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情：动物与人类的情感联系

与借助天使相比，人们更多地借助动物作为主要参照对象来思考人类的际遇。一般来说，动物物种之间的障碍总是最容易渗透的，至少在想象中是如此。假如我们相信黑格尔的话，在他看来，伊甸园就是一个动物园。^[38]在伊甸园里，第一件事情就是给动物命名，亚当和夏娃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就能够和一条蛇交流。在人类的多种文化中，普遍存在着动物图腾崇拜，由此可见，长期以来，动物显然一直被当作人类自我定义的镜子。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动物社会始终是政治学理论有趣的参照。^[39]古希腊人，以及后来的哲人席勒、马克思和阿伦特都认为，动物有社会（在同类间存在合作），但没有政治（进行集体决策以采取正确行动）。在犹太-基督教的传统中，与动物交流的能力和智慧及神圣如影随形，携手并进——比如所罗门和圣方济各^[40]。长期以来，动物就被用来譬喻人类社会中的他者，而且还被用作给人类治病的实验动物。蒙田这样写道：“罗马人在习惯了各种屠杀动物的奇观后，又开始习惯于各种屠杀人的奇观，习惯于各种屠杀角斗士的奇观。”^[41]动物的境遇长期被用作描述人类境遇的政治譬喻，并成为动物权益保护运动背后的主要动因。

然而，识别动物交流行为的科学努力直到19世纪后期才开始出现，如达尔文、埃斯皮诺斯（Espinas）的研究等等。当时一些不够精细的研究甚至会得出一些可笑而令人尴尬的发现。据说，一匹名叫“聪明的汉斯”的德国马会通过敲马蹄的次数来做简单的算术——这种交流方式和招魂术里的敲打者（rapper）不无相似之处。后来人们才发现，原来汉斯是根据其主人无意识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来判断是否该停止敲击。它的所谓独立的智能纯粹是模仿。“聪明的汉斯”综合征后来成了动物研究者喜欢引用的教训，以提醒我们需要谨慎，不能将我们自己投射到动物身上。这也是卡夫卡的担忧之一。他担心我们看到的所谓他者的表演也许仅仅是我们自我的表演或投射。“聪明的汉斯”的例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误交流（miscommunication）的经典场景：一场貌似顺利的互动结果对不同的参与者各具意义，且彼此差异极大。在他者的“内在性”被遮蔽的地方，投射、他者特性和腹语带来的问题就会变得很尖锐（人与人首次相遇时的情形几乎都是这样）。当双方的共同记忆比较少时，引起严重误解的潜在可能性则会很大。正如蒙田所云：“那些阻碍它们（动物）和我们交流的种种缺陷，固然存在于它们身上，但为什么就不可能也存在于我们身上呢？”^[42]

在20 世纪，凭借丰富的动物行为学（ethology，这是穆勒为了研究人的特征，在《逻辑体系》一书中首创的一个术语）研究传统，在破译动物交流密码方面，人类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方面的成就有：洛伦兹对鸭子的研究、弗里希（Frisch）对蜜蜂的研究、马勒和哈特肖恩（Marler and Hartshorne）对鸟类鸣叫的研究、廷伯根（Tinbergen）对海鸥的研究、霍尔多布勒和威尔逊（Holldobler and Wilson）对蚂蚁的研究，古道尔、萨维兹-伦堡和普里马克（Goodall，Savage-Rumbaugh and Premack）对猿类的研究，黎利（Lilly）对海豚的研究，以及巴提森、塞博克与哈拉维（Bateson，Sebeok and Haraway）等就动物行为提出的一般学说等等。托马斯·塞博克研究“动物符号学”（zoosemiotics），他将解读动物交流密码比喻为密码破译专家的工作。他说，动物符号学家“接收动物发出的并非以他为目标读者的讯息，最初他浑然不知该用什么转换规则去理解”。^[43]这是我们试图诠释截获到的文本时遇到的一个常见问题。“交流”这个观念一方面能使我们避免失联（disconnections），但同时却又使“失联”更加成为核心问题。莫里斯（Charles Morris）1946 年说过：“所有的讨论归根到底都是：语言是否为人类所独有。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术语的使用问题。如果这里我们将‘语言’等同于‘交流’，那么毫无疑问，动物是有语言的。”^[44]在信息论问世的前夜，莫里斯提出了一个跨越物种界限的“交流”观念。这时，莫里斯身上的实用主义特征体现得非常明显（平常他身上的实用主义常常被实证主义遮蔽了）。他作了这样的总结：“连续性的存在和非连续性的存在一样，都是千真万确的；在符号—行为上，人类和动物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都是千真万确的。”^[45]就像在梅斯梅尔催眠术和传心术中一样，交流这个观念比语言或言语的观念更松散，也比它们具有更加深刻的非物质特性。“交流”的这一特点使它作为一个概念走向了更加难以名状的普遍模糊。这里，我并不认为，如果过去我们给“人”的定义是“具有交流能力的动物”，现在由于日益拓宽的人和非人的“他者”，这个定义就面临着挑战，从而出现人的“定义危机”。相反，我想要说的是，“交流”这一观念之所以被提出，正好说明了这个定义危机的存在，也正是对这个定义危机的应对。“交流”这新一观念容许肉体不在场而实现接触，这种接触对交流者（动物、人、机器）的身体形式并不关注，甚至对交流者“是否存在着有机体”都无所谓[如留声机在人的肉体存在结束后，仍可以人去留声，而电脑的“记忆力”（memory，即内存）则根本与有机体没有关系]。19世纪，机器获得了据说是只有人类才具有的能力（如语言能力、记忆能力），人类与动物之间在智力和物理上的隔膜已经变得越来越可以相互渗透（这一隔膜在童话和神话中一直是一捅就破）。这些趋势同时将人推向动物性和机械性（animality and mechanism）两个方向。如果说，图灵实验是为了寻找“隐藏在机器中的有机体”的话，动物交流研究则是为了在不同形态和物种的身体中寻找与人类同类的智能，是为了寻找存在于人和动物之间的亲和——一种超越人自身品性的亲和。“交流”提供给我们的是有关“人”的一种形象，这样的人不是处于野兽和天使之间的本体论阶梯上的一级，而是作为一个节点，存在于生物网络和信息流环路中。

研究动物交流的学术文献浩如烟海，这里我只想结合我的总体观点，简单阐述一下20世纪的动物交流研究。从学术上而言，与动物交流是为了探索和测量非人类智能。这种智能似乎或者缺乏内在性，或者不能像我们接触它们那样，以同样的媒介来回应我们——这与我们在接触自然或死者时遇到的问题相似。我们与自然和死者共同生活（commune），而不是与之交流（communicate）。这里的挑战是，在与动物交流的过程中，我们要克服人的特性对我们的影响，以便识别和承认一个不自知的他者特性。在我们对家畜的态度上，或在童话和图腾崇拜中，我们总是直率地将我们的认识投射到动物身上，而维特根斯坦则告诉我们一个更加严酷的事实：一头狮子即使会说话，我们仍然听不懂它。图灵曾经是维特根斯坦在牛津大学的学生，偶尔才去上维氏的课，而且在课堂上有时还表达出和老师不同的观点。维特根斯坦的“狮子说话”的观点和图灵的实验是对立的。维特根斯坦认为，作为交流的结果，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既可以是由一方独自对符号的操纵，也可以来自双方共同生活于其间的或共同体现的各种实践。我们要生活在狮子的肚子里，体会它的生活形态，才能够理解狮子说的话。

动物行为学研究清楚显示，昆虫、鸟类、有蹄类、猿类和鲸类等等动物能使用复杂的信号系统；它也揭示了大量令人惊叹的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的跨物种纽带和关系。然而，对那个感情色彩浓厚的“交流”问题，我们恐怕永远不可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动物行为学的全部目的都是为了寻求一个跨界空间，使得人类在与动物的对话中，能够在后者身上找到人类所想象的自己的另外一半。如果我们的研究目的仅限于回答“人与动物能否合作完成各种任务”这一问题，那这样的研究并没有什么紧迫性，而且答案也很明显：当然是不可能的。“交流”的缺乏从来就没有阻挡人与动物生活于共同的社区。除了“交流”之外，人类几千年来对动物的残酷剥削，以及（相对而言历史较短的）对家庭宠物的豢养，还提供了两种额外的人与动物的关系模式——对动物的统治模式和人类对动物的情感投射模式。

我们试图实现和动物交流的梦想。这背后的驱动力量之一，是黑格尔式的魔力，即获得承认的渴望，也是贝尔在电话试验成功时，对他的合作伙伴华生说的第一句话：“过来，我要你。”此前还没有一种上帝造物能够站起来说，我承认你承认我（I recognize you recognizing me），我是你的，你能够抓住我。我们与动物交流的梦想是试图发现一种异类智能，它向我们充满爱心地开放。不过，只要动物能向我们发出友谊的象征，这就已经足够，我们并不必须与它们进行灵魂上的接触。苏格拉底在《斐德罗篇》（259a-b）中关于蝉鸣的一段话说得好：“如果它们看见我们说话，看见我们围绕着它们航行，好像它们是魅人的海妖一样，它们会很高兴，会立即将来自神的礼物送给我们。只要能给凡人的，它们便会给我们。”正是因为认识到交流的不可能，所以神的恩赐才随之降临于我们。(www.xing528.com)

1873年，威廉·詹姆斯看到巴纳姆动物园中的大象和老虎，他写下这样一段话：

我不太可能希望与这些动物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同情。我们对某些畸形的、令人厌恶的人类生活也缺乏同情，但我们对动物的缺乏同情与对以上人类生活的缺乏同情不一样。这些动物的存在令人惊叹，以至于你想在一定程度上与之共享、与之合作或与之共谋。你傲慢地自称能理解世界，可它们对你而言却显得如此陌生，你不免会心生迷乱。你曾具有一种克制和道德的心理，据此你傲慢地认为，生活的真正意义不是别的，而在于“我”的行动。但是动物们令人惊叹绝妙，使你的克制和道德心理不由得产生动摇。事实上，伟大的生命世界，一个与“我”的行动完全无关的世界，却是如此真实！^[46]

面对非人类生命，詹姆斯既感到不可能与之接触，又渴望与之共享同类情谊。在动物面前，他没有吹嘘人类的知识，而是哀叹人类知识的不足。在他者特性面前，他为之感到震惊，他希望不仅仅以“知”（knowing）的方式，还希望以更多其他的方式——如分享、合作、共谋——去与动物互动。詹姆斯所遵循的传统是一个能够看到人与动物之间的契合如何能摧毁人类在知识论上的自大（hubris）^[47]的传统。^[48]这是爱默生奠定的传统。爱默生说：“我认为我们所占有的实际知识，其价值非常低廉。你听墙里的老鼠、篱笆上的蜥蜴、脚下的蘑菇、树桩上的青苔。从情感和道德角度说，我对这些生命世界又知道多少呢？”^[49]

超验主义思想本能地感应到人与非人生物之间存在着的一种私密的亲属关系。“田野和树林给我的最大的快乐是，它们暗示人与植物之间存在着一种超自然的关系。”^[50]梭罗在《瓦尔登湖》中说，我如夜间的玉米一样生长。他问，难道我不是和土地彼此通灵吗？人若不是一团化冻的泥土又是什么呢？我自己难道不是植物和霉菌的一部分吗？和非人世界之间的共情关系是我们要接受的道德教育和审美教育，也许我们可以用这种教育来代替我们对“交流”的迫切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