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的奇异之处：触摸与传播的观念史

库利认为，传播已经使原有的距离尺度过时。在他和他同时代人所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世界，由于各种新媒介的涌现，人类的各种幽灵形象已经开始四处涌动。他并不认为中介性传播有什么离奇或值得怀疑的地方。后来的媒介文化发展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人类的交流中，人体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保持缺席。实际情况是，这种缺席是有限度的，身体接触不可能被永远压抑。以电话为例，尽管其最初的发展充满曲折，但后来便获得了稳固的地位，并成为我们与不在身旁的人保持“个人化接触”（personal touch）的有效手段。与此同时，无线电技术（广播和电视）则沿相反的方向发展，其受众变得分散而普遍。原则上说，电话和无线电技术，既可以是容纳许多声音的中央交换系统（如多订户共线服务或广播电台服务等），也可以是一对一联络的手段（手机或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广播）。电话和无线电的应用不同，问题不在于它们媒介属性不同，而在于参与听说的社会群体的不同。当时，技术被用来聚合受众，这已是媒介技术部署的惯例。广播所传播的讯息，针对的是低清晰度的匿名受众群体；而电话所传播的讯息，针对的则是高清晰度的具体受众群体。

在电话系统出现的黎明时刻，电话中的“个人化接触”无所不在。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还没有电话号码，每一次通话都需要接线员的帮助。接线员为电话用户接通通话之前，先得在总机交换台上找到贴有电话用户名字的插孔。实际上，贝尔电话公司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说服顾客改用电话号码。即使在改制之后，许多地方的交换机还是在数字之前加上了地域前缀——如费城的号码就是：费城-6-5000。即使引入了电话号码，和前述邮政系统一样，在电话中只让两个人进行私密通话的观念还是姗姗来迟。早期需要解决的一个技术问题是，如何在整个系统中拨打电话时，只让被叫号响铃，而不是所有号码同时作响。和一切复制性（传输与记录）媒介一样，电话本质上是一种公共媒介。正如19世纪50年代开始实施的邮政匿名措施，以及沃伦和布兰戴斯19世纪90年代谋求建立的隐私权，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电话公司的老板们努力确保电话能成为单个通话者双方之间的私密渠道。^[60]他们在这里的任务是要驯化电话这个媒介，用“交流”的专注性来取代其多重性。在电话自动交换机出现之前，接通电话的中介一般都是总机接线员。此前我们已经见过这样的人——招魂术中的灵媒以及抄书人巴特比——他们都是被动的、中性的或女性的身份，坐在信息发送设备前提供服务。19世纪90年代，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家报纸曾经对接线生作过这样的报道：“这些女青年是自动机……她们看上去像冰山一样冷漠无情。”一本早期的培训教材作了这样的规定：每名“接线生必须被训练成近乎完美的楷模，成为一种有血有肉的机器，她们必须是速度和礼貌的典范；她们充满灵性，行动如闪电，精确无瑕疵；说话必须温柔谦和，而不能显得斩钉截铁，无可商量”。^[61]上述描写至少有一个明白晓畅的优点：接线员的身体——其声音、姿态和疲惫——和打字员一样，是在心理上和技术上都讲求纪律严明的关键所在。^[62]电话接线员预示着后来的所谓生物机器人（cyborg）的来临。生物机器人由电线和有机体组成，性别模糊。^[63]像招魂术中的灵媒一样，接线员栖息在一个深深嵌于生理和心理之间的跨界空间。她们的女性身体隐藏在一个全国通信网的核心位置，以不带感情的声音说话，她们是一个原型性^[64]（archetypal）的角色。

在大众文化中，接线员总是被塑造成女主角或女英雄（heroine）：她们了解每个人的习惯，能够在紧急情况下召集相关当事人；她们是月下红娘、救生尖兵或善心天使；她们总是扮演着跨界人或居间人的角色。^[65]

像狄奥提玛对苏格拉底所说的爱欲一样，接线员的工作也是弥合鸿沟，鸿雁传书。实际上，接线员的声音来回飘荡，洋溢着一种很性感的东西。正如一位美国经理人1905年所说：“有一位女孩子的声音从电话上传过来，使一位年轻人心摇神荡^[66]。”电话作为恋爱关系的经典红娘，作为浪漫结合和思念的代理人，曾被人讴歌，也令人叹息。婚礼曾在电话上举行，也曾在电台上举行，这是每一种新型远程通信必须履行的成年礼。^[67]爱神之箭和电路设计图中的指向箭头在这里汇聚。此外，请注意这两个短语搭配：公共广播、私人电话。因为广播是公共的，因此“广播性爱产业”让人听着觉得很可笑。但是，自从电话公司推出了900特殊服务电话号码之后，啊，一个兴盛的“电话性爱产业”就出现了。

但是，在交换台将电话接通之后，还有一个通话人彼此如何称呼的鸿沟。由于通话双方身体上都不在场，所以各自都不知道对方是谁，双方在通话开始时的对话往往具有戏剧性。在面对面交流中，我们一般知道自己的交流对象是谁，除非对方是假冒者，或我们所讨论的是艰深的哲学意义上的身份认同问题。有鉴于此，试探了解对方的身份是电话礼仪中的常事。我的小儿子年幼时给他朋友家打电话，对方无论谁接电话，他都把人家当成自己的朋友，而且都预设对方当然知道是谁来的电话。我儿子当时还没有学会打电话时先自报家门，然后确定对方是谁。换句话说，他还不知道，电话这个媒介容许交流双方身体的不在场，在这样的媒介中，交流双方首先需要做的是“转接管理”。在这种情况下，各种风格的电话礼节应运而生，以应对接电话者并非被呼叫者的情况。在荷兰，通话双方都应该同时亮明身份——打电话者和接电话者必须说出自己的名字。在美国，自报家门的规范比较松，有些打电话的人从来就懒得报告自己的名字，认为对方能认出自己的声音。在面对面交往时，双方最初的身份试探一般都较为隐蔽。进入20世纪以来，媒介技术激发了人们对于人与人之间实现神奇接触的梦想，我们也随之习惯了处处遇到他人对我们的身份试探。

在早期的电话文化中，人们谋求的是一种可以不需要“在场提示”（cues）的交往模式。^[68]电话既可以构成感官的障碍（交流双方不可见），也可以是感知的延伸（作为助听器和扩音器）。1915年的一篇文章言简意赅地将电话的不足说得很透彻：“在电话上聊天时，那些人们近距离相处时存在的身体上和视觉上的一切外在辅助手段都被剥夺得干干净净。”在面对面的交流中，双方没有差别地浑然一体，而这种情形在电话交流中被完全改变。当时人们对电话人际交流的描述，根据的是无声的电影和无像的电话时代的视听新秩序。在打电话时，你不能像电影中的演员那样，“用咄咄逼人的目光来‘录入’愤怒；不能翘起嘴唇表示轻蔑；不能用眨眼来表现心神不定；也不能用个人在场的魅力来有力地支持一个原本不足的论点或者强化一个原本苍白的反驳。一切责任都必须由声音来单独承担”。^[69]

电话确实有点奇怪。它的出现，竟然改变了人们对面对面交流的看法，使其被重新界定。由于“身体和视觉上的近距离”可以为交流提供“外在的辅助手段”——这些东西过去从来就不是专门的传播渠道——现在面对面交流非但已经不再是人类交流的理想，反倒成了人类交流的问题。历史学家考弗特（Catherine Covert）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电话成为文化批评家衡量无线电广播的怪异程度的参照基准。广播显得那么超自然，而对电话，“美国人却有着十分平常的体验——它是人与人直接联系的纽带”。^[70]然而实际上，电话和广播一样，也曾引起人们同样的焦虑，比如人们诟病电话是进入家庭的奇怪声音，有必须接听的强制性要求，人们必须对着一个黑洞般的送话器说话，通话双方不可见等。1920年，《大西洋月刊》发了一篇文章，其口气像一位神经衰弱的女子。文章说：“我每次听到自己的声音总感觉不好，对着黑洞洞的送话器说话，眼前没有使人舒适、给人提示的一张面孔，感觉更糟糕。”电话上缺少礼节也使她恼火。“既没有前言，也不尊重隐私。”不管你在忙什么，电话铃一响，你就立即被拽进与陌生人“不明不白的相遇”之中。^[71]这位作者所提到的，明显是撒播的经典特征——苏格拉底担心，书写会带来莫名其妙的相遇，还对个性化情境不加区分。

电话之所以让人感到怪异，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它在确认个人身份这个问题上不够严谨。即使到了今天，最令人身心交瘁的遭遇莫过于碰到这样的人：他不断拨你的电话，你一接通，他保持静默或马上挂断，你不知道他的身份（一般是男性），只能听到他话筒中的呼吸声。对电话礼节的如此践踏，使人注意到电话这个媒介原初的离奇性。“淫秽”（obscene）这个词原来的意思就是“隐藏在幕后”（off-scene），因此，我们说“隐藏在幕后的电话”（an obscene phone call），这实际上是同义重复，有些多余。最近，人们担心在网络空间，由于标明个人的真实身份的信息很少，可能会让人更倾向于使用语言暴力，这些网络暴力语言被网民称为“火焰”（flames）。而实际上，电话对此早就有所预示。比如，很早就有评论者认为，电话交流中缺乏礼节，是因为通话双方不能如在面对面交流中那样瞬间识别对方。^[72]1918年，有人写道：“有些男人利用自己在电话中的‘低清晰度’从事他们与你面对面时绝对不敢的行为。”^[73]现今，同样有人断言，因特网相对的匿名性使人能在网上使用其当面绝不敢使用的脏话粗话骂人，而不必为之负责，安然逃脱。此外，在现代社会中，“对话”出现错乱，电话也应该负一定的责任，因为它将原本完整的交谈活生生地分成两半，使它们只有在虚拟空间中才能重新结合。尽管人际对话具有亲近和无中介的特点，但是电话中的交谈却如同是在无人区进行的一般，在这一点上它和书写一样难以捉摸。这种失去了本真的话语曾被人比喻为精神分裂症和电影剪辑中的横切（crosscutting）。^[74]马克·吐温在一篇讽喻故事《电话交谈》（A Telephonic Coversation）中，抓住了电话交谈中的精神分裂症和滑稽特征：

接着就发生了世界上最最奇怪的事情——交谈中只有一端的人在说话。你听得见一方的问题，却听不见对方的回答。你听见一方发出邀请，却听不见对方表示感谢。你感觉到一方在听对方说话时的死一般的寂静，接着又听见一些不切题或难以说清的感叹，有惊喜，有难过，有沮丧。你对交谈摸不着头脑，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听见电话另一端说的任何话。

文章接着描绘了这样一段“交谈”，但我们只能听到电话的这一端，却听不到电话的那一端。从逻辑上说，这段“交谈”，可以作为一个“前提”，它让马克·吐温推导出一连串不符合逻辑的结论（nonsequiturs），比如：

停顿。

现在是《圣经·申命记》第49章；从64章到97章，包括头尾两章。我想，我们大家应该经常读。

停顿。

也许是吧；我一般是用发夹。^[75]

正如当时人们对这个故事的评论所指出的，这个故事的潜台词所表现的是男女两性打电话时体现出来的强烈反差：男性的粗糙生硬和女性的啰嗦冗赘。故事的叙述者是名男性，他将电话打到转接台（the central office），让后者为他接通他的家人（女性）。

在电话交谈中，通话两端各自为政，只有在虚拟空间双方各自说的话才能彼此结合，这就是电话交谈的性质。自然而然地，一个问题就出现了：电话双方的话真的结合了吗？多萝西·帕克^[76]在19世纪30年代早期写了一篇独白故事，名为《一个电话》（A Telephone Call）。故事说道，一个女人疯狂地乞求上帝促使她的男友给她打电话。但是，在通篇独白中，这个男人始终没有来电话。故事标题所指的“打电话”的行为从来没有发生过。等待一个绝不会打来的电话具有象征意义。它不仅象征着情人被怠慢，孤寂难耐，还象征着交流双方进退两难，不知所以。在这篇独白故事中，女人的乞求对象是上帝，这不是偶然的。作者给了我们一个简洁的传播环路：女人提出呼请（call，请求），希望因此让其男友也同样发出呼请（call，电话）来回应她。一个渴望的声音在寻求另一个渴望的声音的回应。与帕克生活在同一时代的阿尔道斯·赫胥黎^[77]也写了个类似的故事，名为《电话中》（Over the Telephone）。故事中他将诉求者的性别由女性变成了男性：一名年轻的男诗人心里反复演练如何给一名女性朋友打电话以安排一次盛大的约会；他想象着如何陪她去看歌剧，最后如何在他的公寓里接吻而达到高潮等。可是，好事多磨，诗人给女孩打电话时，接线员老是接不通；终于好不容易接通之后，他却结结巴巴得令人绝望。女孩婉言谢绝了他的邀请，因为她已经有约。“满怀绝望，沃克放下听筒，听筒中刺耳的声音萎然地消失在空气中，真像是一场木偶剧中的鬼魅”。电话交流中的断裂，类似精心安排的约会突然中断，如爱欲受挫一样明显——“刺耳的声音萎然地消失在空气中”。^[78](www.xing528.com)

以上尝试均试图建立“交流”，但这种尝试，从最好的角度讲也只能是一次失败的诠释——诠释者和被诠释者之间山重水复，难以逾越。

电话交谈是两个即使在幻想空间中也永不连接的独白。在对电话和“交流”进行如此探索的人中，最怪诞的要算卡夫卡。在他看来，一切诠释的企图都是一门告诉文本的非目标读者如何阅读文本的艺术，这是一种檐下偷听的模式。在面对死者，以及面对不能或不愿回应的交流对象时，我们总是会因不得不诉诸猜测而陷入迷惑。中介性的交流，比如打电话，总是让我们明白，我们一直都在偷听。帕克故事中乞求上帝的女人，她在独白的时候怎么知道男友没有给她打电话意味着什么呢——是对她的拒绝，是他弄丢了她的号码，还是根本就不意味任何事情？女人是孤独悲凉还是心旌摇荡，都取决于她男友的一个电话。电话将对话割裂为两半，彼此遥远而相连，这使得解读的有效性变得不那么可靠。在某些情境下，如果解读者不得不承担整个交流闭环的重担，那么我们作出的解读是基于我们的主观投射，还是基于外部的客观讯息，对此我们已经不再能区分。从心理学角度看，这种“无能”被称为偏执狂（paranoia）；从社会的角度看，我们就应该叫它“大众传播”。有耳者即会听。卡夫卡是我们认识这种境况的向导。

我在前文中提到，唯心主义者最喜欢使用的意象是墙壁厚实的“封闭房间”。在一篇题为《邻居》（The Neighbor）的短篇寓言中，卡夫卡对“封闭房间”这一意象作了进一步拓展。该故事中也有房间，但其墙壁不仅不厚，反而很薄。^[79]故事的叙述者是个生意人。他隔壁的办公室和他的办公室一模一样，房客也是年轻人，也做生意，名叫哈拉斯（Harras）^[80]。邻居的业务内容很神秘，似乎和他的一样。两个人从来没有正式相互介绍过，只是在楼道上擦肩而过。他们彼此从来不说话，仅有的关系要通过中介和想象。而且，墙壁薄得就像一层纸，隔壁的动静听得一清二楚。更糟糕的是，叙述者在两个房间的共用墙上安有一部电话机；实际上，即使电话装在另一面墙上，叙述者打电话的内容，邻居哈拉斯也能听得一字不漏。因为不清楚邻居是否在注意听，所以叙述者打电话谈生意时只得用曲里拐弯的办法说话，而且特意从来都不提客户的名字。尽管如此，他还是肯定，他泄露了自己的商业秘密。他说，“如果不得不夸张些的话——人们常常夸张，以便让自己更加明白——我不妨说：哈拉斯都不用装电话，他用的是我的。”

哈拉斯并不是一个喜欢偷听别人电话的人。这是一个关于幽灵和电话的故事。幽灵（doppelganger）是身份的分裂，电话则是会话的分裂。叙述者猜想，哈拉斯对弥漫在电话两端话筒之间的鬼魂进行偷听，因而能够在业务上打败叙述者；哈拉斯能猜出电话那一端的客户是谁，在何处，然后他急匆匆穿街走巷，会见客户，谈完生意，打败对手，而此时，他隔壁的叙述者甚至电话还没打完。而且，哈拉斯还会实施一种新的电话骚扰。骚扰时，哈拉斯拿着电话不是光喘气不说话，也不是恶语相威胁，而是快速传送着自己的身体，如电话中的语音那样快。这个寓言不仅仅对监视行为以及“加密的语言并不能保密”这一事实进行了沉思，而且还遐想认为“与缺席相比，在场具有比较优势”。卡夫卡抓住了这一电话会话时的令人恐怖的情景：主人公的话还没有说完，他的替身（double）——即声音这个代理人——就已经吱吱地通过电话线穿街走巷到电话的另一端出现在对方面前。凡是用电话透露过敏感内容的人都知道，你的语音替身是如何窜到电话的另一端，并反过来和你作对的。以上小说中的叙述者患了偏执狂——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指“对别人头脑的感知”。对电话这个能不断机械复制个人标识的系统而言，用偏执狂来描述它还是挺合适的。

另一个打电话的场面出现在卡夫卡的遗作《城堡》（The Castel，1926）的开头。故事中，K来到乡下一家名为“城堡”的客栈。“城堡”的前台工作人员上来搭话。从头到尾，故事里的“城堡”实际所指为何，都云山雾罩，被遮得严严实实。其寓意是无限性和官僚主义。K傲慢地宣布，自己是城堡请来的“测量员”，于是前台给“城堡”打两次电话去核实，才确认了K的身份；对此，K禁不住想，这既很吉利（因为这使他摆脱了前台人员的纠缠，他们想将他驱逐出门），又很不吉利（因为这意味着，城堡对他知道得太多，而且在等他出手）。K此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他到底是已经被“城堡”识破了呢，还是被蒙在鼓里并配合着“城堡”在给自己下套。

在一个谜一般的回答面前，诠释者犹疑不决，这是我们在现代社会中一个根本性的体验：我们在进行一场花剑对抗，对手看似在回应，但这种回应要么动机模糊难解，要么亦真亦假，我们很难确认其真实性。

现代人在等待电话时，在官僚体系或其象征面前时，就像有罪者站在无形无相的上帝面前一样诚惶诚恐，他们在一系列纷繁复杂的事件中，焦急不安地寻找着各种迹象和讯息。此时，神学中“隐蔽的上帝”（deus absconditus）不再隐藏在不可测的宇宙深处，他的后继者已经进入了地狱般的行政管理机器中。但丁在《神曲》中看到的天上之天，是对一重又一重空间的万花筒式的反映，是无数折射光线形成的一朵叶瓣层层缠绕的玫瑰。然而，像我们所有人一样，K所深入看到的地方，不断震荡的不是光波，而是信息。（博弈论非常适合20世纪的组织文化，就是这种经验的被科学化后的体现。）K无法知道，允许他在村里逗留的许可是来自“城堡”呢，还是来自电话那头昏昏欲睡的官僚——这些官僚想要掩盖自己的失职，因为他们竟然没有提前注意到K的到来——抑或是前台人员慑于K那种煞有介事的唬人态度而在假传圣旨。K必须对来自城堡的信息（假如它真是来自城堡的话）进行解读，他要保持高度注意，就像古罗马的占卜师死死地盯着神庙顶上的天空，试图从飞鸟或流星上看出某种征兆一样。K必须用现代科学家的“证伪”^[81]理性来追踪城堡发出的讯息，小心翼翼地排除各种替代性假设^[82]，核对数据，剔除其中工作人员可能造成的错误，尽力将客观数据与自己无意识的偏见相互隔离。他忐忑不安，担心他的研究工具有缺陷，以及是否采集到了正确的信息。为了在现代世界里生存，人们必须要成为占卜师，对难以捉摸的他人左思右想，解读秘书的意思，理解系主任的话，领会院长和首席执行官的决定，捕捉克里姆林宫、白宫或梵蒂冈的人事变动。所有这些人的话，你都要将其视为来自一个隐蔽的、深邃的和遥远的神灵，他只在黑暗和梦境里说话。

沃尔特·本雅明曾经说，存在两种对卡夫卡的误读，即自然的误读和超自然的误读。^[83]但是，我觉得关键的是，实际上卡夫卡具有一种令人惊叹的能力——他能同时在“自然”和“超自然”两者之间停留盘旋，而无限地推延其决定。他是本世纪（指20世纪——译者）最伟大的组织传播理论家。本雅明指出，“卡夫卡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着办公空间、登记簿以及霉臭、破烂的黑暗房间的世界”。^[84]卡夫卡是研究官僚体制的重要的存在主义学者，在解读办公室政治黑暗的压抑方面，他超过了韦伯。卡夫卡的世界并非全充斥着十足的阴险欺诈和邪恶谎言——这些欺诈和谎言原则上都是可以揭穿的；相反，在他的世界中，一切讯息的终极源头都深藏不露。他知道，在就以下问题作出判断时，意味着何种风险——什么是真正的讯息？什么是解读者自己的投射？什么是令人迷惑和难以决断的字谜游戏，其共谋者相互勾结而实施，却连他们自己都不知晓或即使知晓也决不会承认？在官僚体制的迷宫中，我们怎么知道，备忘录里的内容是有意的信息披露，还是阴谋诡计？它是信号，还是噪声？K是一名测量员，他必须辨别表明地产所有权归属的各种标记，可是他永远不可能知道，他所看到的这些标记，是原本就存在于一个连贯的地产设计图纸中呢？（如果有这么一个设计图的话），抑或仅仅是他作为解读者，表现得过于积极，一厢情愿作出的偏执狂般的投射？

我们的周围充满着各种符号，它们语焉不详，我们该如何去解读它们？我们犹豫不决，进退两难。一方面害怕染上偏执狂，认为“一切都是信息”；另一方面，如果不认为“一切都是信息”，我们就可能会漏掉上帝发给我们的启示。某个符号，它到底是我们的自我投射，还是他者的表达；是我们主观解读产生的结果，还是客观世界显现出来的规律，我们无法确定。社会中的各类人群都面临着这一困境：通过查看茶杯中的茶叶或动物内脏来算命的巫师、在祷告时收到上帝回应的教徒、在图灵测试中只能靠猜的实验参与者（他们需要判断交流对象是机器还是人），以及那些相互讨论一个激情、痛苦或敏感的话题的人，这些人无一不面临着诠释学上的困境。

难怪对许多从事诠释学的人来说，犹太神秘哲学（Kabbalah/Cabala）令他们着迷。^[85]这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犹太神秘哲学就是在无意之处读出意义——用本雅明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读出从未被写进去的意义。”博尔赫斯说，希伯来《圣经》里字字句句都是上帝的意志，可以在数字、离合诗和回文字中寻找到真理。他说，在犹太神秘哲学家眼中，《圣经》中无一字不是上帝的意志，出现偶然巧合的几率等于零。人们会很容易讥笑犹太神秘哲学家的这种解读，认为他们将自己非凡的解读能力与上帝的意志混淆起来，将希伯来语中规整的辅音排列等同于上帝安排的神圣秩序（divine order）。犹太神秘哲学家这种充满神秘的解读——对命运、对手迹等等的解读——拒绝承认“这个世界并不是什么东西都有深意”。他们给我们的教训是，他们不该断然认为偶然性根本不存在。

对于犹太神秘哲学家或其他类似的解读者而言，每个字母“i”上的一点、每一片飘落的树叶、每只飞鸟的掠过、每只蜗牛的爬迹、每缕流云的碎片——所有这一切全都是神秘的语言。博尔赫斯曾讲了一个故事，名叫《圣语》（The God's Script），里面有一只美洲虎，虎背上的花纹中含有一个神奇的名字，这个名字能给该名字的主人以巨大的力量，使他能掌握认识宇宙的钥匙。以上的这些人都是神秘的诠释者，他们都要冒被人视为荒诞不经的风险——卡夫卡笔下的主人公莫不如此，一如战风车斗城堡的唐吉诃德。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文学理论界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谁是意义的主人？意义产生于读者的创造、作者的意图、文本本身、解读者圈子、公认的经典原则，还是读者和文本之间的互动？或者说，谁都不能成为意义的主人，所有的意义都只能被“租用”而不能被“拥有”？

然而，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它的价值要远大于此；在这个中介传播的世界，它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说话的到底是谁？是自然？是上帝？是命运？还是官僚体制？或者，这一切的意义实际上都是我作为解读者自己编造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我的自我投射在哪里终止？他者发出的真实符号又从哪里开始？一切意义都是我个人蜘蛛吐丝般丰富沉思的结果吗？客体本身能够冲破遮蔽的帷幕脱颖而出吗？幽灵的耳语、动物内脏的纹路、祷告时得到的回应，这些讯息只不过是异化了的自我的能量吗？所谓交流，难道它只不过是相互交叠的独白吗？她是真的在叫我过去，抑或仅仅是我在幻想她叫我过去呢？他真的说了会给我打电话吗？

卡夫卡所思考的是奇怪的电话交流，但他因此也揭示了面对面交流中可能出现的困难；这些困难被巧妙地掩盖着，我们平时对它们都不易察觉。卡夫卡考察的是模糊的界域，在这里，信噪比或接近于零，或被无限放大。在《邻居》和《城堡》两部小说中，电话都将日常生活中潜在的精神分裂、偏执、伪善和偷听突显到前台。我们对这个日常世界也许习以为常，认为它完整健全，然而只有在出现故障时，原有的一切怪诞之物又死灰复燃。只有在全城大停电（blackout）的黑暗中，在电话瘫痪时，在电台遇到静电干扰时，我们才会发现交流中存在着鸿沟，而不是桥梁。同样作为思想家，弗洛伊德与卡夫卡有着同样的敏锐性。让我们引用他的话来说明问题。他说，“病态具有一种放大和夸张的作用，它可以让我们意识到那些在一般情况下容易被忽视的正常现象。”^[86]

体现在卡夫卡的洞见中的历史性（historicity）是不容置疑的。在他生活的领域里，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信息扩散的速度令人难以忍受，尽管他1924年就去世了，从而没能充分领略到后来喧闹的广播市场给人带来的振奋。今天，大多数的传播都很微弱，好比人声在荒野中的呼喊。打开收音机或电视机，你就会发现一个挤满了“失联”信号的地狱（limbo）。兜售人员煞有介事地叫卖着“石头般坚硬的腹肌”或订婚戒指；新闻播报员报道着人们在生活或肢体上遭遇的各种痛苦；歌唱家用歌剧和乡村音乐哀叹着自己的失恋。死信中的私密内容不再像过去那样仅见于拍卖会，而是成了我们这个时代公共传播中的家常便饭。使徒保罗说：“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在19—20世纪之交，福尔摩斯翻着伦敦的报纸，对其上的“私事公告栏”（agony columns）发出感叹：“天哪！这是一个呻吟、呐喊和泣诉的大合唱！全都是稀奇古怪的事情！……泣诉，华生——无休无止的泣诉！”^[87]无休无止的泣诉，偶尔夹杂些罕见的真相，如荒野中的呼唤——这就是许多现代传播的所遵循的公式，在招魂术中，在广播以太中，在我们彼此的交谈中均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