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论灵异研究：欺骗,接触？

“相信我，我不是垃圾。”

——派珀太太在表演霍奇森亡灵附身时对威廉·詹姆斯如此说道。

精神交往存在的问题是，它使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成为一个开放且悬而未决的问题。库利心目中的英雄之一威廉·詹姆斯对这个“无人区”作了最周到全面的探索。詹姆斯认为，如果将交流视为直接从一个自我向另一个自我进行的认知迁移，这就超越了正常心理学的研究范围。他进行的灵异研究常常鲜为人知，但这些充满着智慧的研究也与他的其他典型研究相关。他毕竟是美国灵异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在他的思想中，灵异研究并非处在边缘，而是在许多方面占据着核心位置。康德曾提出三个假设——自然法则、意志自由和灵魂不朽——并认为这三个法则的成立虽然无法证明，但都是理性的和道德的生活所必需的。而詹姆斯在他的灵异研究以及哲学思想中，经常对这三个假设进行拷问。^[35]

灵异研究属詹姆斯做得最出色，其研究对象不仅是超自然现象，而且归根到底要回答这样一些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应做什么？我能够希望什么？康德认为，对这些问题作出理性的回答是可能的，但是和闵希豪森^[36]一样，康德同时认为人无法从自己的认知循环里跳出来。对康德而言，如果不预设以上三个原则，即因果、道德和不朽，人就不可能理性地行动。而詹姆斯则认为康德弄错了顺序，认为人必须首先理性地行动，然后才谈得上以上三个原则的成立。根据康德的三原则，任何超越可知范围的尝试，结果只能够再现已知的东西，而不是发现不可知的东西。然而，灵异研究——正如在其之前的后康德唯心主义一样——发现康德提出的三个原则有时并不令人满意。许多灵异研究者认为，在偶然或者特殊的情况下，我们也许能够跨越可知的范围，进入康德认为的不可知的领域，而“交流”就是完成这个跨越的一个主要方法。正如英国物理学家洛奇在从事了三十年灵异研究之后所作的结论：“跨越鸿沟进行偶尔的交流——即使会遭遇困难，而且需要特定条件——是可能的。”^[37]洛奇引用柏拉图《会饮篇》中的一段话说，“生者和死者之间的连续性并没有真正中断；在响应紧迫的情感需要的情况下，可以动用交流方法，跨越似乎不可逾越的鸿沟——实际上，正如狄奥提玛对苏格拉底所说的……爱能弥合鸿沟。”^[38]

以上柏拉图所说的“生与死”之间的那种形而上的裂痕是否真的存在，对詹姆斯来说，它还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推敲的问题。在灵异现象上，詹姆斯是永恒的骑墙派，而且在某些人眼中，他甚至有些过于轻信。^[39]他认为人们渴望突破死亡的限制，这充分证明了人类竟然可以不先认真确定这种突破客观上是否可能，就愿意相信之。但是，詹姆斯也捍卫自己对“怪诞事实”的探索，认为他的所作所为是恰当的科学立场。他的研究集中于一名“派珀太太”（Mrs.Eleonore Piper）的身上，因为这名女性当时已经成为灵异研究中的不朽人物。他首次遇见派珀太太是在1885年。一直到他1910年去世，詹姆斯都在研究着她非凡的灵媒才能。他们首次相遇时，派珀太太就如数家珍地将詹姆斯妻子家里的私事一一道来，这使他大吃一惊：“这名灵媒对内人家里的事情非常清楚，实在是令人吃惊；她说的许多隐私是外人绝对不可能知道的；家长里短的闲聊，不可能传到她的耳朵里。”起初，詹姆斯倾向于认为派珀太太是歪打正着。可是后来却得出结论说，她“具有一种至今尚无法解释的能力”。^[40]对詹姆斯来说，这个灵媒竟然有能力知晓他人的隐私，这本身这是一种能证明该灵媒不可能作假的确凿证据。即使她是偶然猜中，在詹姆斯看来，正如克尔恺郭尔所云，这种偶然也是和必然一样的必然。

在这个事例中，真实性的证据，正如其他中介化交流的真实性证据一样，以偶然方式出现，而且太琐细，因此不可能是预先作假的。^[41]詹姆斯仔细梳理派珀太太在灵异表演中的那些“胡说八道”，试图穿越迷雾找到存在“其他心灵”的明显痕迹。^[42]他试图从其貌不扬的蛛丝马迹中找出“真实的他者特性”（genuine otherness）存在的证据。简言之，他试图从灵媒身上找出隐藏着的“他人的灵魂”。但是，这个“机器中的幽灵”^[43]（the ghost in the machine），只会在私密和偶然的事实中才显露出来。那些不能再现的东西，尤其是他者的身体，仍然是确证灵媒交流真实性难以攻破的堡垒。詹姆斯辨析灵媒作假所使用的方法，和当时正在兴起的其他方法是一致的。19世纪后期，照相术和留声机的发明使制造新的个人幻象成为可能；与此同时，它们又揭示了此前尚未被探索过的世界，揭示了此前人们看不见的物体运动和人的行动——如马的步态和人的步态，人的耳垂的各种形状，以及人脸上刹那间的表情等。各种新媒介不仅使人可以脱离其肉体而存在，而且使人们重新开始关注人的身体的独特性。卡洛·金斯伯格^[44]认为，19世纪后期，在犯罪学、心理学和艺术史中出现了一种新的解读模式，它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通过仔细梳理那些“极小的蛛丝马迹，我们能对更深入的，非如此就不能触及的现实，获得全面的了解”。例如，通过像福尔摩斯那样注意人的耳垂的形状、烟灰的种类、香水的类型，人们就可以辨认出罪犯；通过分析画家对画中人物的手指或脚趾的处理方式，你就可以将大师的作品和大师助手（或作假者）的作品区别开来——这就是莫雷利^[45]绘画真伪辨别法的要旨；凭借口误或模糊不清的梦境，我们就可以使人的无意识世界袒露无遗——这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的主题。^[46]

这种侦探方式极为关注无关紧要的细节，如果不是在司法上如此有用，它很可能会被当作是一种拜物性的怪癖。福尔摩斯说：“他们最细微的动作也可能提供长篇累牍的意义；或者，他们最超常的举止却可能要依靠一个发针或一把扭曲的钳子来侦破。”^[47]在19世纪后期这一历史性时刻，新涌现的各种新媒介无需凭借指甲、耳垢、香水或气味就可以体现人的在场；而与此同时，在犯罪学、心理学和艺术史中，这些身体上的细节却被侦探们用来寻求真相。正是在那些超越或颠覆媒介，不可能被媒介中介化的东西上面，真理才赫然显现。(www.xing528.com)

在1908年（其去世之前两年）的一次研究中，詹姆斯检查了派珀太太与理查德·霍奇森（Richard Hodgson）的“联络”。霍奇森是詹姆斯从事灵异研究的同事，当时已经去世；和其他去世的灵异研究者一样，霍奇森在辞世之后从事了新的“职业”——其灵魂可以作为灵异研究中的一个“控制变量”（死者的灵魂可以作为死者派驻在生者中的大使）发挥作用。但是，霍奇森的灵魂真的会站在彼岸吗？它真能通过时而作假、时而让人叫绝，却总是极具表演才能的派珀太太发来指令吗？或者这一切都是“一派胡言”？詹姆斯比较了派珀太太充当灵媒这一行为背后可能具有的两种动机，一是“表演的欲望”，即灵媒充当者可能具有一种在观众面前表演的欲望，这是人之常情；一是“交流的欲望”，这是一种确实源于灵媒的自我意识之外的意愿，它可能是某个死者的亡灵，也可能是灵媒自己心中的多重人格。前一种是欺骗，后一种是真实的启示，但是在招魂术交流中，欺骗和启示彼此纠缠，难分难解。“出于有意或无意，造假在灵异活动中总是无处不在。^[48]”詹姆斯认为，在与理查德·霍奇森的交流中，派珀太太同时具有以上两种意愿，而且彼此交织：“幽灵通过对‘光线’施加压力，使其产生断断续续的闪光，它可以将它想要传达的东西与人间的胡说八道混合在一起。”即使幽灵也会遭遇交流的困难。^[49]因此，灵异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在灵媒发出的混杂讯息中，区分她“胡说八道的意愿与吐露真相的意愿”。詹姆斯得出结论认为：“灵媒具有传达某些事情的意愿，而这些事情是（媒介）机器无法传达的。”^[50]在此，我们又遇到同样的情况——我们确证讯息是否真实所凭借的证据，不是源于机器的中介作用，而是源于那些机器无法传达的东西。

即使如此，詹姆斯也认为，仍然存在一个可能性，即派珀太太的交流意愿从来就没有跳出康德的圈圈。为了说明派珀太太何以能够代替已故的理查德·霍奇森说话，詹姆斯借用了一套复杂的广播比喻。他的比喻很像吉卜林的故事《无线电》（Wireless）。詹姆斯假设有一种特殊的感应现象。这位曾经做过外科医生的心理学家说，首先，“人的一切记忆过程……都和物理过程相协调”。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身体一般是我们人格的最好记录。然而在人死后，物质世界仍然是每个曾经在此栖息之人的储藏所。“我们都在这个宇宙中行动，宇宙总是由于我们的每一个动作而发生着结构性变化，不管这种变化多么微小。”（这就是詹姆斯的灵媒研究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之一。）于是，正如“在空中，以太能在频率相符的马可尼电台之间同时收发各种信息，物质世界中的宏大的连续体上也具有许多脑束（tracts），它们能传递由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发出的微弱信号”。那些到派珀太太的招魂术现场来观摩的霍奇森的朋友，他们的身体（自然也包括他们的心灵）当然构成这个物质宇宙的一部分，而这个宇宙也保留着霍奇森过去行动的痕迹。这些活着的朋友的身体就是死去的霍奇森发来的信号接收站。这帮朋友聚合在一起，构成了霍奇森的档案；而霍奇森留下的痕迹“由于某种相互感应作用而苏醒复活过来”。派珀太太这个灵媒只不过是一个“排水口或落水槽”，让那从物质宇宙和在场的朋友中回收来的精神力量有了流出和显露的渠道。^[51]

有人曾从降神会观众的脑电波角度来解释传心术。詹姆斯的以上观点似乎与这种解释一脉相承，但他心里所想的，并不是降神会现场的人们与通过以太传送信号的遥远幽灵进行的“实时”接触。这里，与其说派珀太太是马可尼式的无线电台，不如说她是一台能播放多年前刻录好的唱片的留声机。虽然詹姆斯讨厌他所谓的黑格尔主义，但他还是同意黑格尔的观点：与死者的接触更像用留声机放唱片，而不是用收音机听广播。他认为，与死者的对话是一种诠释学上的冒险，而不是精神的旅行。对他而言，灵异研究就像19世纪的诠释学那样要进行大量去伪存真、猜测想象和索隐钩沉的工作（詹姆斯和伟大的诠释学家威尔赫姆·狄尔泰是朋友）。他认为，“传输”说到底是“记录”的一个分支，而非相反。在试图去接触他人时——无论对方是近是远，是生是死——我们都只能够阅读和猜测。我们发出和接收的一切都是潜在的死信。

詹姆斯认为，几乎一切招魂术的资料都是“哲理与水”（philosophy-and-water），是时代精神平凡的循环。他写道：“招魂术是一个欺骗手段极其泛滥的领域。”^[52]在他的若干研究报告中，可以看出他表现出来的憔悴倦怠、令人佩服的耐心以及对琐碎细节的关注；在其他地位较低的灵异研究者中，这种情况更加明显。^[53]灵异研究需要艰苦的钻研，却只能得到极小的收获！再者，这些关于如何与死者进行交流的研究，其显著特征是研究报告中表现出的琐屑或傻气。^[54]詹姆斯感兴趣的，不仅仅是生者和死者是否发生了实际接触，而且还包括为什么人们会有进行这种接触的愿望，因为他认为这样的愿望是人类经验的关键事实之一。詹姆斯敞开大门，在生理学还原论和对幽灵的热情拥抱这两种态度之间徘徊。^[55]他在各种中介性传播和投射之中爬梳清理，寻找人们交流的意愿——这是地外智能探索、灵长目研究或人工智能研究者都试图实现的目标（见第六章）。他试图让人们承认他的识见（a recognition of his recognition），希望能够闭合交流的圆环。詹姆斯实现了“信仰上的一跃”（a leap in faith）^[56]，并努力让自己悬在空中。其他一些人则为招魂术作辩护，他们互相吹捧，沆瀣一气。他们说，尽管有些用来证明显灵的照片可能是经过两次曝光伪造出来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幽灵就没有从中插手起作用。^[57]有人也许会认为，詹姆斯有时也在像这些招魂术的辩护者那样瞎扯，但实际上他的视野要开阔得多：“我们直觉上相信存在着一种更高的力量……难道这种直觉仅仅是那些不可救药的胡思乱想者脑中的可怜幻觉吗？”^[58]我们所从事的、所知道的和所希望的那些最崇高的事情难道仅仅是我们自己的主观投射吗？詹姆斯力图用自己的实用主义原理去弥合康德留下的鸿沟。他认为，我们的直觉信仰意义重大，一切行动，就其实质来说，都是人们将其视为仿佛为真而做出来的行动。

对詹姆斯，我的理解是，他并不是在为那个“中产阶级的自我”进行人道主义的捍卫。应该说，他关注的是我们与非人类物——野兽或上帝——进行接触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不可能被排除的。在他的宇宙中，即使是最好的交流，也仅仅是一方跨越他者鸿沟对另一方喊出的一声“你好”，而决不是在平等和理性的两者之间达成共识。但是，在詹姆斯看来，我们如果放弃这种连接的希望——即使在招魂术降神会这种荒谬的“中介交流”的情况——我们就不仅放弃了公开的探究，而且可能也因此放弃了与有别于我们的其他智能生命建立友谊的希望，而这种希望与前述“公开的探究”同样关键。詹姆斯坚定地认为，人格经过灵媒和传播媒介的运输之后还能够维持不变，因为他看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人类具有的与其他生命——无论其形态如何——建立联系的能力至关重要，其存亡续绝皆系于此。

詹姆斯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交流”可以脱离肉体而独立发生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个体与他人的对话不再依靠与对方身体的接近，与死者的对话则更是如此。但是，詹姆斯所面对的问题是，如果没有身体接触，我们怎么能知道自己已经与对方建立了联系？换句话说，灵异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交流的可能性”问题，即在“尚有肉体的心灵”（生者）与“丧失肉体的心灵”（亡者）之间，交流是否可能的问题。^[59]有肉体者与无肉体者之间的交流问题，不仅对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人们具有紧迫性，而且对那些等电话和看电影的人也都是个问题。在已故的霍奇森和充当灵媒的派珀太太面前，詹姆斯的处境，从结构上说，和图灵测试几乎一模一样：他与另一人的交流只能通过媒介进行，但对方可能是真人或模拟人，而詹姆斯要对两者作出区分。与幽灵接触所面临的障碍，在许多方面与任何远距离交流是一样的。灵异研究好比一种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所称的DX-ing竞赛，即看谁能搜寻并联系上最遥远的电台。在灵异研究和电台搜索中，“欺骗之源”实际上很多，许多信号都可以同时被解读为因收报机或发报机瑕疵而导致的差错。在灵异研究中，詹姆斯探索的是传播理论的核心问题：当个人的形象离开肉体运行时，会出现什么情况？什么时候讯息才算讯息？什么是来自自我的投射，什么是“自我”对他者的承认，或他者对自我的承认？世界中的秩序是我个人投射能力的产物吗（费希特、谢林等浪漫主义者就这样想）？其他智能是否真实存在？詹姆斯认为我们与其他智能（包括动物、幽灵或其他人）是能够交流的，并且为之压上了自己的赌注。他知道，交流的问题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众多关乎信仰的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