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的传播思想有个主要特征，那就是不区分面对面的交流和大众传播。“大众媒介”（mass media）是一个当时新造的字眼，它构成了一道模糊的地平线。在这条地平线上尽管耸立着各种阴影，有“象征工具”（symbolic apparatus，奥格登和里查兹）、“娱乐/干扰”（distraction，海德格尔）、“交流的工具属性”（instrumentalities of communication，杜威）、“广告媒介”（伯奈斯）、“银锁链”（chains of silver，拉斯韦尔）等等，但是将“大众媒介”作为体制性和讨论性活动的独特领域，这一思想那时尚未问世。对communication一词的适用范围当时尚无具体说明。它可以出现在大众教育中，也可以用于一对一的交流。到了30年代，大众传播和人际交流的分野的基础开始奠定，传播（communication）和通信（communications）也开始分道扬镳。1930年代的整个十年，经验主义指向的社会研究传统兴起——这常常和商业活动有关。这些研究的关注重点是新兴大众媒介的内容、受众和效果，特别是对无线电广播的研究。拉扎斯菲尔德（Paul F. Lazarsfeld）是这个时期的关键人物。这十年中，大量的社会理论和社会批评源源不断地产生，许多研究关注的是传播及其在大众文化中遭受的扭曲。在这期间，法兰克福学派的许多德国籍犹太人移居美国，他们生产出大量的研究成果；这十年中，宣传分析也盛极一时，其目的是要拨开美国国内广泛弥漫着的干扰认知的烟幕。大众媒介具有何种社会意义？对这一问题的典型态度——认为它提供了相对无害的娱乐，或认为它是塑造社会意识的强大产业——都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除了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之外，这十年中产生的与“传播”相关的其他重要研究成果还包括：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狱中札记》、利维斯（Q.D.Leavis）的《小说与读者》（1932）、杜威的《艺术与经验》（1934）、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的《无线电广播》（1936）以及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的多部著作。此后学术界和公众对“传播”的兴趣的新爆发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了。
二战后的40年代后期也许是20世纪与communication正面相对的最伟大的时期。这一时期之所以伟大，首先是因为信息论的产生和快速扩散，并因此而激发的兴奋感[信息论（information theory）最初实际上叫“通信理论”（communication theory）]。信息论肇始于电讯业中的“信息实践”，尤其是发端于20年代的贝尔实验室的电话通信研究以及二战期间的密码研究。香农（Claude Shannon）的《通信的数学理论》（1948）的出版有何意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74]科学家们从中读到的是它用传统热力学中的热门术语“熵”（entropy）来描述信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从中则看到了它对信号冗余所做的技术界定，从而提供了一个“修正”频率的方法，使一条电话线能同时实现多个通话；此外，它还给美国精神生活提供了一整套词汇，这些词汇很适合当时这个国家在世界军事和政治中刚刚被确认的领袖地位。“通信理论”（communication theory）显然是一种“信号”（signals）理论，而不是“意义”（significance）理论。然而，随着精神生活的扩展，这些术语的意义也得以扩散——而且是急速地扩散，“信号”和“意义”之间的差别就很少被注意到了[75]。这时，“信息”（information）已经变得实在，通信理论（communication theory）则变成了一个既描述信道能力又描述意义的理论。事实上，这个理论之所以令人激动，也许是因为它将在战争、科层治理和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东西变成了一个科学技术概念。信息再也不是什么未经加工的数据、军事后勤活动或电话号码；它成了一个根本原理，我们凭借它能解读整个宇宙。
信息论（informationa theory）的扩散并非纯净，这样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它改写了“生命存在的伟大链条”（the great chain of being）[76]。在这一链条的最微小层次上，即生命奥秘如何被“编码、储存和传播”的层次上，沃森（J.D.Watson）和克里克（F.H.Crick）发现了双螺旋结构；DNA被看成是遗传的信息密码。神经触突成为交换台，神经成为电话线（这将19世纪的比喻刚好颠倒过来，那时将电报和电话比作人的“神经”）；传递信息的DNA蛋白质获得了“信息体”（informosomes）的昵称。沿着“生命存在的链条”往上走，荷尔蒙和酶被比喻成信使，大脑则是“信息处理器”。在社会领域，我们知道，如果男女双方“更多地交流”，夫妻双方“多就彼此的感情分享信息”，婚姻将更加美满；好的管理人员必须和雇员进行有效的交流（即分享信息）；在国家之间，更好的信息流动有助于和平与谅解。二战后，从生活蓝图到世界政治秩序，交流和信息都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二战后信息的话语向其他领域广泛渗透的另一个例子则是高等教育。有不少大学专业将自己界定为“从事信息的生产、操作和解释工作”。计算机科学、电气工程、统计学、说明文写作、图书馆学、心理语言学、管理科学，以及经济学、新闻学和传播学中的大部分内容都对自己作如此定义[直到今天，攻读传播学（communication）的人有时还不得不解释，他们学的不是电气工程（electrical engineering）]。这让人感到，如果没有“信息”这个词作为思想连接，近年来在“认知科学”名目下崛起的跨学科交汇趋势恐怕是不可能的。还有人走得更远，他们说，一切探询人类事务的东西，都必须用新的“三位一体”观念来重新自我描绘一番。这三个观念是：信息（information）、通信/传播（communication）和控制（control）。[77]从笛卡儿到卡尔纳普[78]，很多人一直都有着统一所有学科的梦想，而这新的“三位一体”即是这一梦想的最新版本。现在，“信息”成为这类梦想的剌激因素，就像当初几何学、进化论、热力学、统计学和数学物理学一样；这些学科在其黄金时期都曾经试图要统一人类的一切知识。二战后信息论的放射性爆炸余威至今未息，我们仍能感觉到。
这个令人头晕目眩的大杂烩导致的结果之一，便是它催生了将communication视为“信息交换”（information exchange）的观念，这和奥格登与里查兹的“语义交流观”很接近，而其更遥远的渊源，则是有着悠久传统的天使学交流观。天使学交流观认为人类不同心灵之间能瞬间远距离实现接触。更加重要的是，这个将communication视为“信息交换”的观念抹掉了人、机器和动物之间的障碍。世间万物，凡是涉及信息处理，均有资格列于“交流”的队伍之中。“交流”作为一个范畴，其蛮荒无序，可以从一篇文章的开篇明显看出来。这篇文章对众多学者利用信息论进行的跨学科“偷猎活动”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该文的作者是美国福特基金会的物理学家沃伦·韦弗（Warren Weaver），他在评论香农时，如此说道：
这里的通信/传播一词，其意义非常宽泛，包括一个心灵可能影响另一个心灵的任何进程（procedures）。当然，这不仅包括书面语和口语，而且包括音乐、绘画艺术、戏剧、芭蕾——实际上它涵盖了人类的一切行为。在某些方面，将这个词的意义再加以拓宽可能是更加可取的；换句话说，将词义拓宽到包括各种进程，通过这些进程，一种机制（如自动设备追踪飞机并计算其未来可能的位置）能影响另一种机制（如导弹追踪这架飞机）。[79]
由上可见，韦弗笔下的communication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范畴，它包括音乐和导弹，言语和伺服系统。在交流的视角这一问题上，韦弗带着我们一路飞奔，从语义学家喜欢的领域（一个心灵影响另一个心灵），穿过语言和艺术，最后进入人类行为的广阔天地（尽管这个旅程有点颠簸）。接着，他将此定义进一步“拓宽”，并把朝鲜战争时期的落伍军事技术也囊括其中。在20世纪50年代，以上这串长长的关于界定“交流/传播”的话语，让许多富有思想的人心领神会，激动不已。究竟是什么东西让这个定义产生了这样的效果呢？我认为，首先是因为，韦弗的这个定义适合那个时代。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两种伟大技术——计算机和原子弹不仅有一个共同的源头，它们还拥有共同的文化空间和象征意义。人们常常借用原子科学的术语来谈论信息：半衰期（像放射性物质一样地衰减）、裂变、分子质量、粒子质量。信息和亚原子物理分享共同的符号表达方式：它们以微量方式呈现，闪动、涌动和脉冲，并常常被当成“精神光子”（mental photon），即一种最小的认知量子。在想到可能出现的末世之灾时，原子弹和“信息”让人们同时也感到一种窃喜，这是现代人（非常习惯新事物剌激的人）在思考自我毁灭时感到的一种兴奋。计算机是人类历史上的最新发明，而核弹爆炸则处在人类历史的最后一刻。
如果更加切实些地表达的话，信息传播（communication）是一个能将自然科学（DNA为其伟大的密码）、人文科学（“语言即是交流”）和社会科学（传播是基本的社会过程，施拉姆如是说）结为一体的观念。“communication就是信息交换”，这一交流观念终于将“交流”从享受特权的人体或灵魂中解放出来，使其成为探索人与外星人、动物和机器结合的场所（第六章）。与机器伺服控制机制（servomechanisms）的速度和准确性相比，普通的互动要跨越虚空，显得脆弱而不足。然而，个体寻求与他人真实的接触——仿佛借此可以获得某种补偿——同时又具有重大的文化意义。二战前，存在主义曾呼唤人与人之间真实地相互袒露。二战后，交流被视为“具有治疗功能的自我表达”，并在文化中急剧扩散，形成燎原之势，这即是对战前存在主义的思想“冷饭”进行的回炉再热。
二战后交流/传播思想快速发展的第二个场所是“治疗性交流观”的兴起。正如奥格登和里查兹所说，“交流”此时作为一种“澄清”手段，成为许多人的梦想，它被认为能在人际交流和国际交流两个层次上都发挥效用。具体地说，联合国的建立，尤其是其教科文组织（UNESCO）的建立，给一些知识分子以无限的希望，他们希望“交流”成为全球启蒙的工具。精神治疗专家沙利文（H.S. Sullivan）1938年造了一个新词“人际的”（interpersonal）。他在UNESCO工作时，带着这样一种想法——既然他能治疗两个人之间或多个人之间的交流障碍，他也就能治疗更大范围内的交流障碍。[80]生物学家赫胥黎（Julian Huxley）在担任UNESCO第一任首脑时的梦想是，利用大众媒介在全球范围内普及世俗的科学人文主义，以代替宗教。[81]这种思潮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则是贝特森（Gregory Beteson），他一方面因信息论在控制论领域带来的前景而感到激动，另一方面则为“交流作为治疗手段”在精神治疗领域的应用而感到喜悦。[82]
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是二战后人本主义心理学的领军人物。他也许是治疗性交流视野中最杰出的理论家。1951年，他在一篇讲话里指出：“心理治疗的全部任务就是对付交流失败。”在他看来，交流失败是神经病人的宿命，他们与自己和他人的交流遭受了一定程度的损害。比如，他们在自己的“无意识”（the unconscious）和“自我”（ego）之间遇到了交流障碍。“心理治疗的任务，就是通过在患者与心理医生之间建立起一种特殊关系，帮助患者与其自我进行很好的交流。”随后患者和别人的良好交流自然会接踵而至。他总结说：“可以说，心理治疗就是良好的交流，是人与人之间，人和自己内心之间进行的良好的交流。我们将这句话倒过来，它仍然成立：良好的交流，自如的交流，无论在内心，还是在人与人之间，始终具有治疗效果。”
罗杰斯的观点既承认他者是不可替代的，又重视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的交流具有愉快的治疗效果，并将两者糅合在一起。后来，围绕他提出的这种治疗性谈话发展出一个无处不在的文化产业。罗杰斯认为，良好交流具有的一个主要好处是，它给交谈者以勇气摆脱自己过于情绪化的个人观点，转而重申交流另一方的观点。这正是穆勒在《论自由》（1859）中提出的人们在公众讨论中应该支持的原则，也是此后在各种传播研讨会上被反复提出的一条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罗杰斯建议将这种常常用于小群组（small groups）的方法拓宽用于更大规模的论坛，比如紧张的美苏关系会谈（这当然是冷战思维）。他认为，如果会谈双方都努力理解对方而不是判断对方，就可能取得重大的政治成果。罗杰斯书中的治疗性交流视野，始终散发着一种救世主的目光，这种视野使灵魂、夫妻关系、群体关系和国家关系都得到安抚而心静神宁。他的忠告是：既然“悲剧性和几乎致命的交流失败总是威胁着现代世界的存在”，那么将交流用于治疗就值得一试。[83]
如前所述，世人对信息论的评价，往往是希望中带着隐忧。同样，人们对交流在全球范围内的教育和治疗作用，在寄予很大的希望的同时，也伴随着一种隐约可见的危险感。这种危险为何？罗杰斯脑子里想着的是“几乎致命的交流失败”。二战后传播理论——至少是在社会科学范式下的传播理论——的形成受到了冷战的决定性影响。到20世纪50年代，“孤独的个体”（交流不可能）和“受操纵的大众”（交流太强大）这两个幽灵，在传播学文本中又卷土重来，逼视和对抗着二战后的繁荣局面，以及这一繁荣局面的主要代表——电视。正如20世纪20年代一样，这两个幽灵出现的原因之一是人们害怕传播走到坏的方面，怕它或孤立个人或迷惑大众。奥威尔小说《1984》中无处不在的电视屏幕和“老大哥”（big brother）形象常常为大众媒介的批评者所引用。类似的担忧还见诸于以下的著作：里斯曼的《孤独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米尔斯的《权力精英》（1956）、安德斯的《人的过时性》（Die Antiquiertheit des Menschen，1956）、霍加特的《读写能力的用处》（1957）、阿伦特的《人的境况》（1958）、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1958）、威廉姆斯的《文化与社会》（1958）和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62）等等。20世纪50年代美国智识生活中的“大众社会”（mass society）意象，至少在某种层次上是一种被误导的偏执心理，这种心理认为那个可怕的“大众社会”确实会在我的真实生活中出现；人们很可能会因看电视而被“铁幕”另一边苏联红魔蛊惑从而成为苏联人的秘密弟兄，而铁幕背后的红魔通向自由的生命线只能依靠一家关键的电台，即“美国之音”（该台象征着“交流/传播”如孪生子般的善与恶）。虽然“大众社会理论”可能从来就没有得到过清晰准确的描述（现在回头去看，这个提法似乎同时是其毁誉双方的共同发明），然而不难发现，在20世纪50年代，人们在思考媒介化世界里的许多人的状况时，确实也提出了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观点：所谓“民主的公众（public）”可能只是“乌合之众”（crowd）；消费主义和娱乐至上窒息了公共参与，以及大众社会理论指出的5个“A”现象，即异化（alienation）、失范（anomie）、匿名（annonimity）、冷漠（apathy）和原子化（atomization）。
原子弹塑造了传播理论中的信息意象；同样，原子弹也使人明显感到，信息的潜在力量也可能步入歧途。1947年，芝加哥社会学家刘易斯·沃斯（Louis Wirth）在他就任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时发表讲话指出，通过大众媒介制造全球共识的努力未必能确保成功。他说：“人类的交流手段固然在走向完美，但与此同时，科学也使空前大规模屠杀的手段逐渐完善。但是，大众传播工具也好，原子能也好，发明这些工具的人并没有规定该如何使用这些工具。”[84]对信息论也好，对全世界范围的交流治疗梦想也好，原子弹都起到了刺激的作用，使人们因为能获得新能源而激动，同时又因为人类可能遭遇毁灭而焦虑。
然而，塑造传播理论的不仅仅是原子弹，正如克米尔（Kenneth Cmiel）所言，对民主制度可能遭到背弃的恐惧和关于犹太人大屠杀的道德谜团，主宰着20世纪40年代人们对传播的思考。社会上的愤世嫉俗情绪和邪恶是当时一些著名社会学家——包括默顿、阿伦特和列维纳斯等——必须首先面对的两个问题。结果，他们各自形成了自己的交流视野，作为他们各自对这两个棘手问题的某种回答。默顿认为，交流是建设国家共同体的工具；阿伦特认为，交流是发现真理的手段，后来又认为它是催生新的政治秩序的手段；列维纳斯则认为，交流是对他者特性的道德义务。由这三位理论家——现代的、反现代的和后现代的——形成的三重交叉，对20世纪后半叶的社会思潮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85]默顿将交流看成是涂尔干式的社会黏合剂；阿伦特认为，它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相互联合的政治潜力；列维纳斯则认为，它是对他人自主权的尊重，这一尊重使工具意义上的交流几乎不可能。
综上所述，二战后“communication”观念发酵的岁月里，两种话语占据了主导地位：一是信息论的技术话语，一是作为“治疗与疾病”的治疗性话语。这两种话语都深深根植于美国文化史之中。从技术角度考察交流/传播的“技术人员”从莫尔斯到麦克卢汉，从库利到阿尔·戈尔，从富勒到托夫勒，他们的身份多样，但是他们都一致认为，人类交流的不完美性可以借助技术的改善而得到改善。他们想用机械或电子手段来模仿天使。AT&T几年前夸下海口说：“四海一家是我们的目标，远程通信是我们的手段。”这句话非常简练地点明了交流的技术性视野。
另一方面，交流的治疗性视野虽产生于人文主义和存在主义心理学的框架内，但其根茎和枝蔓却伸展到很远的地方。在19世纪，是它对加尔文教派发起了攻击，随后它转变成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自我实现”的治疗，最后又转变为一种“自我”的文化，流行于美国资产阶级生活中[86]。交流的“技术”和“治疗”两种视野都宣称，人类在相互接触中面临的障碍和麻烦都可以消除，消除的办法或是更好的媒介技术，或是更好的交流技巧。因此，这两种交流视角都是信奉“灵魂融合”的天使交流梦想的后继者。
本书的中心思想比较严峻，其中提出的交流的问题，就本质而言都是我们难以驾驭的。Communication一词，无论其含义是什么，它都不是一个改善通信线路或更加袒露心扉的问题，而是涉及人的生存境遇的一个结扣（kink）。在这一点上，威廉·詹姆斯是对的。他认为，我们永远不可能像天使那样交流，这是一个悲惨的事实，但又是幸运的事实。比较健全的交流视野，是认为“尽管交流中不能够实现接触，但它仍然是值得庆幸的”。我再次重申，我认为，交流失败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是渴望搜寻灵魂伴侣的孤魂野鬼，而是意味着我们有新的办法彼此联系，能共同开辟新的天地。我想强调的是，交流的梦想多亏了鬼魂（ghosts）和神奇的爱欲（eros）。我对此这样强调是想要借之矫正一个已经毫无新意但很多人却仍对之津津乐道的观点——认为交流手段的扩展会必然引起人类思想的扩展。
主张交流有治疗功能的人没有看到“自我”（self）对“自我本身”（itself）所表现出来的古怪之处，也没有看到符号所具有的公共性质。他们将“自我”想象成私人经验性财产的所有者，将语言想象成为其传递讯息的信使。他们开出的药方常常和要治的疾病一样糟糕。正如西奥多·阿多诺[87]所云，“人与人之间的疏远不加区分地广泛存在，而想要打破这种疏远的渴望也同样不加区分地广泛存在。”[88]主张“交流是信息”的技术论者却忽视了人的有限性。他们不知道，任何用来修补那受损的交流的新手段（义肢）都不完全合适，而且还会伤害原来的残体。正如卡夫卡在他作品的篇前题词中所指出的，那些想通过发明新的媒介来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幽灵成分的人，最终只会落得这样的结果——他们为幽灵创造了更加富饶的繁殖场。
一切试图实现交流的努力都蕴含着怪诞。如果我们对这种怪诞抱着乐观情绪，我们的思想和生活就会有一条清醒得多的出路。交流的治疗话语和技术话语赋予“交流”的成就——理解、合作、共享、爱——的的确确是人类的财富；确实，信息交换必不可少，自有其位置。然而，这些交流成就（the communicative goods）既不会轻易获得，也没有现成可套用的公式；它们的获得很大程度上要看运气、人的个性以及天时和地利。
如果从“找到方法与他人更有意义地共度时光”这一更深的意义上理解交流，那么它更像是一个信仰和风险的问题，而不是技术和方法的问题。如果从“彼此调整到共同的频率”的浅层意义上说，交流这一观念其实最终无助于解决那些最令我们头痛的困惑。它将“知晓（他人）”作为我们和他人打交道时的主导思想。它将负担压在丈夫和妻子上，压在外交官和其同僚身上，要求他们主动提起话筒拨通电话；然而一旦各方用相同的语言晤面之后，这种交流的冒险非但没有结束，反而刚刚开始。一切硬件设施在交流的梦想面前都戛然而止，无能为力。仅仅发出清楚的讯息未必有助于建立更好的关系；我们相互了解得越来越多，同时却对对方喜欢得越来越少。由于仅仅用“信号传输”这个比方来诠释“符号”（signs）是远远不够的，这时“交流”则自告奋勇地站出来，让人以为通过它便能轻而易举地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难以驾驭的问题：语言、无限性和多样性等等。但是，为什么别人不像我这样使用语词？为什么他们不像我这样看待世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是仅通过调节讯息的发射和接收就能解决的，而是要对我们的“集体存在”（collective being）进行总体上的重装调配，这是一个在世上如何为彼此留下生存空间的问题。总之，无论“交流”是何意义，从根本上说，它是一个政治和伦理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语义问题。就这个问题，我在第三章将与黑格尔和马克思进行一番争论。我建议我们放弃“交流”的梦想。我并不是说我们梦想和别人联系是不好的，而是认为，与他人建立联系是件艰辛的工作，而正是这一梦想本身，妨碍了这一工作的进行。本书敦促我们飞出维特根斯坦的苍蝇瓶[89]。“交流”的梦想误导着我们，使我们偏离了共同去建立世界的任务，这样的情况真是太多了。它试图不切实际地将我们带入一个没有政治而能结为一体、没有语言而能互相理解、没有躯体而能有灵魂的世界。但是，这些企图反而使政治、语言和躯体又重新出现，成为我们交流的障碍而不是福祉。
实际上，我们互相接触最美妙的境界是自由的撒播（dissemination）而不是痛苦的融合共享（communion）。我们彼此之间进行“交流”的尝试终会归于徒劳，但这并不值得扼腕叹息，因为它是一个美丽的境地。我们对交流这一观念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要求，要求它严肃执著，要求它能像招魂术一样，要求它做到精确和一致等等。我们对交流的这些要求是如何被提出来的？本书所回顾的就是这一段悠久的历史。我们应该将其从这些要求中解放出来。在人际交流中，固执地希望交流双方达到互相模仿的境界，可能会走向霸道。在这一点上，爱默生和詹姆斯说到了点子上。他们认为，我们应该承认，与我们分享这个世界的一切生灵都具有美妙的他者特性，而不必悲叹我们无力去发掘它们的内心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认识这些生灵的他者特性，而不是按照我们的喜好和形象去改造它们。正如阿多诺所说，尽管人们之间存在着让人羞愧的分歧，但唯一能超越这些分歧的就是从这种分歧中获得快乐，这才是交流的理想境界。
[1]Deborah Tannen，You Just Don't Understand：Men and Women in Conversation（New York： Ballantine，1990），288.
[2]瓦尔特·本雅明，德国哲学家、文艺批评家文化史家、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成员之一。1892年7月15日生于柏林的一个富有的犹太人家庭。青年时代就读于弗莱堡大学，主修哲学和文学。纳粹政权上台以后离开德国到巴黎避难，同时也加入了法兰克福学派。在纳粹占领法国期间的1940年9月，他试图转到西班牙避难，但没有成功，后在法国和西班牙边境自杀身亡。其最为知名的著作为《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译者
[3]虫洞（wormhole），理论上的神奇的时空通道。虫洞的概念源于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在这一理论中，爱因斯坦指出，引力是一种假象，它的本质是由于能量引起的时空弯曲，最常见的这一现象就是由大质量的恒星和星系导致的。就在1916年爱因斯坦发表相关的论文后不久，物理学家德维希弗·弗拉姆便发现从这一理论可以推导出某种穿越时空的“通道”，从而使得太空旅行成为可能。2014年克里斯托弗·诺兰导演的电影《星际穿越》即对虫洞现象做了科幻描述。——译者
[4]Walter Benjamin，“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in Illuminations，trans. Harry Zohn（1940； New York：Schocken，1968）.
[5]以太网（Ethernet），应用最广泛的计算机局域网技术，它是一种基于总线的、广播式的局域网络。其典型的网络传输介质为同轴电缆，传输速率为10Mbps。——译者
[6]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实用主义哲学和伦理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出生于美国纽约，是神学家亨利·詹姆斯的长子。19岁进入哈佛大学学医，后在德国留学，同时广泛阅读心理学和哲学著作。先后在哈佛大学讲授解剖学、生理学、心理学和哲学。——译者
[7]William James，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ed. Robert Maynard Hutchins，vol.53（1890； Chicago：Encyclopaedia Britannica，1952），187.
[8]思想流（streams of thought），又称“意识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这一术语源于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学原理》（1890），后成为西方现代派作家运用的一种创作方法，以着重描写下意识的自由联想为其主要特点。运用这种手法进行创作的艺术家往往有意违反客观时空的逻辑顺序，而按作品中人物意识流动。意识流艺术风格在20世纪20年代最先在小说领域中形成，后广泛流行于小说、电影、诗歌及其他艺术部门。——译者
[9]James，Principles of Psychology，147.
[10]顺势疗法，替代医学（alternative medicine）的一种，其理论基础是“同样的制剂治疗同类疾病”，意思是为了治疗某种疾病，需要使用一种能够在健康人体中产生相同症状的药剂。例如，毒性植物颠茄（也被称为莨菪）能够导致一种搏动性的头痛、高热和面部潮红。因此，顺势疗法药剂颠茄就被用来治疗那些发热和存在突发性搏动性头痛的病人。目前医学界一般认为，没有任何足够强的证据证明顺势疗法效果强于安慰剂。——译者
[11]参见Briankle G. Chang，Deconstructing Communication：Representation，Subject，and Economies of Exchange（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6），chap. 5。
[12]一个例子是威尔伯·施拉姆。他是体制性传播学学科的创始者之一，参见：“How Communication Works”，in Processes and Effects of Mass Communication，ed. Wilbur Schramm（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54）。
[13]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现代西方哲学范畴，最初由德国哲学家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提出，其后萨特和哈贝马斯均有使用。指人与世界以及主体与主体之间交流、对话、共生关系的性质。依其上下文关系可被译为“主体间性”、“主观际性”、“共主体性”、“相互主体性”等。——译者
[14]关于我对作为一个领域（field）的传播学的观点，可参见：John Durham Peters，“Institutional Sources of Intellectual Poverty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Communication Research 13，4（1986）：527-559； “The Need for Theoretical Foundations：Reply to Gonzalez”，Communication Research 15，3（1988）：309-317； “Genealogical Notes on ‘The Field’”，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4（1993）：132-139； and “Tangled Legacies”，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6，3（1996）：85-87。
[15]Cicero，De Oratore，trans. H. Rackha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2），3.204，and Heinrich Lausberg，Handbuch der literarischen Rhetorik：Eine Grundlegung der Literaturwissenschaft（Munich：Hueber，1960），379-384. 感谢Donovan Ochs 在这一问题上给我提供的帮助。
[16]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美国小说家，西方科学幻想小说的先驱，生于新英格兰地区清教徒家庭，大学毕业后开始写作，作品大都以殖民时期为背景，创作上倾向先验主义。一生主要作品有短篇故事集《古屋青苔》，长篇小说《红字》、《带七堵三角墙的房子》和《福谷传奇》等。——译者
[17]此句的英文原文为：She approached the door that formed the customany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house and garden。——译者
[18]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s. v. “communication” ，Sb.
[19]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自由主义的奠基人，古典自然法学派的杰出代表之一。著作主要有《论宽容异教的通信》、《政府论》、《人类理解论》、《人类悟性论》、《基督教的合理性》等。1690年，洛克在其《政府论》一书中确立了近代的所有权理论，同时发展了作为财富源泉的劳动价值。他在基于社会契约学说，特别是人民主权学说的国家论中考察了国家征税权与国民财产权的关系，弄清了国家征税的根据。——译者
[20]Tamar Katriel and Gerry Philipsen，“‘What We Need Is Communication’：‘Communication’ as a Cultural Category in Some American Speech”，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48（1981）：301-317.
[21]列奥·罗温塔尔（Leo Lowenthal，1900—1993），德国社会学家，法拉克福学派社会学家。——译者
[22]Leo Lowenthal，“Communication and Humanitas”，in The Human Dialogue：Perspectives on Communication，ed. Floyd W. Matson and Ashley Montagu（New York：Free Press，1967），336.
[23]符号互动论，又称“象征相互作用论”或“符号互动主义”，是一种主张从人们互动着的个体的日常自然环境去研究人类群体生活的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理论流派。符号互动论起源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和G·H·米德的著作。美国社会学家H·G·布鲁默最早使用“符号互动”这一术语。1937年，他用这一术语指称美国许多学者诸如C·H·库利、米德、J·杜威、W·I·托马斯、W·詹姆斯、R·E·帕克、F·W·兹纳尼茨基等人的著作中所隐含的“社会心理状态”。——译者
[24]英王詹姆斯钦定本《圣经》，即1611年英王詹姆斯一世钦定发行的英译圣经《英王詹姆斯钦定本》。这部《圣经》用词华丽优美，超过任何年代较近的其他译本，一直到20世纪初长期居于主导和权威地位。——译者
[25]查尔斯·霍顿·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1864—1929），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美国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美国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也是美国传播学研究的奠基人和开创者；他第一次全面、仔细地阐释了传播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和影响，他的“镜中自我”、“首属群体”、“有机论”等概念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译者
[26]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文学批评家，他把文艺研究扩展到文化研究，并奠定了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译者
[27]Raymond Williams，Communications（London：Penguin，1962），9。传播学作为学术领域，其英语表达常常使用“communications”一词，但我在本书中使用“communication studies”。
[28]在所有关于媒介的论述中都会列出大量驳杂的词汇，我这里也不能免俗。
[29]非历史的，即与历史、历史发展或者历史传统没有关系的。——译者
[30]雅斯贝斯（Karl Jaspers，1883—1969），德国著名的哲学家，海德格尔曾称他是“德国存在主义的创立者”。雅斯贝斯1883年2月23日生于德国的奥登堡，先后就学于海德堡大学、慕尼黑大学、柏林大学和哥廷根大学。在胡塞尔的影响下转向哲学的研究，1921年被任命为海德堡大学哲学教授。二战期间受希特勒纳粹的迫害而侨居瑞典埋头写作。主要著作有《哲学》、《时代的精神形势》、《存在哲学》、《罪恶问题》、《哲学概论》、《当代人类的命运与哲学思维》等。雅斯贝斯认为，哲学的根本问题是存在，存在可以称之为大全。自我就是大全，它不仅是一般意识，而且还是一个支持着意识的客观存在。——译者
[31]马丁·布伯（Martin Buber，1878—1965），犹太哲学家和神学家，生于维也纳，先后在维也纳大学、莱比锡大学、柏林大学等处求学，在法兰克福大学任宗教哲学与伦理学教授，1938年移居巴勒斯坦，曾出任以色列科学与人文学院首届主席。其主要哲学著作有《我与你》和《人与人之间》等等。他是宗教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其学说对20世纪西方精神生活有一定影响。——译者
[32]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1974），美国现代政论家、著名记者，舆论学的创始人。1889年9月23日出生在纽约德国犹太移民家庭。1909年哈佛大学毕业。1919年参加凡尔赛和约谈判。先后担任《世界报》主编，《纽约先驱论坛报》专栏作家。两度获得普利策奖。著有《政治序论》（1913）、《趋势与主宰》（1914）、《自由与新闻》、《公众舆论》和《幻影公众》等。——译者
[33]费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1855—1936），德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曾任德国社会学会会长、基尔大学教授。——译者
[34]卢卡奇（Gyorgy Lukacs，1885—1971），匈牙利著名哲学家、美学家、文学史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1923年发表《历史与阶级意识》，被公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部代表作。——译者
[35]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奥地利小说家。出生于布拉格的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1901年考入布拉格日耳曼大学学习文学，后转学法律。1906年获法律博士学位。曾在一家保险公司工作。1905年之后，因身体原因，经常住院疗养。同布罗德、魏斯、韦尔弗是挚友，史称“布拉格派”，作品以孤独、压抑为共同基调。代表作为三部长篇《美国》、《审判》、《城堡》，均未完成。短篇有《判决》、《变形记》、《在流放地》、《中国长城的建造》、《饥饿艺术家》、《地洞》等。卡夫卡的作品贯穿着社会批判精神，长篇尤为突出。——译者(www.xing528.com)
[36]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原名弗吉尼亚·斯蒂芬，英国文学家、文艺评论家和杂文家。她的创作实践和理论进一步巩固了意识流小说的地位。她的代表作是《达洛威夫人》和《到灯塔去》。前者表现了达洛威夫人在家庭晚会上见到从前恋人彼得之后的故事；后者运用象征手法表达了人对彼岸世界的向往。——译者
[37]制造共识（the manufacture of consent）一语最初由李普曼用于其《公众舆论》（1922）一书中。1988年，美国学者爱德华·S·赫尔曼和诺姆·乔姆斯基在合著的《制造共识——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指出，美国媒体的新闻报道呈现出一种“系统性偏见”，因而本质上是一种“宣传模式”；他们给美国大众媒体的宣传模式冠以“制造共识”的名号——大众媒体日复一日地通过各种事件，将特定阶层的价值观、信仰和行为准则变成“共识”，并使这种“共识”融入社会整体。——译者
[38]第一推动力（The prime mover），希腊文意译，或译“第一推动者”。指一切事物的最终目的和运动的最终原因。实质上是神的别名。为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首次提出。他认为，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是运动的，“任何运动着的事物都必然有推动者”，造物主就是那个“第一推动者”。后来伊萨克·牛顿也将万有引力之源归于上帝，认为上帝是“第一推动力”，是上帝将地球踢了一脚，地球才转动起来的。马克思则比喻性地将货币称为“第一推动力”，“是每个单个资本登上舞台，作为资本开始它的过程的形式。因此，它表现为发动整个过程的第一推动力”。——译者
[39]拉斯韦尔所谓的“银的锁链”（chains of silver），相对于奴役身体的铁的镣铐而言，指通过信息宣传对人的头脑进行的操纵。这里“银的锁链”使人联想到大众媒介效果的魔弹论（Silver Bullet）。——译者
[40]Harold D. Lasswell，Propaganda Technique in the World War（London：Kegan Paul，Trench，Triibner，1927），227.
[41]“刻板印象”或“固定的成见”（stereotype），最初专指印刷铅版。1922年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一书中将它作为一个学术术语进入到传播学领域。李普曼认为在舆论形成过程中“刻板印象”发挥决定作用。它就像浇铸的铅版一样牢固，并且难以改变。“一旦我们牢固地产生了这种成见，就很难摆脱它。”——译者
[42]力比多（libido），亦称“欲力”、“性力”、“心力”，精神分析术语。弗洛伊德1905年在《性学三论》一书中首次提出，指一种与性本能有联系的潜在能量。他把性欲与自我保存本能作了对比，并用力比多一词开始指性欲或性冲动，后扩展为一种机体生存、寻求快乐和逃避痛苦的本能欲望。——译者
[43]Carl Schmitt，The Crisis of Parliamentary Democracy，trans. Ellen Kennedy（1923； Cambridge：MIT Press，1985），6.
[44]Georg Lukacs，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1923； Neuwied：Luchterhand，1968），452，495.
[45]C. K. Ogden and I. A. Richards，The Meaning of Meaning：A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Language upon Thought and of the Science of Symbolism，8th ed.（1923； New York：Harcourt，Brace and World，1952），20，40，viii，x。维特根斯坦认为该书是一本“糟糕的（miserable）书”。他写信对罗素说：“我很少会读到如此愚蠢的内容。”他认为该书对语言的解释太过简单。参见：Ray Monk，Ludwig Wittgenstein：The Duty of Genius（New York：Free Press，1990），214。
[46]Ogden and Richards，Meaning of Meaning，15，26，29。又见：W. Terrence Gordon，“Undoing Babel：C. K. Ogden's Basic English”，Etc. 45（winter 1988）：337-340，and Gordon，“From The Meaning of Meaning to Basic English”，Etc. 48（summer 1991）：165-171。
[47]心灵主义，是与机械主义语言学（mechanistic linguistics）相对立的语言研究方法的统称。机械主义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在某一情景中作为言语行为表现的实际话语，强调了实际语言材料及有关的上下文，但机械主义语言学不从言语行为直观地解释人熟练使用语言的内在能力。心灵主义语言学认为，语言不是人实际言语行为的结果，而是人先天所具有的知识系统。个人心灵主义语言学派的语义分析及转换生成语法的主要原则即属于心灵主义语言学。——译者
[48]Ogden and Richards，Meaning of Meaning，15，205，206.
[49]现代主义，通常用来表示欧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被公认为具有独特观点、感受、形式和风格的文学艺术作品，现代主义也被描述为一场文学艺术运动，是现代西方各种文艺思潮和派别的总称，包括19世纪末叶以至今天仍在演变的欧美资产阶级各国的众多思潮及派别，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立体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抽象主义、存在主义等等。——译者
[50]Lukacs，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480，507.
[51]即“德意志共和国”（1918—1933），因宪法在魏玛城制定而得名。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推翻霍亨索伦王朝后，于1919年2月在魏玛城召开国民议会，制定宪法，宣布成立联邦共和国。魏玛德国时代政治上相对民主自由，文化上开放繁荣，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盛行。——译者
[52]《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的代表作，存在主义源出于现象学的象征性著作。该书的目的在于追寻“在”的意义，并由此建立所谓“有”的基本本体论。海德格尔认为，世界上唯一的本体的形式是人的存在，“我的存在”是本体论的“存在”；只有在极度的苦闷中，才能意识到存在的本身；存在的本质是虚无，人生下来就处于“烦、畏、死、绝对毁灭之中”，人找不到存在的理由，无缘无故被抛到世界上来；人的存在本身是冒险。——译者
[53]Martin Heidegger，Sein und Zeit（1927； Tiibingen：Niemeyer，1962），162.
[54]Heidegger，Sein und Zeit，126.
[55]彼得·斯洛特迪克（Peter Sloterdijk，1947— ），德国哲学家、文化理论家，电视主持人和专栏作家。他同时在德国卡尔斯鲁厄艺术与设计大学担任哲学和媒介理论教授。——译者
[56]Peter Sloterdijk，Critique of Cynical Reason，trans. Michael Eldred（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7），199.
[57]Stephen K. White，Political Theory and Postmodemis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58]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1899—1973），著名德裔美国政治哲学家，专精于古典政治哲学。他长期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培育和影响几代政治哲学学者，被认为是20世纪极其深刻的思想家。其最为人知的名作为《什么是政治哲学？》。注意与法国当代著名人类学家、“结构人类学”的创始人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区分开。——译者
[59]德里达（J.Derrida，1930—2004），法国后结构主义哲学家、文学理论家、符号学家。曾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后任该校哲学系教授。他围绕语言文字问题批判了索绪尔、列维-施特劳斯等结构主义代表人物，并由此出发攻击西方哲学传统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德里达主要著作有《写作与差异》、《论书写语言学》、《声音与现象》和《哲学的边缘》等。——译者
[60]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法国著名哲学家和思想史家，20世纪60年代巴黎结构主义的五巨头之一（其他四位是列维-施特劳斯、拉康、巴尔特、阿尔都塞）。福柯广泛涉猎精神病学、自然科学史、经济学、语言学、犯罪学等领域，主要著作有《癫狂史》（1961）、《临床学的诞生·医生观点考古学》（1963）、《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1966）、《知识考古学》（1969）、《基督与惩罚》（1975）、《求知的愿望》和《性史》（第1卷，1976）等等。——译者
[61]John Dewey，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New York：Henry Holt，1927），214； Dewey，Experience and Nature，ed. Jo Ann Boydston（1925； Carbonda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88），134.
[62]乔西亚·罗伊斯（Josiah Royce，1855—1916），美国哲学家。他是绝对唯心主义在美国最重要的倡导者。绝对唯心主义是由黑格尔创立的哲学体系。这个体系认为，终级现实由观念组成，人们的心灵能够认识真理是因为人们的心灵是“绝对”（或称“世界精神”）的一部分。罗伊斯则要为宗教和上帝的信仰寻找哲学基础。他发展了一种建立在彼此忠诚原则基础上的伦理哲学。——译者
[63]Dewey，Experience and Nature， 135，136.
[64]Dewey，Experience and Nature，140，141，146，147，148.
[65]John Durham Peters，“Democracy and American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Dewey，Lippmann，Lazarsfeld”，Communication 11，3（1989）：199-220.
[66]更详细的有关“大众”（mass）的历史可参见：Salvador Giner，Mass Society（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6）。
[67]克尔恺郭尔（Soren Kierkegaard，1813—1855），丹麦哲学家、神学家，现代哲学流派存在主义的创始人。从小生活在信奉基督教的家庭中，养成了孤独内向的性格。成年后又面临在宗教与婚姻之间的选择，因此内在的情绪非常敏感。1830年入哥本哈根大学研习美学、哲学和神学。1840年后开始大量著述。主要著作有《非此即彼》、《恐惧与战栗》、《人生道路的阶段》、《哲学片断》等。他反对黑格尔的泛理论，认为支配一切的不是理性，而是意志。宣称“意志从自身创造出真理”，“真理即主观性”，企图寻求客观性就会陷入错误。并认为哲学研究的不是客观存在而是个人的“存在”，亦即个人的生存，“生存”是第一性的，哲学的任务在于答复“如何去生活”，主张哲学的出发点是“纯粹的自我意识”，哲学的终点是上帝。——译者
[68]爱默生（R.W. Emerson，1803—1882），美国思想家、诗人和文艺批评家。超验主义代表人物。生于波士顿的一个牧师家庭，毕业于哈佛学院和哈佛神学院。做过牧师，1832年辞职到欧洲旅行，与柯勒律治、华兹华斯、卡莱尔交往甚密，深受英、德浪漫主义和康德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回国后定居马萨诸塞州康科德（Concord），借写作和讲演宣传基督教的博爱和自我道德修养，提倡接近大自然，心系万物，注重精神生活的深化、细化和诗化，注重抽象概念的形象化，注重理论观点的开放性。——译者
[69]要了解最早的经验主义哲学家，可参见：George Berkeley，The Principles of Human Knowledge（1710），section 20：“另外，和一般常认为的不同，进行思想交流并不是语言的主要的或唯一的目的；语言还有其他目的，如激发某种激情，动员人们从事或者不从事某一行动，或塑造人们的性格等等。”
[70]请着重参考：Jurgen Habermas，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trans. Thomas McCarthy，2 vols.（1981； Boston：Beacon Press，1987）。
[71]Emmanuel Levinas，“The Other in Proust”（1947），in The Levinas Reader，ed. Sean Hand（Oxford：Blackwell，1989），164.
[72]保罗·利科（Paul Ricoeur，1913—2005），20世纪法国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最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之一。其诠释哲学认为，话语是由若干句子构成的有意义的整体，而这个整体又不可还原为独立的句子，文本是由书写固定下来的话语作品。诠释学就是对文本意义的理解进行解释的哲学，强调根据文本自身了解文本，忠实客观地把握文本和作者的原意。——译者
[73]汉斯·加达默尔（Hans George Gadamer，1900—2002），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哲学诠释学的创立者之一，生于德国马堡。上世纪20年代曾就读于马堡大学和弗莱堡大学，主修哲学和古典哲学，同时学习历史和语言学。深受黑格尔、狄尔泰和海德格尔等人的影响。——译者
[74]Claude Shannon，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1949）。韦弗被列为共同作者，但是该理论却是由香农提出的。在同一时代发表的表达更为到位的文献是诺伯特·维纳的控制论，书名：Communication and Control in the Animal and Machine（New York：Wiley，1948）。
[75]关于信息论的扩散，参见：Randall Louis Dahling，“Shannon's Information Theory：The Spread of an Idea”（master's thesis，Stanford University，1957）。
[76]“生命存在的伟大链条”（the great chain of being），亚里士多德语，为中世纪的基督信徒们所信奉。也即上帝创造的等级结构。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上帝是“第一推动者”。有一个伟大的链条将一切物种链接起来，一个接一个，从简单的有机体到人和天使，而低等物种的存在纯粹是为了高等物种。——译者
[77]James R. Beniger，The Control Revolu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 我对该书的评价请参见：John Durham Peters，“The Control of Information”，Critical Review：A Journal of Books and Ideas 1，4（1987）：5-23。
[78]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1891—1970），美籍德国哲学家，维也纳学派的主要成员，逻辑实证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出生于德国巴尔门的罗斯多夫。——译者
[79]Warren Weaver，“Recent Contributions to 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in 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by Claude Shannon and Warren Weaver（1949； 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64），1.
[80]Harry Stack Sullivan，The Interpersonal Theory of Psychiatry，ed. Helen Swick Perry and Mary Ladd Gawel（New York：Norton，1953）.
[81]Julian S. Huxley，UNESCO：Its Purpose and Philosophy（Washington，D.C.：Public Affairs Press，1948）.
[82]关于对美国二战后社会科学的思想和政治背景精当分析，参见：Steve Joshua Heims，The Cybernetics Group（Cambridge：MIT Press，1991）。
[83]Carl R. Rogers，On Becoming A Person：A Therapist's View of Psychotherapy（Boston：Houghton Mifflin，1961），330，337.
[84]Louis Wirth，“Consensus and Mass Communication”，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3（February 1948）：1-15.
[85]Kenneth Cmiel，“On Cynicism，Evil，and the Discovery of Communication in the 1940s”，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6，3（1996）：88-107.
[86]参见：Christopher Lasch，Haven in a Heartless World：The Family Besieged（New York：Basic Books，1977）； Lasch，The Culture of Narassism（New York：Norton，1979）； Lasch，The Minimal Self（New York：Norton，1984）； Ann Douglas，The Feminiz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New York：Knopf，1977）； T.J. Jackson Lears，No Place of Grace：Antimodemis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New York：Pantheon，1981）； and Lears，“From Salvation to Self-Realization：Advertising and the Therapeutic Roots of the Consumer Culture，1880-1930，” in The Culture of Consumption：Essays in American History，1880-1980，ed. Richard Wightman Fox and T. J. Jackson Lears（New York：Pantheon，1983）. A fine recent radical critique of therapeutic cul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Dana L. Cloud，Control and Consolation in American Culture and Politics：Rhetoric of Therapy（Thousand Oaks，Calif.：Sage，1998）。
[87]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eisengrund Adorno，1903—1969），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代表人物，1903年9月出生于莱茵河畔法兰克福。1924年以题为《关于埃德蒙特·胡塞尔》的论文获博士学位。1930年受霍克海默尔的邀请到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任职。——译者
[88]Theodor W. Adorno，Minima Moralia：Reflections from Damaged Life，trans. E. F. N. Jephcott（1944-1951； London：Verso，1974），178.
[89]苍蝇瓶（fly bottle），德国著名语言哲学奠基人和数理逻辑学家维特根斯坦（1889—1951）的一个比喻。他将哲学家比喻成苍蝇。众多苍蝇被困在一个小口、颈长、肚大的玻璃瓶中。瓶底涂了蜂蜜，苍蝇一旦飞进瓶子里，要么被蜂蜜粘住，或者只能嗡嗡死去。维特根斯坦认为他之前的哲学家就像这样的苍蝇，他现在的工作是给这些苍蝇指出一条逃离瓶子的路径，但是结果招引了更多的苍蝇拥向瓶口。维特根斯坦认为以往哲学问题的产生是错误地背离了日常语言，这和那些苍蝇错误地飞进瓶子如出一辙。——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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