；这是导致我们处处感到交流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有些地外研究科学家并没有停留在仅仅接收外星人发来的讯息上，他们还对太空发出了讯息——这些讯息最终也许都是死信。20世纪70年代，萨根等科学家设计了一条讯息，使用“旅行者号”（Voyager）^[78]飞船将其运送至外太空。据说该讯息客观中立，不附带任何外在的主观文化符号。25年之后的今天（指作者写作本书时的世纪之交——译者），我们在阅读该讯息时就已经觉得它像是地外文明发出的了：讯息中70年代的发型、性别形象（通常是男士首先打招呼，女士的站姿则呈一半端庄一半性感状）和种族形象（讯息中的两个地球人显然是白种人，虽然白种人并非地球上的多数人种）。这条讯息本来是要超越地球人的痕迹，可是将其定格在70年代这一历史时刻，却恰好显示出其对人类自身面目的熟视无睹。SETI研究将时间的流逝置换成在宇宙空间中的位移，这给历史哲学提供了一个教训：关于过去，令后人难解的并不是如何获得与这一过去相关的丰富信息，而是如何解释，那些在后来的观察者眼中最明显不过的历史，为什么身处其中的历史人物却对它们完全懵懂无知。通过飞船向外星人送信的尝试几乎有点滑稽。试想，在过去一百年里，人类通过电磁频谱发送信息已经让地球变得多么“暖”（hot）了。外星人为什么会更喜欢“旅行者”飞船上发给他们的信息，而不喜欢《我爱露西》（I Love Lucy）、《暮光之城》（The Twilight Zone）和《吉里根岛》（Gilligan's Island）等剧集，或我们地球人向星际发送的其他信号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大家也许都只能靠猜。SETI科学家有时会表现出一种令人感动的信仰，他们愿意相信外星人和他们有着同样的喜好——喜欢巴赫和数学胜过喜欢摇滚和填字游戏。^[79]

外星人遍布电影、电视和小报。所有这些媒体都号称人类曾与外星人接触过，并由此而感到哀伤或恐怖。与此相反，SETI研究者则谨慎地审查，看是否存在着其他可能的解释；科学家要的是纯粹智慧的、他者的头脑，而不仅仅是读者、脉冲星、背景放射源或掠过的客机或卫星引发的喋喋不休的故事。在他们眼中，自然和自我应该被系统性地排除在外，而不应成为故事的作者。带有传播意图的他者特性必须自己突破干扰，实现信号传送。但是，柏拉图和黑格尔也许会提醒我们说，如果对方不具有激发我们渴望的身体（body），那么是什么东西使我们认为，我们的心灵（mind）可以实现相互接触呢？即使我们被地外智能团团包围，我们仍完全可能像麦克斯韦那里永不可能真正贴在一起的两面透镜那样，永远无法实现与它们的接触。

这实在是关于SETI研究的最奇怪的现象了——我们被许多奇怪的智慧包围着：蜜蜂、鲸鱼、海豚、黑猩猩、DNA分子、计算机、屎壳郎、黏液菌，直至整个地球这个生态系统——然而我们还是觉得孤独，无法交流。^[80]比如，中国文明中存在着那么多的聪明智慧，可是西方对之仍然是那样地无知！^[81]我们尚且不知道如何利用人类自己的智慧，为什么要去追求遥远的外星人的智慧呢？这里我们遭遇的巨大障碍是一种我们无法看见的陌生性——我们自己的面孔。我们像外星人一样，将自己搞得心神不定。那个对我进行跟踪盯梢的鬼魂，其实就是我的“自我”。这个“自我”人人都认识，惟独我自己却从来不能。皮尔士说：“那些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和目光之下的与我们赫然相视的事实，在任何时候都绝对不是最容易辨别得清楚的事实。^[82]我们不能认识自我，这就强化了我们内心的渴望，试图去从外星智能中获得确认。“只有在想象我们自己处于接收端的时候，我们的想象力才会捉襟见肘，无法满足我们的需要。”^[83]这里的症结在于，我们不能与他者进入共同的领域——我们又回到了苏格拉底曾勾勒出的各种交流的失败和扭曲中。

也许，相对而言，问题不在于我们内心的孤独感，而更在于我们对“交流”要求太高。如果我们将交流仅仅看成是偶尔与他者特性的接触，而不是彼此意识的相连，也许我们就不会对地外智能搜寻那么专一执着了。SETI研究给人类带来的真相是什么？真相是我们体验到的“平常”只不过是众多 “不平常”中的一小部分。宇宙中有数十亿计的类似太阳系的星系，而目前所知只有我们所在的这个太阳系能支持生命存在。地球的公转轨道只要稍微再靠近太阳一些，其自转轴再倾斜几度，或者一颗偏离轨道的彗星的撞击等等都足以使地球上不可能出现生命。在地球50亿年的寿命中，人类的历史不过是其千分之一。而我们所知的文明（文字、战争、父权社会）又仅仅是人类历史的千分之一。正如所有浪漫主义者都强调的，我们人类只不过是宇宙中的例外，是罕见的例子，是自然的圆满，也是宇宙获得自我意识的方式。

所以，问题不应是我们该如何突破习惯的泥潭去重新发现隐蔽在各个事物中的陌生之处，而应是去探求，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们竟然相信，世间所有的一切如此奇妙，但却并不是智能力量（如上帝）精心设计和传播的结果。人类首次具有了“枯燥感”（boredom），这是人类一种了不起的成就，而不是上帝创造的奇观。我们的感官只能够捕捉到自然“光谱”中的很小一部分。宇宙射线、彩虹中高于或低于可见光之外的部分、地球的呻吟，都不在我们的感觉范围之内。道德论者就宇宙发表的言论，其正确性已经被自法拉第以来的科学家从实证上证明——我们确实浸润在各种智能的海洋中，对这些智能我们尚不能充分认识，甚至还不能感知。爱默生对招魂术的评论同样适用于SETI研究：既然整个宇宙都是讯息，为什么我们还要如此渴望地仅局限在其一隅不断搜索？SETI研究使人想起梭罗的一句妙语。听说有人要测量瓦尔登湖的深度，梭罗说道：“他们花钱买测量绳，但却不可能测量出他们自己对‘惊奇’（marvellousness）具有的不可测量的感受力。”^[84]19世纪90年代，克鲁克斯、皮尔士、亚当斯，还有其他一些不太知名的人物，脑子突然发昏，竟然希望人能够通过人体发出的自然波（如脑电波）彼此建立联系。然而，这些人通过脑电波实现人际交流的希望由于工具的贫乏而受到限制。也许正是我们带宽（bandwidth）不够，传心术才只能停留在梦想阶段，人的痛感才只能停留在个人身上，民主制度永远受制于会话机制（因为会话每次只容许一人说话）。

我们不应该被那些试图与外星人交流的努力吓倒，而应该认识到，这种交流并无特殊之处；认识到我们和他者（包括地球上和外太空的一切生物）的会话都是通过符号进行的。除此之外，并不存在别的交流方式。这是皮尔士的核心原则——他领导了实用主义者对笛卡儿式层级论（Cartesian hierarchies）的反驳。他的文章《四种无能带来的后果》（Some Consequence of Four Incapacities，1868）直接抨击了“内省”（introspection）和笛卡儿。文章中的交流观念是从行为角度出发的，并对动物或非人的世界开放，将它们作为潜在的交流伙伴。文章并不认为人类心灵具有任何特权。皮尔士借用莎士比亚《一报还一报》中的一句台词，将人类的心灵称为“人玻璃般脆弱的本质”（man's glassy essence）。皮尔士不怕被指控为信奉万物有灵论，他将人和语词之间的关系看成是连续的。“我们可以说，人有意识（consciousness），语词没有意识；然而意识是一个很模糊的字眼……意识不过是一种感觉，它不过是‘人—符号’（men-sign）所具有的物质属性的一部分。”倘若语词没有意识，那么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说人有意识呢？换句话说，意义（significance）并不需要一个生命体作为其载体，语词本身就可以放射出意义，就像留声机或照片能够用客观的形式承载思想一样。皮尔士认为，“人不是别的什么，而只不过是一个符号，它涉及的是一般性理念（general idea）。”后来，他甚至得出更加极端的结论说：“每个一般性理念都具有人类个体的统一的生命情感。”^[85]因此，“是否具有生命”这一标准就不足以将人与符号区别开来。“‘人—符号’这个存在物获得了信息，就获得了更多的意义，超过了其从前的意涵。然而语词也是这样的。”语词具有的意义是人赋予的，但是人的意义却无法超越语词所能赋予他们的意义之外。语词有其联系和共同体，正如人或动物一样。“因而实际上，人和语词互相教育，相互促进；人的信息的每一次增加，都涉及一个语词所含信息的相应增加；反之亦然。”^[86]

皮尔士的主张批判了笛卡儿式的专横，但它并不是一种符号泛灵论，它并不认为意义具有客观实在性（符号学家都极端反对“意义具有客观实在性”这一说法）。皮尔士想做的是，尽力邀请我们进入一个充满爱心的共同体，这里有各种形式的智能，它们都是我们这样或那样的伙伴，至少在未来某个时刻将成为我们的伙伴。不错，皮尔士那里的“进化的爱”（evolutionary love）和“团体人格”（corporate personality），作为实用主义传统提出的概念，让人觉得妙不可言但又别扭怪异；而且很明显，皮尔士相信（与詹姆斯不同）人际“心灵的共享”最终是可能的；他还认为，可以将他“符号具有独立的智能”的主张看成是他对“可交流宇宙”作出的回应。在这个“可交流宇宙”中，每个人都服从于新的运动法则，将自己分散到符号能发挥作用的一切领域。^[87]我们成为符号寄生的宿主，符号就像外来的孢子一样将我们全面包围。我们不必说，符号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符号背后存在着一个有生命的心灵；我们更应将心灵本身视为一种符号，只不过该符号附带了一个必死的血肉之躯。符号和我们一样具有意识，它们也有内在的生命。从历史的意义上来看，皮尔士的符号理论得益于他那个时代，那是一个媒介可以储存智能的时代。

由此可见，皮尔士和詹姆斯都不是某种人本主义的捍卫者，他们并不像人本主义者那样将“人”视为衡量万物的尺度。相反，他们认识到我们人身上存在的非人的一面，就是说，我们总是会表现出高于或低于人的特性。他们两人都有一种悲悯气质，而这正是其他反人本主义者，如行为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常常缺乏的。皮尔士和詹姆斯并不赞成“人的内心生活（inner life）是心灵主义（mentalist）的虚构”这一观点，而是认为，人的内在性常常以他者的面目出现，而且人的内心生活的表现形式多样，分布在我们经验的各个领域；我们最好不要将我们的内心生活看成是由一个由“小矮人”（homunculus）操纵的控制台，而应将其看成是我们的一种行为，该行为与我们所做的其他一切是彼此连续而非隔离的；我们的内在和外在是同一个莫比乌斯带的两个侧面；我们尊重而不是贬低内心生活的丰富性，认为它是我们众多种复杂行为中的一种，它和我们的其他行为并无明显的差别。

实用主义者告诉我们，我们之所以要爱护儿童、动物、精神病人、残疾人、幽灵和死者、外星人和大自然，并不是因为他们具有潜在的内在理性生活，因而应得到我们的承认（笛卡儿作如是观），而是因为他们和我们共享这个世界，而且与我们有一样的形态。我们应该爱护动物，并不是因为它们同样有心灵，而是因为它们和我们一样有脊椎骨、需要氧气或有痛感。我们对其他生灵有义务，并不是因为我们能够开发它们的内心生活，而是因为我们和它们有着共同的原始血缘关系，经历了共同的生物史，我们与它们只不过是不同的智能生命形式而已，都是上帝或自然认为合适而创造出来的。在我们能够和它们进行精神接触之前，我们和它们之间的血缘关系早就被写进了我们的身体（这是实用主义者从爱默生和达尔文那里学到的一课）。因此人类和非人类生灵之间需要彼此同情和关怀，这是一个常识问题，而不是一个“我们了解其他心灵是否可能”的认识论困境。针对由唯我论造成的“人际传播不可能”的僵局，詹姆斯说过这样几句话：“人们看见自己的身体与其他生灵共享着同样的空间，迈步在同样的土地上，嬉戏在同样的水中，通过同样的空气发出共鸣，玩着同样的游戏，从同一个碟子中取食，他们就不会相信唯我论视角下众多个人世界之间的不可交流性了。”

人们对交流之不可能表示担心。对此，实用主义者提出了一个行为主义的问题：我们是不是真的在彼此合作？但这种抽象思辨层次上的不可能性最终被人类交流的实际可爱形式战胜了。在这里，“实用性观点将形而上学的复杂性像蛛网一样轻轻抹掉了”。^[88]

认识到以上这一点，不禁使我们内心更加充满柔情，使我们承认，在面对令人敬畏的陌生性（strangeness）时，我们“玻璃般的本质”（glassy essence）是无力的。“是否具有‘内在意识’”已不再是判断是否具有人性的标准。我们如果拒绝去探索内心生活，作为后果，它或者会导致我们走向更加咄咄逼人的方向——剥夺一切生灵的内心生活（某些形式的行为主义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否认内心生活的存在，将一切都归结于外在行为）；或者会导致我们走向更广阔更有价值的方向——赋予一切生灵以内在性，这种内在性令人惊叹，却难以为人类所理解，这就如爱默生和惠特曼那样，热情地欢迎整个宇宙中的万类霜天，这是一种最完美和最全面的民主观念。真正的民主必须包括比人类范围更广阔的生灵，因为人类自己中间就包括多种创造物。完全的民主应该跨越物种、种族、地区、年龄，也应该超越人类，这即是爱默生所谓的“化学性质的民主”（the democracy of chemistry）——即使死者也在应邀之列。

20世纪的交流问题，与其说是因人与外星人、动物和机器这些奇异伙伴交流而起的问题，不如说是源于我们自身的问题。如前所述，奇异的并不是这些伙伴，而是我们自己，对此我们竟然没有认识到，这已然是一种失败了。存在于我们和这些伙伴之间的一切鸿沟，与它们交流的失败，其实同时也存在于我们人类自己中间。但是，外星人、动物和机器给我们指明了一条路径，使我们可以去想象一下，生活在不同世界之中会是什么样子。请想想海豚吧。它们没有手，因而没有手工作品（works）——更没有武器、没有记录、没有历史、没有政府、没有财产、没有法律、没有犯罪、没有惩罚。^[89]海豚没有固定的配偶，可是一切海豚彼此都是亲属。它们真是马克思所梦想的共产主义的田园牧歌。在它们的乐园里，根本不存在什么禁果会导致它们被驱逐出伊甸园。它们裸体而不害羞。它们就像我们之中的某些异类（aliens）；女性是人类中的另外一些异类，正如男性一样；自我也是这样的异类——我来自外层空间（古人是知道这一点的）。我是困扰一切的不明飞行物（诺瓦利斯、柯勒律治、爱默生都知道这一点）。就这样，海豚歌唱、交配、游戏、进食、游水。它们翻滚嬉游，没有二等公民之虞。可以设想，它们之间该有着多么美妙的集体诗歌、口传历史、跨越数百海里的讨论交响乐、柔情蜜意和相互关爱啊。它们的声音传递数百英里，因此它们可以进行完全不同步的对话，它们之间的友谊该有多么深厚；在同伴误入渔网、落入杀人鲸肚腹时，它们又会多么地悲痛欲绝。它们之间的哲学对话会有多么深刻，为之它们虽然不作记录，但却用共同的意识去倾听。所有的会话都是对它们中的共同档案的解读，因为会话中的交换发言在跨越汪洋大海后仍会以独特的顺序传给每一只参与会话的海豚，它们各自的每一次应答都同时又是真正的新的开始。在它们中间，对话和撒播一定彼此难以区别。大海一定是“集市”这一原初的论坛。海豚之间没有痛苦的辩论或搏斗，因为它们没有技压群芳独占鳌头的驱动力。它们发明的口头作品是集体的创作成果。它们的生活是为了展示一流水平的生活。倘若它们的视觉和其听觉一样先进，它们之间也许不会存在民主所具有的最大弊端：在我们所谓的民主中，人们只能一次让一个人说话，也只能一次听一个人说话。也许海豚们能够同时听许多其他海豚说话；它们不会由于听说能力不匹配而饱受纠结；而对于人类，正是这种不匹配导致了民主的规模受到限制。海豚的聚会总是真正的聚会，这是真正的多边对话：每一只海豚都可以说话，每一只海豚都被聆听。整个20世纪，人类都在努力实现与非人类生灵的接触，而以上这一交流视野也许是我们从过去整个世纪的努力中应得的收获。

[1]这种“非亲身在场”（disembodiment）是这两部专著的核心主题：Niklas Luhmann，Social Systems，trans. John Bednarz Jr. with Dirk Baeke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and John B. Thompson，The Media and Modernity：A Social Theory of the Media（Cambridge：Polity Press，1995）。

[2]参见：Donna J. Haraway，Simians，Cyborgs，and Women：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New York：Routledge，1991）。

[3]古希腊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上镂刻着这样一句话：“认识你自己，万事勿过度”。古希腊将它奉为“神谕”，是最高智慧的象征，苏格拉底将它作为人生的原则和信条。他认为，哲学的目的就是教导人们懂得怎样过道德的生活，帮助人们认识永恒的道德概念；而要对真正的善有所认识，人们首先必须认识自己，认识到自己实际上是一无所知的，这是改善心灵、培养道德的基础和出发点。——译者

[4]他者认同，最早由美国电影理论家和艺术史家卡雅·西尔沃曼（Kaja Silverman）提出，即基于自我之外的认同，与“同类相融（cannibalistic）认同”相对。“他者认同”是与疏远与距离的风险相联系的，但是它能使主体超越由文化遮蔽所规定的规范模式，从而具有社会性的活力。——译者

[5]Wired 4，7（1996）：n.p。作者在此使用该例是要说明，日立公司的广告尽管是在推销其现代技术产品，但仍需要引用传心术这种前现代的交流梦想作比喻。——译者

[6]拉丁语，意为“同事（或同辈）中居首位者（或最年长者），（团体的）发言人”。——译者

[7]New York Times，14 July 1996，17.

[8]Theodor W. Adorno，Minima Moralia：Reflections from Damaged Life，trans. E. F. N. Jephcott（1944-51； London：Verso，1974），105.

[9]Rene Descartes，“Discourse on Method” and “The Meditations”，trans. F. E. Sutcliffe（New York：Penguin，1968），72-76（discourse 6）.

[10]Descartes，“Discourse on Method” and “The Meditations”，163（meditation 6）.

[11]Descartes，“Discourse on Method” and “The Meditations”，74-76（discourse 6）。本段的所有其他引文都源于此，同样的论证方式，也为后来的虚无主义者所采用，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

[12]Carolgn Merchant，The Death of Nature：Woman，Ecology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San Fransisco：Harper and Row，1980）.

[13]Friedrich A. Kittler，Grammophon，Film，Typewriter（Berlin：Brinkmann und Bose，1986），30.

[14]此处R2D2是科幻片《星球大战》中的桶形机器人；人形机器人是《星际迷航》（Star Trek）中的角色之一，名为“数据中尉”；复制人是《银翼杀手》（The Blade Runner）中的角色。——译者

[15]Haraway，Simians，Cyborgs，and Women； N. Katherine Hayles，Chaos Bound：Orderly Disorder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nd Scienc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0）； Anne Balsamo，Technologies of the Gendered Body：Reading Cyborg Women（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6）； and Claudia Springer，Electronic Eros：Bodies and Desire in the Postindustrial Age（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96）.

[16]图灵的同性恋性取向此时尚不为人所知，但事后想来，他当时进行这种“猜性别”的游戏，似乎也不令人觉得太奇怪。——译者

[17]Alan M. Turing，“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Mind 59（1950）：433-460。此处所有引用均引自第434页。

[18]Judith Butler，Gender Trouble：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New York：Routledge，1990）.

[19]指交流双方脱离自己的肉体，仅凭双方的媒介化表征进行的交流。彼得斯在全书范围内都将媒介化的人称为“幻象”或“鬼魂”。——译者

[20]谷歌开发的移动设备操作系统名字为“安卓”（Android），意为“人形机器人”。参照图灵对“人形”的看法，让人感觉意味深长。——译者

[21]Alan M. Turing，May 1951 radio talk，引自Andrew Hodges，Alan Turing：The Enigma（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83），420。

[22]Turing，“Computing Machinery”，434，435.

[23]即仿生机器人，指具有机器特征的自然人，或具有自然人特征的机器。——译者

[24]Turing，“Computing Machinery”，443，444，445，447.

[25]Turing，“Computing Machinery”，446.

[26]Hodges，Alan Turing，425，421，423，426.

[27]Kittler，Grammophon，Film，Typewriter，31.

[28]作者在此处是“play with words”。原文使用的单词为“discrete”，意为“断裂的，非连续的”。该词有一个同音异形词discreet，意为“审慎的或得体的”。一个单词，一音表二意，这给翻译造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只能对该词进行音译，作“迪斯克里特”。——译者

[29]图灵也指出，“聪明机”也可能故意犯错，或故意延迟给出答案以显得自己更像人类。它如果显得太完美就会露馅，显露出它不是人而是机器。

[30]Walter Benjamin，“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in Illuminations，trans. Harry Zohn，ed. Hannah Arendt（New York：Schocken，1968），222.(www.xing528.com)

[31]罗杰尔·韦登（Rogier van der Weyden，1399—1464），15世纪佛兰德斯（今比利时）画家。善于画人物表情丰富的宗教画。——译者

[32]Claude Levi-Strauss，The Savage Mind（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6），10.

[33]关于这些问题的更深入讨论，请参见：John Durham Peters，“The Ambivalent Iconoclasm of Kierkegaard and Benjamin，” in The Image in Dispute，ed. Dudley Andrew（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97），9-31.

[34]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将符号学分解为“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即指称物。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自由选择的，对于使用它的语言社会来说，这一关系又是强制的。——译者

[35]阿兰·梅吉尔（Allan Megill）指出，历史上确实存在一位皮埃尔·梅纳尔，是20世纪早期一名法国哲学家，对笛卡儿尤为感兴趣。

[36]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指出这些文字碰巧都与翻译、迷宫以及犹太神秘哲学有关——这些都是博尔赫斯的主题，参见：After Babel：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70。

[37]Jorge Luis Borges，“Del rigor en la ciencia”，in Historia universal de la infamia（Buenos Aires：Emece，1958），131-132。博尔赫斯在小说《地图》（Plot）中讲过一个故事，说帝国的绘图员绘制了一幅非常详尽的地图，竟然能覆盖全部国土。后来帝国败落之后，这张地图也磨损了，最后毁坏了，只是在沙漠上还能辨别出一些残片。

[38]G. W. F. Hegel，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Religion：The Lectures of 1827，ed. Peter C. Hodgson，trans. R. F. Brown，P. C. Hodgson，and M. Stewart with the assistance of H. S. Harri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442.

[39]David J. Depew，“Humans and Other Political Animals in Aristotle's History of Animals”，Phronesis 40，2（1995）：156-181.

[40]圣方济各（Saint Francis，1182—1226），被尊为基督教历史上最受爱戴的圣徒之一，于13世纪初创建了圣方济各修会，在基督教历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译者

[41]Michel de Montaigne，Essays II，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ed. Robert Maynard Hutchins，vol.25（1580； Chicago：Encyclopaedia Britannica，1952），206.

[42]Montaigne，Essays II，215.

[43]Thomas A. Sebeok，“Zoosemiotics：At the Intersection of Nature and Culture”，in The Tell-Tale Sign：A Survey of Semiotics，ed. Thomas A. Sebeok（Lisse，Netherlands：Peter de Ridder，1975），88.

[44]Charles Morris，Language，Signs，and Behavior（New York：Prentice-Hall，1946），53-54.

[45]Morris，Language，Signs，and Behavior，55.

[46]William James：The Essential Writings，ed. Bruce Wilshire（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1），vii.

[47]Hubris，源自希腊语，意思为“固执、性格狂妄、高傲自大、过于自信或骄傲”，常常是某些戏剧，尤其是希腊悲剧中某些主人公的根本弱点，也指人类因其自负而造成对自然规律的违反继而带来悲剧性后果。——译者

[48]参见：Richard Poirier，“Writing off the Self”，Raritan 1（summer 1981）：106-133，and Anita Kermode，“William James and His Cuttlefish”，Raritan 2（winter 1982）：115-119。

[49]Ralph Waldo Emerson，“History”（1841），in Selected Writings of Emerson，ed. Donald McQuade（New York：Modern Library，1981），127.

[50]Ralph Waldo Emerson，“Nature”（1836），in Selected Writings of Emerson， ed. Donald McQuade（New York：Modern Library，1981），7.

[51]关于对这类兴趣的哲学史分析，参见：Lewis White Beck，“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t Life”，in Extraterrestrials：Science and Alien Intelligence，ed. Edward Regis J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3-18。

[52]有时也称CETI [communication（or contact）with 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ce]，即“与地外智能交流或接触”。

[53]无理数，即无限不循环小数，如圆周率π=3.141592653589793……无理数是有理数集以外的一种新的数，是由于人们对度量的需要而产生的。——译者

[54]Dennis Overbye，“The Big Ear”，Omni 13（December 1990）：44。弗兰克·德雷克指出，在SETI中，我们最有可能联系上的是那些长生不老而又有着巨大耐心等待我们回复的生命体。

[55]David Graham，“Intergalactic Conversations”，Technology Review 96（February-March 1993）：20-21.

[56]James C. Fletcher quoted in Roger D. Launius，“A Western Mormon in Washington，D.C.：James C. Fletcher，NASA，and the Final Frontier”，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64（May 1995）：233.

[57]Ian Hacking，“Telepathy：Origins of Randomization in Experimental Design”，Isis 79（1988）：427-451.

[58]Stanislaw Lem，His Master's Voice，trans. Michael Kandel（New York：Harvest/HBJ，1968）.

[59]Nigel Calder，Radio Astronomy（New York：Roy，1958），11.

[60]Oliver Lodge，Raymond，or Life and Death，with Examples of the Evidence of Survival of Memory and Affection after Death（New York：Doran，1916），389.

[61]湿婆，印度神话中的重要神祇，与梵天、毗湿奴并称为印度教三大主神；是毁灭之神、苦行之神和舞蹈之神；他有三只眼睛，手持三股叉，终年住在雪山上苦修；他创造出刚柔两种舞蹈，被尊为“舞王”。——译者

[62]Giuseppe Cocconi and Philip Morrison，“Searching for Interstellar Communications”，Nature 184（19 September 1959）：844.

[63]R. N. Bracewell，“Communications from Superior Galactic Communities”，Nature 185（28 May 1960）：671.

[64]质数，只有1和其本身作为其因子的数。——译者

[65]S. A. Kaplan，“Exosociology：The Search for Signals from Extraterrestrial Civilizations”，in Extraterrestrial Civilizations：Problems of Interstellar Communication，ed. S. A. Kaplan，trans. from Russian（Jerusalem：Keter Press，1971），7.

[66]Graham，“Intergalactic Conversations”，20.

[67]Lem，His Master's Voice，103.

[68]Freeman Dyson，“Search for Artificial Stellar Sources of Infrared Radiation”，Science 131（1959）：1667-1668。戴森与牛津大学还有一层关系——他1945年从牛津大学获得数学学士学位。

[69]这里原句的用词为“staring into the abyss”（逼视深渊），显然能让读者联想到尼采的一句名言：“那些与各种怪兽搏斗的人也该小心，以免自己因此也变成怪兽。如果你久久地逼视着深渊，深渊也会看透你的心灵。”——译者

[70]Cocconi and Morrison，“Searching for Interstellar Communications”，846.

[71]Alan Lightman，“E. T. Call Harvard”，Science 85（September 1985）：20-22.

[72]Gregg Easterbrook，“Are We Alone？” Atlantic Monthly，August 1988，27.

[73]信号强调其技术和中立特征；讯息则是带着传者意图，或仅能为特定受者理解的信息。——译者

[74]L. M. Gindilis，“The Possibility of Radio Communication with Extraterrestrial Civilizations”，in Extraterrestrial Civilizations：Problems of Interstellar Communication，ed. S. A. Kaplan，trans. From Russian（Jerusalem：Keter Press，1971），103-108。东欧科学家在这些科学研究以及相关主题的文学电影表现上均领先世界。

[75]“表明身份”（identify oneself）是黑格尔式奇观（Hegelian wonder）中的一个短语。

[76]Kent Cullers，quoted in Overbye，“Big Ear”，48.

[77]Robert Naeye，“SETI at the Crossroads”，Sky and Telescope，November 1992，514.

[78]据2013年9月12日新闻报道，美国宇航局（NASA）于1977年9月5日发射的“旅行者1号”（Voyager 1）无人太空探测器已经飞出了太阳系。这是现时离地球最远的人造飞行器，也是第一个进入星际空间的人造物体。截至2013年，“旅行者1号”的这趟旅程花费了足足36年，距离地球116亿英里（约187亿公里）。——译者

[79]Mother Earth News 122（March-April 1990）。此刊物的20周年纪念刊发表了《致伟大蓝色星球的一封信》，为人类造成的糟糕的环境向地球致歉。

[80]这些精彩的观点引自：Anthony Weston，“Radio Astronomy as Epistemology：Some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n the Contemporary Search for 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ce”，Monist 71，1（1988）：88-100。

[81]Naeye，“SETI at the Crossroads”，515.

[82]Charles Sanders Peirce，“The Law of Mind”，Monist 2，4（1892）：559.

[83]Weston，“Radio Astronomy as Epistemology”，91.

[84]Henry David Thoreau，Walden（1854； New York：Norton，1975），189.

[85]Charles Sanders Peirce，“Man's Glassy Essence”，Monist 3，1（1892）：2l.

[86]Charles Sanders Peirce，“Some Consequences of Four Incapacities”（1868），in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Peirce，ed. Justus Buchler（New York：Dover，1955），249.

[87]与此相关的一个有帮助的解读/点评，请参见：Jürgen Habermas，“Peirce and Communication”，in Peirce and Contemporary Thought，ed. Kenneth Laine Ketner（New York：Fordham University Press，1995），243-266。

[88]William James，“The Function of Cognition”，in The Writings of William James：A Comprehensive Edition，ed. John J. McDermott（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7），146.

[89]Loren Eiseley，“The Long Loneliness：Man and the Porpoise”，in A Writer's Reader，ed. Donald Hall and D. L. Emblen（Boston：Little，Brown，1979），140-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