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选择理论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中的应用

公共选择理论主要汲取了多元政治科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成果，对社会活动（包括传播活动）的可替代性过程进行分析和评估。公共选择理论，同样也被称为实证的政治经济学（positive political economy）和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s）的路径，它的直接意图是把正统经济学研究的工具移用到政治科学中，以创建一门政策科学（Buchanan，2003；Murshed，2003；Posner，1992；Stigler，2003）。具体来说，公共选择理论旨在创建一门科学，其关键词是市场、个人选择和私人利益。市场提供了所有集体行为的结构模式，包括企业、政府、志愿者协会、利益集团，以及家庭。集体被化简为个人选择的总和，不管怎样描述、解释和判定这些个人选择，它们都反映了私人利益。这里不存在特殊的社会或者是社会集团，也不存在总和大于部分。因此，研究个体也就得到了集体行为的资料，因为结构也不过是为了方便描述个体追逐相似利益而杜撰的。此外，这个理论还使私人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它一开始就认定：人首先是个人私利的追逐者。公共选择理论家的一个主要的任务，就是描述在所有人类活动中的市场，包括传播活动。你的个人利益是什么？这个多少钱？多少时间？多少爱？等等……你是否愿意支付以得到它？

对于公共选择理论家而言，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并非完美的各个市场，个体从中进行选择，参与进去，以实现个人效益最大化。正是在这个持续过程中，社会秩序产生了。从这个观点出发，对于公共选择理论家或者实践家而言，主要的道德任务就是使得市场变得更好，不管这个市场提供信息、娱乐、教育、通信，创建家庭，还是赚钱。举例来说，在这个观点看来，政策研究的职责之一，就是提出能使选择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信息成本和机会成本降低的策略（Murshed，2002）。⁽³⁾

公共选择理论在一系列学科中都有发展，并因它的数位领导人物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赢得普遍关注。比较著名的有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以及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公共选择理论的成功也使得其领导者，诸如曼库尔·奥尔森（Mancur Olson）等人呼吁一统社会科学天下，将所有传统学科拆散整合纳入公共选择理论的旗帜下（Olson，载Alt and Shepsle，1990：212-231）。与保守主义观点相联合，公共选择理论吸引了一批取向各异的学者，其中包括推行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学者（Cohen，2000；Tarrit，2006）。然而，从一开始，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公共选择理论进行了批判，因为公共选择理论从本质上来说，将市场的原则应用于社会生活（Wood，1989）。这种研究路径同样被应用于一般社会行为的经验分析，包括对家庭和性行为的研究（Posner，1992）。结果，虽然公共选择理论只是思考政策问题的诸多方式之一，但在一些人看来，它已经成为或正在成为这个领域中的主导研究路径。⁽⁴⁾多年以来，这个取向也对传播研究产生了影响，主要表现在传播政策研究中，例如：广播波段的价值与适当的分配政策；在管理机构中雇员的势力拓展；去规则化的成本与后果；以及在数字化时代版权政策的发展（Coase，1991；Crandall，1991；Derthick and Quirk，1985；Wilson，1980；Wu，2004）。

公共选择理论从许多方面对传播政治经济学有所教益。它汲取了传统政治科学的成果，其在具体应用时的理论出发点是：有各种各样相对平等的参与者直接介入到政策制定过程中，而且只有在讨论每一个参与者的特定利益和特定行为之后，才有可能勾勒出政策形成的全貌。⁽⁵⁾公共选择理论反对认为，资本逻辑（或者其他单一因素）是政策的驱动力。然而，公共选择理论确实倾向于极端多元论，而缺乏总体的倾向性——一种利益群体无政府形式，而政治经济学对此进行了正确的批判。(www.xing528.com)

公共选择理论如何解析这些问题并不是这章讨论的中心。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公共选择理论对于冲突的利益之间专门的、具体分析的整体承诺。这为政治经济学好好地上了一课，因为政治经济学有时候只是对资本主义过程的逻辑后果进行实验性的思考。再一次需要强调的是，公共选择理论过分强调“国家”，尤其强调处理政策问题时的法律—法规系统。这种形式主义的趋势（聚焦于研究政策议题在政府机关产生影响），忽略了法律—法规机关之外广泛的权力资源和权力运用，也忽略了这些问题在得到国家注意之前的长期酝酿和发展过程。当然，公共政策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来说，具有建设性的意义；因为它提醒政治经济学抛弃唯经济论，不要只从工业结构中去解读政策决定。

公共选择理论的经济学一翼，也提供了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尤其是它满怀热情，讨论了一系列涉及广泛而意义重大的问题。这些问题处于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政治科学家和经济学家们传统的研究领域。然而因为这些学科都存在着有限的范围，所以常常冷落了这些广泛而意义重大的问题。公共选择理论不囿于传统经济学的支配区域，它继承了传统经济学的个体主义的方法论以及实证主义，并将此运用于对决策过程的理解。这些决策过程广泛存在于家庭、国家、宗教组织中，而且涉及性关系、官僚制、家庭结构、预算等诸多方面。此外，公共选择理论也没有回避规范和道德问题，这类问题不久前还在社会科学主流研究边界之外。对于这样的价值回归，即使不是出于精密方法论策略的考虑，实际上，也促使亚当·斯密和其他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放开眼界，并将他们时代的核心道德议题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公共选择派以先锋的精神近观社会性，向社会科学现代论中的胆怯，以及在许多时代社会问题和道德问题上的无所作为发出挑战。这种先锋性精神在布伦南和布坎南（Brennan and Buchanan，1985）当今的经典著作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他们对道德构建的议题从未忽视，并通过道德的构建旨在在美国社会中创造新的“市民宗教”。公共选择理论在讨论这些课题时遭到了批评，比如，它将方法论意义上的个人主义推向了极端，并且把国家看作是利益竞争的独立仲裁者。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政策研究路径提示传播政治经济学扭转研究偏向，原有的研究倾向会导致研究目标的狭窄，还会在社会科学和道德哲学之间筑起高墙。

强调普遍主义和共同性，而非分化与瓦解，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影响。尤其是对中左的政治运动而言，这些运动关注身份政治和各种立场的理论——强调区分群体的特征，如社会性别、种族、民族、年龄以及性取向等。需要承认的是，身份政治对一系列多元的政治和知识运动注入了新的能量。并且，它同时也扭转了传统的左派—右派政治倾向的划分。左派曾经坚持普遍主义，无视其理论缺陷；而现在却提倡一系列分散化的利益。而右派本来坚持单一的精英标准，而现在却自信满满地推广普遍主义的保守主义平民论。所以，观察左派话语中的普遍主义观点（举例来说，世界主义公民权）是否会生根发芽，变得非常饶有趣味（Brock and Brighouse，2005；Miller，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