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阶级权力：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看文化研究和公共选择理论的边界

以阶级权力对本书做出结论是很合适的，因为阶级权力一直以来都在政治经济学中占有核心位置。同时，它还标示出政治经济学同文化研究和公共选择理论之间的重要边界。在分析传播政治经济学各个方面的旅程中，我们的兴趣一直围绕在扩展政治经济学的认识论、本体论和实质论的范围，并批判性地评估社会理论中长期争论的核心概念，如本质主义和阶级权力。因此，对于构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提议，包括：

1．从现实主义的、兼容并蓄的（即非本质主义的）、批判的认识论出发；

2．采取强调社会过程和社会变革无处不在的本体论立场；

3．发展建立在商品化、空间化、结构化过程之上的实质论观点。

这些就是社会行为在政治经济学框架中的坐标。社会阶级则是检视结构化过程的起点。即使传播政治经济学放弃了将一切要素简化为阶级的本质主义，阶级权力仍是一个核心要素。(www.xing528.com)

因为公共选择理论中存在方法论和实质论上的个人主义，资本主义必胜的信念也在其追随者的著作中时有流露，所以公共选择理论很少谈及社会阶级。然而，对于文化研究来说，社会阶级和阶级权力并不是陌生的概念。实际上，这个领域的早期代表人物，包括霍加特（1957）、威廉斯（1958）、汤普森（1963）、霍尔和杰弗逊（1976）以及威利斯（Willis，1977）。他们的论著，都诠释了文化研究学者强烈感到有义务紧扣阶级分析进行研究，这使得我们相信迪兰（During，1993：1-2）的结论：“早期文化研究没有退缩，他们直面这样一个现实：社会结构并不平等，个体并非生而拥有享受教育、金钱、医疗的相同权力。”然而时光流逝，文化研究，尤其是在美国发展起来的文化研究，却从阶级问题以及物质不平等和阶级权力之间的普遍联系上撤退了下来。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文化研究的兴趣将阶级分析进行扩展，从而包括社会性别、种族、民族分化。此外，它旨在解释工人阶级对保守政策的明显支持，或者至少解释他们在面对生活水平下降时为何表现得无动于衷。再者，文化研究着力于解释旨在弥合阶级分化的社会运动的兴起。这些研究兴趣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除了以上这些引人注意的、且存在争议的有效转变之外，文化研究变得日益狭隘，直至退缩到文本分析，忽视对日常政治世界的关注。这样造成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文化研究几乎丧失了对传播工作和传播劳动过程的全部兴趣。虽然工人阶级也不时在文化研究中出现，他们却几乎从未被置于工厂或办公室的背景中。文化研究对于受众是否生产文本存在着广泛的争议，但却几乎没有涉及工作本身的物质和符号本质。政治经济学家对此感到疑惑和忧虑。对于要求对阶级分析的意义和价值进行重新思考的主张，我们可以欣然接受；但是我们却很难接受为了排斥阶级分析而找的借口。毕竟，在我们面对的世界中，贫富差距正在日益加剧。

令人欣慰的是，这种观点正在得到转变。以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为领导的文化研究，通过对工厂的研究，正开始将注意力聚焦于劳动力（Deetz and Hegbloom，2007），其中包括罢工和停工分析（Brennen，2005；Nagy，2007）。对“文化经济”的研究（Pratt，2004），对企业大学的研究（Rutherford，2005），以及对文化劳动力国际分工的研究（Miller，2004）都同时表明了对于权力研究兴趣的回归，从而开始将文化研究带回它的本源（也可参见Denzin and Giardina，2007）。

不管政治经济学和它的相邻学科有什么分歧，我们的研究过程应当使知识分子和文化生产者走到一起，而不是相互疏离。我们应当建立共同的理解和共同的政治目标，去促进文化的民主化，进而促进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包括政治经济学家在内的批评家们在为这个目标呼吁的时候，也提醒我们还有更广泛的目标，那就是：跨越学科界限，使各学科的知识联系和政治联系得以融合。继续这类对话是有益的，否则我们就会陷入威廉斯（1981：54）所说的尴尬局面，成为“尽管时常衣衫不整，不守秩序，却还要充当体面的多元主义的座上宾客”。我们的交流自然要尽可能达成这样的共识：社会现实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的知识活动应当组织起来，以促进社会现实的改革，争取使所有人都获得更大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