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平线上的挑战：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新思考

本章记录了政治经济学在与其边界研究路径的交换中，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扩展，从而取得了进步。同时，本章也指出，还有许多工作亟待完成。虽然政治经济学议题众多，但是它仍需要思考来自这些边界以外的新的挑战。本书的末尾将提出两个非常重要的挑战，它们能够使我们更好地面对未来：我们需要与科学技术研究相融合，以及参与到对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关系的辩论中去。

科学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STS）是一个跨学科的知识运动。它强调科学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尽管对这个领域的范围并没有达成一致的共识，但是科学技术研究已经形成了一系列核心的思想。其中的领导者，包括：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2003）、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2005，1999）以及史蒂夫·伍尔格（Steve Woolgar，1988）。这些核心思想和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议题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有些学者错误地将科学技术研究认为是一种对知识和科学相对主义的研究——也就是说，所有的真理都是相对的；并不存在真实性；科学仅仅是社会过程的产物（Sokal，2008）。与此恰恰相反的是，与政治经济学一样，科学技术研究从现实主义的认识论出发。实际上，像拉图尔所指出的那样：科学技术研究支持强烈的现实主义立场，因为它强调物质事物，以及强调对其进行描述的理念的现实性。此外，与政治经济学相似，科学技术研究聚焦于知识和社会实践的相互建构。我们通过对世界施加影响而认识世界；同样，世界也通过我们所认知的途径（比如实验和观察）而展现自身。我们和我们的世界通过扩展两者之间相互联系的数量而变得越来越真实和容易理解。最后，科学技术研究与政治经济学同时关注民主议题的讨论。实际上，拉图尔研究的核心思想，包括推翻“对暴民的恐惧”（苏格拉底将其作为合理性的来源，从而提议用精英的科学取代大众的知识），以及推翻在西方思想史中笛卡儿（Descartes）所提出的心与物的二元分离。

反对苏格拉底而相信暴民；抛弃笛卡儿“钵中之脑”的思想，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由人、观念、动物、科技，以及任何其他事物所相互联系的世界，这是一个相当浩大的工程。与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以及公共选择理论相同的是，科学技术研究反对教条化的研究，以及对更宽泛的管制的质疑，因为后者伴随着对于思想的控制。实际上，被称为行为者网络理论，旨在理解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人、科技与哈拉维所指代的“伙伴物种”之间的关系，或者是人们已经驯化的、寻猎的，抑或被称为动物或者宠物的生物。从这方面来说，科学技术研究超越了对政治经济学最为雄心壮志的定义。政治经济学旨在研究社会甚至是生命体的控制和存在，而科学技术研究不仅仅停留在社会生活的层面（生命体的中心），它尝试着对科技研究注入活力。科技不仅仅是一个笨重的聚合体，比如说桌子上的电脑，更是一种力量，用来孕育、隐退，或者是相互影响在这个网络系统中的非科技行为者。

对于政治经济学需要与科学技术研究相融合，有两个主要的原因。首先，科学技术研究超越了仅仅对人类生活的思考。在这个日益对积极主动的环境越来越敏感的世界中，以及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科技的发展超越了其原初的设计，这样的思考就显得迫在眉睫了。我们已经远离那个时代，即对人类的至高无上性的启蒙的观点绝非迷思。虽然传播政治经济学强调科技，但是主要的政治经济研究领域还是聚焦于人类社会。然而，政治经济学对于权力的认识，和科学技术研究不同。仅仅是这一点，就为两者的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其次，科学技术研究强调大众知识的重要性，以及行为者（也被称为行为体，包括人类和非人类）的民主。政治经济学对于民主的研究源远流长，包括对民主必要性和有限性的讨论。苏格拉底呼唤精英统治，在这一点上，他可能是错误的；而笛卡儿强调心存在于物之上的这样一个层次结构，也可能将我们引向一个错误的路径。但是，没有对民主以及对立面清晰的认识，相信暴民或者是物，可能导致专制的统治；这个痛苦的真理已经被政治经济学家所证实。这对于政治经济学和科学技术研究之间的交流来说，又提供了一种潜在的、收获颇丰的基础。(www.xing528.com)

科学技术研究旨在重构科学和艺术（有时也被称为人文学科）之间的关系。1956年，记者以及知识分子C·P·斯诺（Snow）提出了将两类文化相结合的幽灵，它联系了科学和人文，并将在实际中和对方毫无关联的人相互连接起来。物理学家和工程师沟通，但是他们并不与小说家或是历史学家进行对话。影评家以及文化理论家之间可能相互交流，但是他们从不与化学家和生物学家进行谈话。科学家研发了武器，而对星球进行毁灭；而这恰恰需要人文学家对于武器的使用予以控制。如果科学家和人文学家之间没有交流，那么损失在所难免，斯诺对此表示遗憾。如果人文学家不理解或者不想参与到科学家创造世界的过程之中，那么他们对于科学家所创造的世界难以进行有说服力的描述。五十年以后，这样的情况发生了改变，但这并不意味着朝好的方向发展。科学家取得了巨大胜利，在与人文学家的关系中，他们总是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大学的项目因为出于“实际”的需要，而往往由科学家所领导。人文学科为它们在教育和研究中的地位而抗争，而仅仅当它们接受了科学化或者科技化的思考方式，在抗争中，它们才有可能获得成功。人文学科可能在缩减，但是“数字化人文”却不断发展壮大。

对于发展第三种道路的关注度与日俱增。它既不同于将科学家和人文学家截然的分离，也不承认两者之间存在着一方主导另一方的关系。一些学者指出，这需要创建第四种文化形式，它既不是科学，也不是人文，亦不是两者的结合，而是一种新的思考和行为的方式，由科学和人文共同对世界进行描绘（Lehrer，2007）。非常清楚的是，这项工程的浩大规模与它的必要性相匹配。政治经济学，尤其是传播政治经济学需要介入这个讨论之中。传播政治经济学将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与人文（传播）相结合，并最近关注媒介研究和其他与之相关联的科技。通过界定，传播政治经济学根植于多元文化之中，并对构成多元文化的社会关系，尤其是权力关系进行解读。对人文和科学的重构成为对人类真正解放的工程，还是仅仅成为资本主义将创造性转化为可获利的产业，将取决于加入这个斗争过程的主体，以对这个工程进行塑形。政治经济学家，尤其是那些研究传播的学者，需要站在这个斗争过程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