妓院让人消沉，就像所有寄存物品的地方，如银行、邮箱、坟墓、售卖机。
前述巴特比故事指出，在书写中要到达目的地是多么艰辛；类似地，录音则将对话悬置起来。奇怪的是，媒介史研究几乎一直都没有涉及交流的原初情境——书信往来，而这个情境是最明显需要诠释的领域。现在，媒介史学家已经开始认真研究邮局，把它作为理解交流发展的关键场所之一。[117]邮件的文化史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源泉，从中能了解不同类型的交流经验背后的哲学思想。
认为邮政传递的是“给特定接收人的私人讯息”，这一观念兴起得比较晚。现今我们具有的“私信”和“公函”相互区分的观念，在18世纪的英国和北美殖民地的新闻通信（newsletter）中，尚没有完全形成。“家信”与新闻通信当然有所区别，后者是现代报纸的先驱；但是在当时，这两种通信都是可以编辑的，这种编辑或者由公众进行，或者由少数人进行，但目的是为了让公众阅读。新闻通信的传阅率很高，其宗旨就是为了使其在读者中流通，而且它的排版也特意给出很多留白，就是为了方便读者能在其上信手留言，补充新的消息。与新闻通信的情况相似，当时的私信也常常受到侵扰，其内容甚至会被弄到报纸上发表，或者至少也会在地方邮政所的内部员工讨论中被当作谈资。在殖民地时期，有些邮政所所长会明显随意地在他们发行的报纸上引用其私自拆阅的情书和私信中的内容。[118]当时，不仅通信内容是公开的——人们无意间就可以看到——而且收信行为本身也是公开的。当时，地方邮政所会将人们购买邮票的情况登记在记事簿中，如谁针对什么邮件购买了多少邮资等等。这样做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在19世纪50年代，是收信人付邮资。因此，邮政所所长不仅对当地人的阅读习惯相当了解，而且对当地流通的许多新闻都颇为知情，他们监控甚至审查邮政顾客应该读到什么报纸，收到什么信件。[119]那时的邮政并不可靠，信件更像是今天的明信片——虽写明了收信人，但谁都可以看。德里达有一个著名的观点：一切邮寄的信函都有一个隐蔽的明信片结构，如果企图将信的接受者限定为特定个人，这种企图常常会因为文本的扩散性而被破坏。[120]从历史上来看，他这个观点是可能成立的，但是，一旦将其置于后来的邮政系统下，这个观点就会令人惊异。后来的邮政系统逐渐发展出对私人通信私密和安全的严格保护，但这一系统形成的历史并不长。
19世纪中叶以后，北美和西欧的邮政实践开始努力控制信件的丢失率；他们采取的办法是：让发信人控制信件的私密性，并让发信人和收信人两个地址间的送达更为精简。各种邮政创新措施集中于19世纪50—60年代前后的20年内完成，它们使得现代意义上的“私信”成为可能。1840年，世界上第一枚邮票出现在英国，上面印着维多利亚女王的肖像。人们从此不必到邮政所去向所长购买邮资才能寄信，这是邮件走向匿名的关键一步。19世纪40年代，首批自带黏性的邮票在美国出现，最开始用于地方私人业务；1847年，美国国会授权发行第一枚全国性邮票；1849年授予了美国第一个信封专利，这样邮件装入信封之后他人就不能对内容审查，信封因此给信件罩上了一层全新的隐私氛围。在1849年旧金山淘金热兴起之后的1851年，大概是为了确保美国东西海岸之间的联系，国会立法统一全国信件邮资，所有信件都使用平邮，计费从此不再如从前那样按空间距离分级。1856年，一切信件都必须先付邮资（而不再实行收信人见信付费）；同年，邮件挂号制度开始实施，以保证重要物品的安全（也许是为了应付“驿马快信制”[121]中存在的危险因素）；不过，当时的挂号邮件需求很少。1855年在伦敦出现的街头邮筒，于1858年开始在美国投入使用。
到19世纪50年代末期，人们寄信已经可以用信封封好，贴上事先买好的邮票，然后投入街头的邮筒了。“寄信人再也不会在收信端被邮局工作人员仔细端详了。”[122]美国邮政系统再也没有各种各样的“卫兵”站岗了。通信的私密性现在终于可以实现——正因为这个前提因素的存在，安东尼·康斯托克[123]才提出说有必要对邮件内容进行审查；美国邮件炸弹的漫长历史——从19世纪末的无政府主义者的邮件炸弹，到后来所谓的“大学—航空公司邮件炸弹案”[124]——才可能出现。就这样，我们有了一个公共传播系统，它连接到全国的每一个地址，通过密闭的信封或包裹传递着私密的内容。对于邮政，即对书写内容和其他轻量货物的传送，各地再也不进行从前那样的检查。从原则上说，邮票、信封和邮筒使发信人对自己的信件获得了主权。于是，邮局就实现了奥古斯丁和洛克想让语言行使的功能：将一个本质上是公共的和多人参与的意义系统变成一个由发送者私人意志治理的意义系统。邮局顺应并满足了由发件人施加的对收件人数量的限制，将书信从单向撒播（“一夫多妻”似的演讲）转变为明显的对话（紧密的一对一的匹配）。
正如奥古斯丁和洛克所云，通过某种媒介让两名天各一方的“自我”进行接触，这带来了新的相互误会的危险和难题，尤其是在信件丢失的时候。只有惠特曼这样的少数人，才不会因为怕信件投错了，或因为得不到保险的交流渠道而感到惊慌：
24小时中的每一个小时，每一个时刻，我看到上帝的迹象；
在男人女人的脸上，在镜中我的脸上，我看到上帝，
我看到来自上帝的信被扔在街头，每个人的名字都在其上，并署了上帝的名，我让它们留在原地，我知道无论我去向何方，其他人仍然都会准时来到那里，永远，永远。[125]
惠特曼在这里表达的是传统的单向撒播的智慧——写给某个人的信就是写给所有人的信。他可能会像爱默生一样问，既然整个宇宙就是一封信，我们为什么还要茕茕孑立地去搜寻那封单单给自己的呢？这些赞同单向撒播的人，从爱默生到德里达，他们给我们的道德教诲似乎是，既然不能确保有可靠的交流渠道，那么我们就去充满道德地和快乐地生活吧。我们的一切交流，和一切其他事物一样，都会受到无常事件的打断。
人与人之间一对一的交流理想，其特有的病态，在“死信”中获得了充分的体现。虽然早在独立战争时期，美国国会就已经授权可以拆开检查无法投递的信，但直到1825年，美国邮政总局才设立了一个“死信处”，负责搜集和分拣地址有问题的信件。[126]按当时的估计，每年进入死信处的邮件多达5700万件。[127]这些“无法投递的信”最后为什么会成为“死信”？这个问题将指向我的论点的核心。
奥古斯丁、洛克与梅斯梅尔认为“交流是私密的通信”。我和后结构主义者及实用主义者一样，认为他们这一交流观是不妥当的。其实，符号总会是公共的，总能被人偷听到，恰如苏格拉底在《斐德罗篇》中所说的，符号总是“跌跌撞撞，四处滚翻”。符号的本质是开放的，也就是说，符号能够结合成许多意义。不过，并非所有的符号都具有同等的开放性。意义私密性的源头，不在于个体心灵中拥有可以任意组合意义的“主权”，而在于发送意义的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死信之所以令人惋惜，并不是因为发信人和收信人的心灵之间未能共享符号，而是因为生命有限的人失之交臂，错过联系。这里出现的交流问题，并非人的灵魂之间出现断裂，而是信根本没有送达。这不是心智（心灵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而是爱欲（身体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各种令人悚然的隐喻始于“死信”这一用词本身。美国邮政总局的“死信处”，常常被叫作“邮件太平间”，也叫“无头信的灵魂收容所（limbo）”[128]，limbo指供未能升天的灵魂滞留的、无人能记起的地方；灵魂不能升天，那是因为它们 “目的地地址”有问题（比如未受洗礼）。对丢失的信件而言，如何处理“死者”也成了关键。1852年，有一篇谈及华盛顿特区“死信处”的文章这样描绘：“一个机构，里面的人们面目严肃冷静……在处理这些太平间的遗体。”[129]他们分拣死信，取出其中的金钱、珠宝和其他有价值的东西，然后将大多数信付之一炬。显然，这些人的任务并非阅读信件以寻找有价值的“信息”，而只是搜寻其中夹带的物品。只有在发现明显有价值的夹带物时，他们才会想办法将信退回发信人。美国邮政的这个政策和当时英国、法国的邮政政策形成鲜明对比。文章接着说，工作人员发现一封信里“装着一缕头发——别无其他；从严格而古板的法律角度而言，这缕头发毫无价值”。当然，一缕头发是维多利亚时代怀念死者的标准纪念品。在爱伦·坡的小说《过早的葬礼》（The Premature Burial）中，男子来到心上人的墓前，“怀着浪漫的目的，想要掘出她的遗体，割下她一缕秀发留作纪念；但他突然发现，她竟然还活着”。[130]这个故事的措辞竟然将男子去掘坟割发说成是“浪漫的”，这说明那个时代对“平静的死亡”有着一种喜好，这也给同一时代的“死信处”笼罩上一层额外的伤感之情。“死信处”就好像是一个庞大的火葬场，焚烧着死者和死者的个人用品。
当时，邮政人员将信封中有价值的东西分为两类：“金钱和次要物品”；后者指“本身也许有价值或作者可能认为有价值的书信”。每隔三个月，这些死信就会被送到城外“庄重地焚毁”，这个焚烧场就像《圣经》中的地狱（Gehenna）。“除了信的作者本人之外，没人能知道写作这些书信花费了多少体力和苦痛；它们就这样葬身火海，化作青烟。”死信是死者被淹没并无人记取的象征。书信和人体之间的象征性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圣经》中的摩西五经（Torah）。用奥古斯丁的方式来表述，死信象征着我们的必死之身，易于在去往天国的投递过程中丢失。死信这个比喻所基于的是基督教中的一个观念：没有灵魂的信件，就像没有灵魂的人体，仅仅是尸体而已。[131]
“死信处”处理的是交流中的物质性，而不是其据说存在的精神性。死信处是为失效的邮件准备的填埋场。存在着死信处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个永恒的纪念碑，证明交流绝对逃避不了物质的载体，也证明交流根本就没有什么天使般的、纯粹的符号。而且，工作人员对前述“次要物品”的区分——“本身就有价值的”和“对信的作者而言有价值的”——也说明，个体所发出的符号，其具有何种意义，可以由人与人之间的共同历史进行补充。私人书信的意义，常常是仅针对特定人而言的，这种意义并不能被推广适用到那些不知道如何解码或不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的人身上。如同人的身体一样，死信所强调说明的是，某些意义与其载体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手指头，对行刑者来说只不过是一块肉，然而对指头的主人而言，它就是一首潜在的诗歌、一首动听的小提琴曲、一次温情的抚摸。于是乎，私信像人的身体一样，弥足珍贵，然而一旦脱离恰当的环境，它又几乎百无一用。比如说，我的眼镜和眼睛，鞋子和脚、笔记本和大脑。对我而言，它们无比珍贵；而对其他大多数人而言却几乎毫无价值。身体的价值，在其主人与在他人那里，意义完全不成比例，这最有力地证明了，并不是所有的意义都是公共的和普遍的。
“死信处”认识到，死信里可能有价值难以判断的宝贝，所以会在报上刊登广告，定期进行拍卖。我们在阅读死信处壮观的拍卖品清单时，会有如韦斯特[132]的小说《寂寞芳心小姐》（Miss Lonelyhearts）中的女主角站在典当铺橱窗前时的那种目眩神迷的感觉。这位女主角将橱窗里的物品称为“苦难的个人物品”。[133]在1859年的一次拍卖会上，拍卖的主要物品为珠宝，包括至少504个戒指，“其中有许多是纯金的结婚戒指”。[134]当然，在拍卖会上，所有的拍卖品都被密封起来，所以争购的人都只能“盲赌”。1875年的一次拍卖会号称有一个60页的物品目录，包括1869年以来的所有积压下来的死信。拍卖会打的广告称，“有8600件寄出但无法投递的物品”，包括珠宝、书籍、雕刻、护身符类饰物、玉米粉碎机、玉米脱粒机、玻璃器皿、手工缝制品、哮喘喷雾剂、牙签、婴儿服装、念珠、扑克硬牌、十字架，还有一对蝙蝠翅膀。[135]
这里，邮件的私密系统被开膛剖肚，向公众袒露。如前所述，从前通过邮政系统传递信息和物品，除了目标收信人之外，其他任何人也都可以接触；现在，以上情况已成为历史，人们对邮政系统的看法也已经完全改变。邮政系统新具备的私密性使得在其中传播的私人意义无处可逃，它们堆积如山。死信揭示出私人历史之不可解读。积压在“死信处”的物品就像象形文字——一种既神圣又可怕的已经消失的语言。这种文字肯定对某地的某人有话要说，但是对我们而言，它却是一本合着的书。它们是各种各样的身体，但却没有精神对之注入活力。与此相似，太平间也堆满了个人用品——人的尸体——只有对其爱人而言，它们才弥足珍贵。“死信处”令人忧伤，满目凄凉，堆满了无人认领的尸体和无可挽回的损失。在梅尔维尔的小说《抄书人巴特比》的后记中，小说中的叙述者补充了这样几句话：
死信！难道它们听起来不像死人吗？试想一个人，或因其天性，或因后天的不幸，而注定要面对毫无生气的绝望情绪。还有什么工作能比分拣死信更适合来增加这种绝望情绪呢？——持续不停地分拣，然后将它们付之一炬。每年都有一卡车一卡车的死信被焚毁。有时，面色苍白的邮局职员展开信纸看到一枚戒指——原本要接收这戒指的人的手也许早在坟墓里霉烂了；一张钞票本来体现的是积极快速的善心——而它的赈济对象现在却已不能吃也不再饿了；原谅那些在绝望中死去的人吧；赐希望给那些不抱希望而死去的人吧；赐福音给因未减缓的不幸而僵死的人吧。在生命的各种碌碌琐事中，这些信件匆匆奔向死亡。
叙述者希望用这样的呓语来解释巴特比的病态，并将其引申为我们所有人的命运——我们永远在等待着永不露面的客人。叙述者的结语是：“哦，巴特比！啊，人性！”
永远无法送达的信——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好地说明交流误入歧途之后使人扼腕的哀怨呢？我妻子在脑子里哼的曲子、我醒来时忘掉的梦境、小孩子独自与自己的玩偶进行的聊天、我躺在枕头上时耳中听到的自己的心跳、深埋在冰川表面一英里以下的猛犸象肉的气味、日本神风飞行员衣袋中的家信；对奥德修斯船舱中的船工和士兵来说，女妖都对他们唱了些什么[136]？处于紫红色与红色之间的颜色是什么样子的？牙医给牙病患者施加麻醉后实施手术时，患者的牙周神经有何感觉？有哪些伟大的作品被埋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里？[137]事物内部的颜色、湿度和温度如何？对所有这一切问题，我们都容易一笑置之，嘲笑这又是在老调重弹那个过时的难解之谜——“密林中一棵树倒下，若无人听见，那么树倒声还真存在吗？”但是，我却不觉得是在老调重弹。“死信处”的信化为灰烬，而发信人却不知道信已丢失，收信人又不知道信是否真寄出了。你说那被烧掉的信，其意义何在呢？
以上我们描述了邮政系统曾经具有的撒播特征。尽管邮政系统后来的私密化是对这种“撒播”采取的修正措施之一，但是当时也出现了另一种迥然不同的措施，即1872年成立的“纽约打压道德败坏协会”[138]，其创始人叫康斯托克。在当时新出现的色情物的爆炸性传播中，他为捍卫美国年轻人的纯洁而斗争。与该协会的使命“深为贴切和适合的是”，协会主席连续二十年都由一个名为萨缪尔·高露洁（Samuel Colgate）的肥皂制造商担任。[139]康斯托克在世时就因其严厉的虔诚而广受诟病。“有伤风化”（comstockery）这个词就是源于他。在今天我们这个社会，康斯托克比在他的时代更容易受到指责。沃特·肯德里克[140]说他是“维多利亚时代外表正经实则好色的男子的原型”；大卫·雷诺兹[141]则说他是“性爱压抑”的典型人物。[142]康斯托克夸耀自己曾将许多人逼至自杀；他钓鱼执法，完全置法律程序公正于不顾。这样的人当然得不到我们太多的同情。然而，他的言论（色情撒播的可怕）和他的身份（他从1873年起在美国邮政总局担任特别检查员，直到1915年去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考古发掘现场。通过这个现场，人们对撒播式传播所具有的历史性焦虑和思考能得到很好的研究。
康斯托克认为，当时邮政系统新采取的匿名制度引发了各种不道德的行为。1865年，国会立法禁止邮寄淫秽物品；而1873年国会通过的“康斯托克法案”，则进一步扩大了邮局搜查和拦截邮件的权力。19世纪70年代，康斯托克地位上升，这说明在这十年间，在性和其他问题上进行各种开明改革的空间越来越狭小了。姑且不论康斯托克有什么罪过，有一点他是深具洞察力的——在一切人类活动中，最易受传播影响的，就是人的性观念或性行为。他对出版物中的性描写颇为焦虑，这给我们带来的更大的教益是：当人的身体被媒介化时，媒介不仅会将其放大，而且也会改变其性质。正如苏格拉底反对吕西阿斯一样，康斯托克担心少年的灵魂会被来自远方的色情操纵。[143]
康斯托克愤怒的具体对象是当时信件投递的私密性。它导致儿童可以订购并收到不道德的材料，而家长却浑然不觉。“这些行为鬼鬼祟祟，黑暗的阁楼、地下室或酒窖成了最好的销售店。”[144]他期盼回到实行邮件检查的时代：“我们几乎准备实行罗马天主教会的做法。罗马天主教会要求，在大中小学里，所有信件必须当着神父或老师的面拆开。”[145]在广播电视问世之前很早，康斯托克就已经对家庭空间遭到渗透的程度感到震惊。“这个国家的善良的人们……将坚定地保护他们认为的生活中最珍贵的东西——家庭壁炉边的神圣和纯洁。”[146]
康斯托克渴望削弱密封信件的神圣性，但在1873年，他的这一愿望遭到一位名叫詹姆斯（T.L.James）的邮政局长的激烈反对。詹姆斯认为信的密封印不可侵犯；不过他又认为，死信是例外。他指出，那些无法投递或地址不对的信件，每个月底一律送到邮政总局的“死信处”分拣并销毁。[147]实际上，正是因为泛滥的死信中透露出来的色情内容，似乎才使康斯托克和他的同事们相信，邮政通信中存在不道德现象。他本来就有一种强烈的对“批量”的美学追求——他在1873年受命打击色情传播之前，曾做过纺织品贸易员——因此揭露邮局流通中批量存在的淫秽品是他反对邮政隐私制度的主要策略。肯德里克说，康斯托克终生“保持了店员喜欢对货物进行清账盘点的习惯”。[148]每次他收缴到淫秽品后，总喜欢在公开报告中列出它们的总吨位。今天，警察在报道其缴获的毒品时，也总是不厌其详地报道毒品的重量。康斯托克当年的做法应该是当今缉毒警察这一做法的先驱。他对累计数字有着一种拜物教精神，这可以从他收缴的物品清单中看出来。这个清单就像19世纪后期机械复制技术的囤积仓库：照片、全景画之类的画片、商品目录、传单、铜版、手表饰品和耳环、底片刻板、铅印石头、钢或铜版、印刷铅版，木刻、印刷模板，还有“生产橡胶制品的模具”，不一而足。[149]
康斯托克害怕种子广泛撒播。五美分的廉价小说，“像大海中的鱼，能产下数以百万计的卵子。每年，这些种子发芽，跃起投入到死神的收获怀抱之中”。[150]1873年，他还投书《纽约时报》抱怨社会上如牛皮癣般四处张贴的传单。这封信相当符合康斯托克的特点。信中说：“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幸免于这样的传单张贴——树上、树箱上[151]、电线杆上、雨篷杆上、消防栓上、电报线杆上，无一幸免。码头的遮阳篷、码头本身、岸边的石头、退潮之后露出的岩石，全都贴上了肮脏的广告，这完全是和法律唱对台戏。”[152]在这里，他发怒的对象，有一部分是“撒播”这一事实本身，因为作为撒播媒介，传单具有滥交般的公共性，它们无处不在，放大了那些“肮脏的”内容。为此，他重点打击传单的传播渠道，这就是他使用的典型手段——他所能控制的只是邮件里的“黄货”。而“控制渠道”能让他占据优势。拉丁词publicare有三个意思：出版、没收和卖淫。康斯托克的禁黄活动体现出这个词最初的三合一的词义。
自远古时代起，性就被视为消耗男人精华的方式之一。人们恐惧野燕麦播种式的广泛撒播，邮政系统则以一种新奇的方式对这种恐惧作了新的界定：“康斯托克在邮政系统上找到了一个完美的比喻来表现以上古已有之的恐惧——邮政系统让信件在全国传播，不分对象，四处扩散，公开和私下同时并举；这使得邮政系统带上了性诱惑色彩。”[153]这一比喻，听起来也许让人觉得奇怪，但从本书的论点看，这么说一定都不会令人觉得怪异。凡是能够把远方的身体联系起来的手段，在一定程度上都带有性爱色彩——邮政网络盘根错节，全国的每一个地址都既有进口，也有出口，这很少会让我们联想到性爱关系。但每一个邮箱都是这个政治身体[154]上的一个插口，它可以与其他任何邮箱进行比喻性的接触。对康斯托克来说，自然的生殖力可以通过计划生育和某些“淫秽”品来进行调节，而工业文化的强大繁殖力不受约束，但后者令人讨厌地取代了前者。本雅明非常恰当地创造了一个说法“机械繁殖的时代”[155]。虽然他的“繁殖”多半指的是摄影术和电影的复制，但这个短语的确非常适用于繁殖本身。博尔赫斯写道：“性交和镜子都令人讨厌，因为它们都使人的数量增加。”繁殖出相似物，这是生殖和现代媒介都能实现的。康斯托克所恐惧的不仅是性本身，而且还有女性具有的那种生产出新的身体的能力。毕竟，邮政系统的术语都与“运载”（carriage）和“投递”（delivery）有关，而信件未送达（死信）则常常被叫作“无法投递/流产”（miscarriage）[156]。
1890年，《哈佛法学评论》发表了一篇名为《隐私权》的著名文章，作者是沃伦与布兰戴斯（Samuel D. Warren and Louis D. Brandeis）。该文考察的是所谓“相似物的繁殖”现象。我将这篇文章作为最后一个例子，用来说明有些人是如何引用“隐私保护”原则来竭力遏制单向撒播的。如前所述，康斯托克担心的是色情内容会借助邮政系统侵入家庭，而该文的两位作者所担心的则是新闻媒体从家庭中攫取并泄露了个人的隐私内容。他们这样写道：
具有瞬间复制能力的照相术和报业已经侵犯了隐私和家庭生活的神圣领域；各种机械复制设备构成的威胁，似乎要兑现以下预言：“密室的悄悄话都会变成房顶上的大声宣告。”[157]
他们认为，高速摄影破坏了老照相术中摄者与被摄者之间的默契。从前，被照者需要在镜头前端坐几分钟，这实际上就产生了一个非明示的合同：允许别人复制自己相貌。可是，高速摄影使得这种合同不复存在。现在，通过拍下人们无意识地做出的面部表情，不仅能捕捉到家庭的隐私，而且能够捕捉个人的内心思想。这两位作者所描述的，是瓦莱利[158]所谓的“遍在性的征服”（the conquest of ubiquity）以及本雅明所谓的“十分之一秒内的爆炸”（the dynamite of the tenth of a second）[159]。《隐私权》的两位作者很清楚自己观点很前沿，因为很明显，只有在现代媒介的音视频记录功能对其造成了威胁之时，隐私观念才会出现。这两位作者认为，“隐私”显然是一个现代观念，它的出现，以“自我”经历了新的“个人化”（individualization）转变为前提。
和康斯托克一样，沃伦和布兰戴斯认识到，“性”已经成为具有机械复制功能的新兴媒介发展的主要动力。这两位作者在文章中引用了很多说明“新的传播方式超越旧的文化边界”的例子。“报纸四面出击，显然逾越了礼仪和体面许可的边界。闲言碎语不再仅仅是闲人恶人的谈资，而成了一门生意，从业者对它孜孜以求，厚颜无耻。为了满足某些人的色情趣味，各种日报的栏目里弥漫撒播着对性关系的详细描写。”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文化批评家当然不只有沃伦与布兰戴斯两个人。他们当时面对的是五十年以后霍克海默所谓的“文化产业”。[160]和康斯托克一样，沃伦与布兰戴斯担心人们面对各种“弥漫撒播”的色情信息时缺乏自我判断力，还担心在媒介内容的生产过程中，家庭被置于太过核心的位置而遭到过度利用。这个生产流言蜚语的产业，其生产原料的“购买只能通过对家庭隐私的侵犯来实现”。再一次像康斯托克一样，沃伦与布兰戴斯担心，人们具有的像种子一样的胃口在受到不断的反馈剌激后，会螺旋上升，越来越旺盛。“和其他商业领域一样，在这个过程中，供给创造需求。每一茬不体面的闲言碎语收割之后，都成为下一茬更多庄稼的种子；流通的多少直接和收成的多少成正比，其结果是标准降低，道德滑坡。”[161]在本世纪（20世纪），人们对电影、漫画、广播、电视、电子游戏和因特网等也有同样的批评。
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想找到一个可靠的渠道，让哲学恋人如果不能实现身体的结合，那就实现灵魂的结合。无论是吕西阿斯的理性选择，还是跳出特定交流对象的书写，这些交流风格和系统都面临着风险——造成的结果或是滥交性的结合，或是撒播式的收获，或是向虚空中作出的死亡般的讲话。到19世纪，邮政和报纸的出现也引起了类似的担心——担心这两种传播方式在接受对象上会出现问题。邮政也许是第一种长途的点对点的人际交流媒介。但是，死信所代表的，是信件未被送达而引起的哀怨；康斯托克代表的，是乔装打扮的色情信件所引起的愤怒；而沃伦和布兰戴斯代表的，则是私信被拦截和公开撒播而引起的隐私忧虑。这三种情况都表明，人与人之间的私密交流，一旦被记录和传播，就可能摆脱发信人和收信人的控制和影响。
“死信处”通过广告、编目和拍卖等高度公开的方式，试图重建死信和它们的主人之间的联系。康斯托克试图回到他认为的往昔黄金时代，回到可以公开检查信件的时代。沃伦和布兰戴斯则认为他们找到了一个办法，可以解决任意散布个人资料的问题——基于“个体不可侵犯”的观念，从法律上确认个体的隐私权，但这一办法，大致而言，历史悠久，早就被担心广泛撒播的人提出过。如苏格拉底主张面对面的论辩，其实也就是为了保障教学的私密性。在任何传播系统中，如果涉及将个人货物交由陌生人处理，偷听就可能发生；沃伦和布兰戴斯为这种对个人货物的偷听和拦截取了一个名字——侵犯隐私。中介化传播增加了传播过程中幽灵的数量——它们对传输和接收造成困扰——也增加了陌生人碰触和窥视的机会。像奥古斯丁和洛克一样，沃伦和布兰戴斯两人强调隐私原则，目的是为了保护公共空间，防止它被有着“堕落天使”之称的媒介和符号执导的闹剧和滑稽剧干扰。
总之，19世纪是一个漫长的准备过程，它为20世纪出现的对话的回声和重叠进行了铺垫。已故亲人的相片、也许从未送达的信件、不能作出回应的脱离人体的声音——这样或那样的日常事实都加重了传播的幽灵氛围。在有些人看来，对话是两个各有主权的灵魂之间的强有力的相遇，这是他们的美好梦想。然而，他们忘记了一个更加严酷和令人惊异（uncanny）的事实：终极而言，我们的一切依靠记录性和传输性媒介（如今也已包括我们的身体和灵魂）所进行的交流和我们与死者之间的交流，两者难以区分。
[1]Denis de Rougemont，Love in the Western World，rev. ed.，trans. Montgomery Belgian（New York：Pantheon，1956）.
[2]历史学和考古学上最先使用的是“历史时期”与“史前时期”两个概念。“历史时期”（historical period），指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发展时期；“史前史时期”（prehistorical period），指有文字记载以前之人类历史时期。关于史前的研究也被称作“史前学”，一般而言它很少具有独立学科的意义，是一门交叉学科或综合性学科。这里作者显然是指摄影和电报被发明之前就已存在的，可以用来对它们进行分析的相关传播理论资源。——译者
[3]Peter Galassi，Before Photography（New York：Museum of Fine Art，1981）； Jonathan Crary，Techniques of the Observer：On Vision and Moderni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Cambridge：MIT Press，1990）； Nicholas J. Wade，ed.，Brewster and Wheatstone on Vision（London：Academic Press，1983）； and Geoffrey Wilson，The Old Telegraphs（London：Phillimore，1976）.
[4]Harold Adams Innis，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Oxford：Clarendon Press，1950）.
[5]Friedrich A. Kittler，Grammophon，Film，Typewriter（Berlin：Brinkmann und Bose，1986），24，12.
[6]James W. Carey，Communication as Culture：Essays on Media and Society（Boston：Unwin Hyman，1989），chap. 8.
[7]离散族群或流散族群（Diaspora），是近年来越来越受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现象。该词最初专指被驱逐离散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群体。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大潮下，其意思也由此扩展到可以指各民族的人们因为各种原因的迁徙、移民，以及他们之间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冲突和融合。——译者
[8]相关的重要文献是：Harold Adams Innis，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51），and Innis，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
[9]Walter Benjamin，“The Paris of the Second Empire in Baudelaire”，in Charles Baudelaire：A Lyric Poet in the Era of High Capitalism，trans. Harry Zohn（London：NLB，1973），48.
[10]Carlo Ginzburg，“Clues：Roots of an Evidential Paradigm”，in Myths，Emblems，Clues，trans. John and Anne C. Tedeschi（London：Hutchinson Radius，1990），96-125，200-214.
[11]Kittler，Grammophon，Film，Typewriter，22.
[12]佛里德里克·迈尔斯（Frederic Myers，1843—1901），英国诗人、古典学家、文献学家，英国灵异研究学会创始人之一。他对灵异现象的研究，以及提出的“潜意识自我”（subliminal self）在当时很有影响，但没有被科学界所接受。——译者
[13]Frederic W. H. Myers，“Introduction”，in Phantasms of the Living，by Edmund Gurney，Frederic W. H. Myers，and Frank Podmore，ed. Eleanor Mildred Balfour Sidgwick（1924； New York：Arno Press，1975），ix。在电影《冷战间谍》（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1965）中，一名侦探（理查德·伯顿扮演）隐藏其真实身份在灵异研究协会的资料室工作，他一看到这本书便将其藏了起来。
[14]参见：Mary Ann Doane，“The Voice in the Cinema：The Articulation of Body and Space”，in Narrative，Apparatus，Ideology， ed. Philip Rose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335-348。但是如何实现肉体上的整合是一个充满着各类“生者幻象”的媒介文化通常面临的问题。
[15]Friedrich A. Kittler，“Romantik-Psychanalyse-Film：Eine Doppelgangergeschichte”，in Draculas Vermächtnis：Technische Schriften（Leipzig：Reciam，1993），81-104； Tom Gunning，“Phantom Images and Modem Manifestations：Spirit Photography，Magic Theater，Trick Films，and Photography's Uncanny”，in Fugitive Images：From Photography to Video，ed. Patrice Petro（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5），42-71.
[16]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W.AllPort，1897—1967），美国人格心理学的奠基者和人格特质理论的建构者，也是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创建者之一。——译者
[17]Gordon W. Allport，Personality：A Psychological Interpretation（New York：Henry Holt，1937），37.
[18]脑束（tract），解剖学术语，如“脊髓丘脑束”（spinothalamic tract），用在这里是与后面的material相对应。——译者
[19]“Voices of the Dead”，Phonoscope 1（1896）：1。马克·山德伯格（Mark Sandberg）为我提供了该篇文献，在此表示感谢。
[20]此用词使人联想到“耶稣复活”（Resurrection of Jesus），它是基督教主要教义之一。据福音书记述，耶稣生前曾几次预言他将要受难，第3天复活。基督教认为耶稣死后第3天清早，人们发现他已复活，且不是精神性的复活，而是原来那个真正死去的肉身又重新复活；并于第40天以此肉身升入天堂。耶稣复活与《圣经》中其他复活事件不同，它不仅仅指恢复生命，而且表现了战胜死亡的力量。耶稣复活最终证明了耶稣关于自己是上帝之子的说法。——译者
[21]W. Hartenau [Walter Rathenau]，“Die Resurrection Co.”（1898），trans. Louis Kaplan，New German Critique 62（spring-summer 1994）：63-69.
[22]设备将音视频转化成信号电流时，这种信号电流的频率、振幅变化的情况跟声音或视像的频率、振幅变化的情况完全一样，“模仿”着声音信号的“一举一动”，这种电信号被称为模拟信号。与之相对的是数字信号，是一种幅度量化、时间离散化的信号。——译者
[23]Walter L. Welch and Leah Brodbeck Stenzel Burt，From Tinfoil to Stffeo：The Acoustic Years of the Recording Industry，1877-1929（Gainesville：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1994），chap. 1.
[24]Paul Virilio，War and Cinema：The Logistics of Perception，trans. Patrick Camiller（London：Verso，1989）； Wolfgang Schivelbusch，The Railway Journey：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Space and Tim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chap. 3.
[25]奥利佛·霍尔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Sr.，1809—1894），美国医生、诗人、教授和作家，居于波士顿。以善于写作而闻名其时，其代表作为《早餐桌系列》（Breakfast-Table）散文集。——译者
[26]引自Quoted in Sandberg，“Missing Persons”，15。
[27]Stephen Bann，The Clothing of Clio：A Study of the Representation of History in Nineteenth Century Britain and Fra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
[28]尼埃普斯（Nicephone Niepce），法国发明家，第一位拍摄永久性照片的人。——译者
[29]恩里科·卡鲁索（Enrico Caruso，1873—1921），20世纪最受欢迎的意大利歌剧男高音歌唱家。——译者
[30]Welch and Burt，From Tinfoil to Stereo，6.
[31]参见：Cathy N. Davidson，“Photographs of the Dead：Sherman，Daguerre，Hawthorne”，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89（1990）：667-701。
[32]新边疆（New Frontier），美国总统肯尼迪1960年7月在洛杉矶接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演说中提出的政治口号，后被历史学家用来称呼其国内施政纲领。“新边疆”也是美国历史上出现的一种现象：美国在不断地向西推进自己的国境线的过程中，将新的“自由土地”不断地纳入到自己的版图中。美国建国两百多年来就一直在不断地重复这个进程，从而成为今天的两洋国家。——译者
[33]哥特体小说，18世纪后半期出现在英国的，以古堡、荒野或修道院为背景，描写凶杀、暴力、复仇等内容的小说。“哥特”一词最初来自条顿民族中哥特部落的名称，后来又被用来指称一种中世纪建筑风格，而“哥特体”小说中包含的明显的叙事特征，就是“哥特性”：恐怖、神秘、魔幻、悬疑。——译者
[34]Nathaniel Hawthorne，The 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18S1； New York：Bantam，1986），13，17.
[35]Hawthorne，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68.
[36]达盖尔照相机，基于达盖尔照相术原理的照相机。1839年3月19日，法国科学家达盖尔（L. J. M. Dagurre）发明了一种实用的摄影术，称为达盖尔摄影术，也称银版摄影术。后来达盖尔根据此方法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台照相机。——译者
[37]Hawthorne，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135.
[38]Hawthorne，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162.
[39]《红字》（The Scarlet Letter），美国19世纪后期浪漫主义文学代表作家纳撒尼尔·霍桑的力作。发表于1850年，小说以其象征手法和心理描写开拓了美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新领域。——译者
[40]在柏拉图《会饮篇》中，苏格拉底发言时引出他与“曼提尼亚的狄奥提玛”的对话。在对话中狄奥提玛被描述为一位东方女先知，但她到底是历史人物，还是虚构人物，尚无定论。——译者
[41]Hawthorne，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203.
[42]刘易斯·芒福德（Luis Mumbford，1895—1990），美国哲学家、人文主义技术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由人性和心理学出发对技术哲学进行探讨，先后发表《技术与文化》（1934）、《机器的神话》（1967）等论著。他把技术的整个历史分成三个相互重叠又相互渗透的阶段，即直觉技术阶段（用水和风，1750年之前）、经验技术阶段（用煤和铁，1750—1900年）、科学技术阶段（用电与合金，1900年以后）。他认为人类的本质乃是精神创造、用脑思考、自我设计和自我控制，而不是工具的制作。——译者
[43]Lewis Mumford，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New York：Harcourt，Brace，Jovanovich，1934），162.
[44]James Stevens Curl，The Victorian Celebration of Death（London：David and Charles，1972）. 又参见：John Morley，Death，Heaven，and the Victorians（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71），and Michael Wheeler，Death and the Future Life in Victorian Literature and Theolog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45]丁尼生（Alfred Tennyson，1809—1892），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著名诗人。1828年入剑桥大学，此期间因发表诗作《提姆巴克图》而荣获金质奖章。1850年因发表长诗《悼念》，被封为桂冠诗人。——译者
[46]Curl，Victorian Celebration of Death，179。关于同时代美国的文化图景，见Garry Wills，Lincoln at Gettysburg：The Words That Remade America（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92），and Ann Douglas，The Feminiz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New York：Knopf，1977）。
[47]Plato，Phaedrus，275d.
[48]Eleanor Mildred Balfour Sidgwick，“On Hindrances and Complications in Telepathic Communication”，in Phantasms of the Living，by Edmund Gurney，Frederic W. H. Myers，and Frank Podmore，ed. Eleanor Mildred Balfour Sidgwick（1924； New York：Arno Press，1975），432.
[49]在此点上，卡塔林·麻马力（Catalin Mamali）提供了不少洞见，特致谢。
[50]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Ernst Daniel Schleiermacher，1768—1834），德国神学家、哲学家。1799年发表《论宗教：对蔑视宗教者之中的有教养的人的讲话》，因而获得全国性声誉。哲学上他认为人文科学研究主要由辩证法、物理学、伦理学三大部分组成。认识论上他受康德哲学影响，力图探讨人对事物正确理解和有效解释的可能性的普遍条件。——译者
[51]威尔赫姆·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德国哲学家，生于比布里奇一牧师家庭，先在威斯巴登市一个语法学校学习，后在海德堡学神学，一年后到柏林主攻历史学与哲学。在西方他被公认为生命哲学创始人、历史哲学的奠基者、哲学人类学的先驱、现代诠释学之父。狄尔泰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哲学界知识渊博、著述丰富、兴趣广泛的哲学家。主要著作有《精神科学导论》（1883）、《体验与诗歌》（1905）、《精神科学中的历史世界结构》（1910）等。——译者
[52]Paul Ricoeur，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Essays on Language，Action，and Interpretation，trans. John B. Thomps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131，140，202-203.
[53]赫伯特·孟泽尔（Herbert Menzel，1921—1987），美国社会学家，曾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著有《医学创新——一个关于其扩散的研究》。——译者
[54]Herbert Menzel，“Quasi-Mass Communication：A Neglected Area”，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35（1971）：406-409.
[55]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1932—2014），英国社会学教授、文化理论家、媒体理论家、文化研究批评家、思想家。他是“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第二任主任，也是英国文化研究卓越的领导人和领航人。霍尔长达几十年的文化研究中涉及文化的诸多方面：媒体、文化身份、文化差异、文化认同与族裔散居、种族与族性、社会与权力等等。从理论根源来看，他借鉴了马克思、葛兰西、阿尔都塞、巴赫金、法农、本雅明、卢卡奇、布莱希特、索绪尔、德里达、拉康、罗兰·巴特和福柯等思想家的理论并加以拓展，形成了自己的“接合理论”。——译者
[56]Stuart Hall，“Enwding Dewding”，in Culture，Media，Language：Working Papers in Culture/Studies，1972-1979，ed. Stuart Hall et al.（London，Hutchinson，1980），135.
[57]最近出版的一本关于“纪念”的书在其封皮上写道：“现在越战纪念墙（The Vietnam Wall）不仅是一个纪念处所和祭坛，它还变成了一个朝圣场所。在这里一些人深受感动，留下了各种表达心意的祭品，类型繁杂，数不胜数。这些祭品主要表达的是祭拜者发给越战死难者的私人讯息，这些讯息意味着什么也只有祭拜者自己才知道。” 参见：Thomas B. Allen，Offerings at the Wall：Artifacts from the Vietnam Veterans Memorial Collection（Atlanta：Turner，1995）。书中提到，祭品包括一台生锈的手风琴、各种十字架、枕头、黑丝边内裤、一张照片（上面是一个南越士兵的尸体和正被凶手从尸体边拖开的死者的女儿），还有一封道歉信，等等。
[58]Samuel Johnson，“An Essay on Epitaphs”，in Samuel Johnson，ed. Donald Green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98.
[59]“Arch”有“主要”（chief，principle）之意，如arch foe，主要的敌人；荣格提出的archetype（原型）最广为人知，详见第五章注释。——译者
[60]Ralph Waldo Emerson，“Consecration of Sleepy Hollow Cemetery”（1855），in Miscellanies（Boston：Houghton Mifflin，1904），427-436.
[61]John J. McAleer，Ralph Waldo Emerson：Days of Encounter（Boston：Little，Brown，1984），109.
[62]博斯科维奇（Ruggiero Giuseppe Boscorich，1711—1787），意大利天文学家和数学家。——译者
[63]Emerson，“Experience”（1844），in Selected Writings of Emerson，ed. Donald McQuade（New York：Modem Library，1981），344。Ruggiero Giuseppe Boscovich 对法拉第和麦克斯韦都产生了影响。
[64]此句原文为：We will not jealously guard a few atoms under immense marbles。——译者(www.xing528.com)
[65]加里·威尔斯（Garry Wills，1934— ），美国多产作家、记者和历史学家，曾获得普利策奖。他关注美国历史、政治、宗教，特别是罗马天主教的历史。——译者
[66]Wills，Lincoln at Gettysburg，75.
[67]Emerson，“Consecration of Sleepy Hollow”，430，435，436.
[68]Theodor W. Adorno，“Kierkegaard's Doctrine of Love”，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dence 8（1939）：413-429.
[69]Emerson，“Nature”（1844），in Selected Writings of Emerson，ed. Donald McQuade（New York：Modern Library，1981），403.
[70]Emerson，“Experience”，342.
[71]萨拉·玛格丽特·富勒（Sarah Margaret Fuller，1810—1850），美国作家、评论家、社会改革家，早期女权运动领袖。她是新英格兰先验论派的著名成员，她在1845年出版的代表作《19世纪妇女》开启了文化女性主义思想传统。——译者
[72]Ralph Waldo Emerson，The Journals and Miscellaneous Notebooks of Ralph Waldo Emerson，7：301。引自MacAleer，Ralph Waldo Emerson，114。不知爱默生是否读过叔本华的著作。
[73]Ralph Waldo Emerson，“Demonology”（1839），in The Early Lectures of Ralph Waldo Emerson，ed. Robert E. Spiller and Wallace E. William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3：151-171.
[74]Emerson，“The American Scholar”（1837），in Selected Writings of Emerson，51.
[75]Ralph Waldo Emerson，Nature（1836），in Selected Writings of Emerson， ed. Donald McQuade（New York：Modern Library，1981），7.
[76]John Durham Peters and Eric W. Rothenbuhler，“The Reality of Construction”，in Rhetoric in the Human Sciences，ed. Herbert A. Simons（London：Sage，1989），11-27. Cf. Emerson，“Experience”，343.
[77]Emerson，Nature，26.
[78]爱默生将他的演讲集《自然》的第二章命名为“生命的必需品”。英语单词commodity意为“商品”，这里爱默生用它来指人类生存所必需的各种物质，包括土地、动植物、空气、水、火等等。《自然》一书的主题是从进化论角度阐述人类的进步，以及人类通过艺术来再现自然，从而与自然实现融合。——译者
[79]第二性，与“第一性”、“第三性”相对，指从属的、派生的性质。是实用主义创始人皮尔士提出的哲学概念。——译者
[80]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1897—1993），当代美国“新修辞学”的代表、著名修辞学家。他被认为可能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最伟大的修辞学家，受到了广泛关注。伯克的修辞学理论以“认同”为核心概念，是古典修辞学的继承和发展，但他重新定义并且大大拓宽了修辞分析的范围，因此广受赞誉。——译者
[81]Emerson，Nature，35.
[82]Nature and Culture在英语中是一对相对表达，两个词互压尾韵，可翻译成“自然”与“人为/文化”，但丧失了其尾韵特征。——译者
[83]Emerson，“Experience”，346.
[84]Herman Melville，“Bartleby”（1853），in Piazza Tales（New York：Elf，1929），21-65. 后文括号中的数字为页码。
[85]平行宇宙（Parallel Universe），也称为“平行世界”（Parallel World），这是一种在物理学里尚未被证实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在我们的宇宙之外，很可能还存在着其他的宇宙，而这些宇宙的基本物理常数可能和我们所认知的宇宙相同，也可能不同。——译者
[86]Louis G. Schwartz，“Seminar Paper”（paper prepared for seminar on philosophy of communication，summer 1991，University of Iowa）.
[87]正如弗洛伊德所展示的，如果某人有看见自己的“复制品”这样的“诡异情形”（the uncanny），这预兆着该人死到临头了。参见：“Das Unheimliche”（1919），in Gesammelte Werke，vol.12（Frankfurt am Main：Fischer，1947）。
[88]阿尔弗雷德·卡赞（Alfred Kazin，1915—1998），美国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其作品大多描绘美国20世纪早期的移民生活。——译者
[89]Alfred Kazin，“Ishmael in His Academic Heaven”，New Yorker 24（1949）：84-89.
[90]Richard Poirier，“Writing off the Self”，Raritan，no. 1（summer 1981）：106-133.
[91]Bruce Ackerman，Social Justice in the Liberal State，371，引自Mark Kingwell，A Civil Tongue：Justice，Dialogue，and the Politics of Pluralism（University Park：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5），61-62。
[92]留声机最初是爱迪生给自己的装置的命名；贝尔的装置名为graphophone；伯林勒（Emile Berliner）的机器（其上安装了一个碟形部件）名为gramophone，后来该词在欧洲流行开来。在本书中，我都使用“留声机”统称这些名称稍有不同但功能类似的装置。
[93]Thomas A. Edison，“The Phonograph and Its Future”，North American Review 126（May-June 1878）：527-536，530.
[94]See Richard D. Altick，The Shows of Lond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8）； Bann，Clothing of Clio； Gunning，“Phantom Images and Modem Manifestations” and “Tracing the Individual Body”； and Sandberg，“Missing Persons”.
[95]深为浪漫主义者所爱的爱奥尼亚竖琴（aeolian harp）以及音乐盒、音乐钟和各种管乐器属于例外。参见：James F. Lastra，“Inscriptions and Simulations：Representing Sound，1780-1900”（paper given at Sound Research Seminar，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University of Iowa，21 April 1995）。该书探讨了留声机被发明之前的“具有自动书写特征”的声音。
[96]Theodor W. Adorno，“The Form of the Phonograph Record”，trans. Thomas Y. Levin，October，no. 55（winter 1990）：56-61，at 58.
[97]雅克·佩里奥（Jacques Perriault，1938— ），法国巴黎第十大学信息和传播科学教授，是法国著名的新媒体研究者。——译者
[98]Jacques Perriault，Memoires de I'ombre et du son：Une archeologie de I'audio-visuel（Paris：Flammarion，1981），202，224.
[99]关于此标识的实物，参见：Morley，Death，Heaven，and the Victorians，201，plate 1。
[100]Perriault，Memoires de l'ombre et du son，177.
[101]Sigmund Freud，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trans. Joan Riviere（1930； New York：Norton，1961），43.
[102]Théodore Du Moncel，The Telephone，the Microphone and the Phonograph（New York：Harper，1879），243.
[103]Bruce Bliven，“The Ether Will Now Oblige”，New Republic，15 February 1922，329.
[104]Th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ed. Charles Hartshorne and Paul Weis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5：542。麦克·瑞纳（Michael Raine）为我提供了该文献，特致谢。
[105]Walter Benjamin，“Paris，Capital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in Reflections（New York：Schocken，1978）.
[106]“Voices of the Dead”，1.
[107]Wayne Koestenbaum，The Queen's Throat：Opera，Homosexuality，and the Mystery of Desire（New York：Vintage，1993）。此书探讨了胶片留声机和录放机带来的非自然感：它们将人的声音、耳朵和机器不自然地匹配起来，这是一种未经许可的感官上的插入。
[108]“The Phonograph”，Harper's Weekly，30 March 1878，249-250。对此向Mark Sandberg表示感谢。
[109]哈珀·麦克斯（Harpo Marx，1888—1964），美国著名喜剧演员、电影明星、哑剧演员和音乐家。——译者
[110]留声机对收听对象的不加区分与柏格森对“可笑”之定义。柏格森认为，一切可笑都起于将灵活的事物变成呆板，将生动的举止化作机械式（Le mecanique plaque sur le vivant）。参见：Le rire：Essai sur la signification du comique（1899； 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1972），29。
[111]原句为：Offering the single turn of speech in all its alarming solitude。——译者
[112]On Hegel and sound，参见：Joseph Simon，Das Problem der Sprache bei Hegel（Stuttgart：Kohlhammer，1966）； 其中73ff.处提到“声音乃有限性的哭泣”（the voice as the cry of finitude）。
[113]Friedrich A. Kittler，Discourse Networks：1800/1900，trans. Michael Mettee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245.
[114]Thomas Y. Levin，“For the Record：Adorno on Music in the Age of Its Technological Reproducibility”，October，no. 55（winter 1990）：23-47.
[115]Perriault，Memoires de l'ombre et du son，122，153，154.
[116]Oliver Lodge，Raymond，or Life and Death，with Examples of the Evidence of Survival of Memory and Affection after Death（New York：Doran，1916），328.
[117]Richard B. Kielbowicz，News in the Mail：The Press，Post Office，and Public Information，1700-1860s（New York：Greenwood，1989）； Menahem Blondheim，News over the Wires：The Telegraph and the Flow of Public Information in America，1844-1897（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 Thomas C. Leonard，News for All：America's Coming of Age with the Pres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Dan Schiller，Theorizing Communication：A Histo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chap. 1； and Richard R. John，Spreading the News：The American Postal System from Franklin to Mors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
[118]John Floherty，Make Way for the Mail（Philadelphia：Lippincott，1939），38.
[119]Leonard，News for All，13-14.
[120]Jacques Derrida，The Post Card：From Freud to Socrates and Beyond，trans. Alan Bas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
[121]驿马快信制（Pony Express），又译“快马邮递”或“小马快递”，是美国近代一项利用快马接力，在加利福尼亚州和密苏里州间传递邮件的系统，从美国东海岸到西海岸的邮递时间约为10天。驿马快信东起密苏里州圣约瑟夫，西至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全长约2900公里，共设157个驿站，每个骑手一般骑行120至160公里，每隔16至24公里便换马一次。驿马快信创立于1860年4月，在1861年10月横跨北美大陆的电报系统完工后就告停用，总共存在了一年半的时间。尽管存世不长，它却在美国西部历史上留下了一段传奇。——译者
[122]Mathew J. Bowyer，They Carried the Mail：A Survey of Postal History and Hobbies（Washington，D.C.：Luce，1972），24.
[123]安东尼·康斯托克（Anthony Comstock，1844—1915），美国邮政总署职员，以推动邮件色情内容审查而闻名。1865年，美国国会采纳了首部禁止美国邮政中的淫秽物品的法律。1865年，美国联邦法律禁止淫秽书画的传播。1872年，在安东尼·康斯托克的主张下，加强1865年法令的修正案被国会通过，该法令被称为“康斯托克法”。后来，“康斯托克主义”（Comstockery）成为滥用道德审查的代名词。——译者
[124]“大学—航空公司炸弹案”（Unabomber），自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中，有人不断利用邮包将炸弹寄到美国各地的高校、机场等机构，导致3人丧生，23人受伤。1996年4月4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在蒙大拿州拘捕邮寄炸弹疑犯卡钦斯基（Kaczynski），此人曾是加州大学的数学教授，在家里搜出受害人名单和两枚炸弹，1997年经审讯后，卡钦斯基认罪。此案件后来被拍成电视电影，名为《隐形炸弹人》（Unabomber：The True Story）。——译者
[125]Walt Whitman，Song of Myself，48.
[126]John，Spreading the News，77-78.
[127]Charis Conn and Ilena Silverman，eds.，What Counts：The Complete “Harper's” Index（New York：Holt，1991），106.
[128]Flaherty，Make Way for the Mail，167，171.
[129]参见普林尼·迈尔斯：Pliny Miles，Postal Reform：Its Urgent Necessity and Practicability（New York：Stringer and Townsend，1855），65-73。该改革文献读来引人入胜。迪恩·科尔比为我提供该文献，在此致谢。迈尔斯曾经在死信办公室任职。
[130]Edgar Allan Poe，Poetry and Tales（New York：Library of America，1984），668.
[131]《生活》（Life）杂志1945年1月1日期上刊登了一张“本周照片”，拍摄的是一堆无法投递的圣诞节包裹，图片说明是：1944年，美军二战伤亡率最高时，在美国各地都出现了大量阵亡者的遗物。在美国邮局的则是很多无法投递到的寄送给已阵亡的士兵的包裹。印在这些包裹上的是冰冷的官方文字：“返回给寄者，收者已阵亡”或“返回给寄者，收者在行动中失踪”。请注意这里激发人联想的用词“返回”（return），似乎是说包裹被（阵亡者）“寄回”给发寄者，好像死人还能邮寄东西似的。
[132]纳撒内尔·韦斯特（Nathaniel West，1903—1940），美国小说家，代表作为《寂寞芳心小姐》。该小说的写作开始于1929年美国华尔街股市崩溃后，发表于1933年。故事描写纽约市一位报社专栏作家所遭遇的内心痛苦与挣扎，描绘出现代生活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小说中读者来信所叙述的悲惨经历，凄婉动人，也充满象征意义。《寂寞芳心小姐》作为美国文学的经典作品之一，常被列入美国文学教科书，所以流传甚广。——译者
[133]Nathanael West，“Miss Lonelyhearts”（1933），in The Complete Works of Nathanael West（New York：Farrar，Straus，and Cudahy，1957），63-140，at 104.
[134]New York Times，9 December 1859，3.
[135]New York Times，26 December 1875，22 December 1875.
[136]《荷马史诗》第二部《奥德赛》中的一个情节。故事主角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带领战士回国。途中经过一座海岛，岛上有三个专门以歌声诱杀行人的女妖。为了逃避岛上迷人的歌声，在船队距岛不远的地方，奥德修斯先用蜡丸塞住船工和士兵们的耳朵，然后叫人将他绑在桅杆上，以抵挡诱惑，但最终归于失败，大量船工和士兵经不住诱惑而被杀。——译者
[137]这里作者显然在暗指维特根斯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维特特根斯坦25岁，当时是剑桥大学的学生，师从罗素潜心研究逻辑。但他却自愿加入了奥地利军队，从1914年8月7日入伍到1919年8月21日被作为俘虏释放，整整5年。这段经历对维特根斯坦这位著名的当代西方语言分析哲学家的生活和学术有何影响，一直令研究者着迷。——译者
[138]该机构英文名为：The New York Society for the Suppression of Vice。——译者
[139]Heywood Broun and Margaret Leach，Anthony Comstock，Roundsman of the Lord（New York：Boni，1927），154.
[140]沃特·肯德里克（Walter Kendrick，1947—1998），美国英语文学学者、教授，维多利亚时代文学研究权威。——译者
[141]大卫·雷诺兹（David S. Reynolds，1948— ），美国文学批评家、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因其关于美国文学和文化的评论而知名。——译者
[142]Walter Kendrick，The Secret Museum：Pornography in Modem Culture（New York：Viking，1987），136； David S. Reynolds，Walt Whitman's America：A Cultural Biography（New York：Knopf，1995），541.
[143]肯德里克在《秘密博物馆》（Secret Museum）中指出，康斯托克对内容的道德审查动因是关注不健康内容对男孩灵魂的侵蚀，这与同时期欧洲对内容的道德审查动因不一样，后者关注不健康内容对女孩（更脆弱的）灵魂的侵蚀。
[144]Anthony Comstock，Traps for the Young（New York：Funk and Wagnall，1883），131.
[145]Comstock，Traps for the Young，146.
[146]New York Times，15 March 1873，1.
[147]New York Times，3 July 1873，8.
[148]Kendrick，Secret Museum，136.
[149]New York Times，15 March 1873，1； cf. Comstock，Traps for the Young，137.
[150]Comstock，Traps for the Young，41.
[151]指为绿化目的用来盛土种树的木箱。——译者
[152]New York Times，17 November 1873，2.
[153]Kendrick，Secret Museum，145.
[154]政治身体（body politic），是一种将国家政权比喻成人体的观念。——译者
[155]Walter Benjamin，“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in Illuminations，trans. Harry Zohn，ed. Hannah Arendt（New York：Schocken，1968），217-251。该文德文版标题用的是“技术的可复制性”时代（the age of “technische Reproduzierbarkeit”），但该文英文版标题则是翻译自该文的第一版，当时用法文发表在《社会研究》杂志上（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5（1936）：40-63）上。该法文版标题用的是“机械复制时代”（l'epoque de sa reproduction mecanisee）。
[156]Carriage和delivery是一词多义。Carriage：怀孕、流产（miscarriage）；delivery：投递、分娩。——译者
[157]Samuel D. Warren and Louis D. Brandeis，“The Right to Privacy”，Harvard Law Review 4（1890）：193-220，at 195。关于该文的摄影术背景，可参看此篇极为有趣的文献：Robert E. Mensel，“‘Kodakers Lying in Wait’：Amateur Photography and the Right of Privacy in New York，1885-1915”，American Quarterly 43，1（1991）：24-45。
[158]瓦莱利（Paul Ambroise Valéry，1871—1945），又译“瓦勒里”、“梵乐希”，法国诗人、评论家。象征主义艺术和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1925年入法兰西语言学院。1937年提出“纯诗”的概念，认为诗的要点是以语言为手段来探索人们所感觉到的世界的幻象，从而推断出一个虚构的意境，它不是日常语言所表述的现实世界，而是一个由语言支配整个感觉的与梦境相似的幻象。——译者
[159]Benjamin，“Work of Art”，236.
[160]Kenneth Cmiel，“Highbrow/Lowbrow”（paper presented at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Chicago，April 1991），以及Rochelle Gurstein，The Repeal of Reticence（New York：Hill and Wang，1996），chaps. 1-2。讽刺的是，沃伦一家也从事文化产业，他们和其他人一起生产报纸，并引领了各种技术革新，催生了报道各种小道消息的廉价报纸。他们投资巨大，促成了波士顿主要报纸实行的，被一位新闻史学者称为“最为大胆的”的举措——在报纸上推出“八卦”（gossip）栏目，参见Leonard，News for All，96。
[161]Warren and Brandeis，“Right to Privacy”，196.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