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

文化研究拓展了认识论，使它超越了实证主义和本质论，并包含了社会建构论的知识观点，旨在决定个体和群体实际上是如何参与到他们所认知的社会整体的创造过程之中的。文化研究同样考量社会现象是如何创造的，进而被机构化，以及最后成为传统（Hobsbawn，1992）。

就其本质来看，与文化研究最为接近的对文化的看法，是把文化当作一种普遍的、日常生活中的产物，被广泛地生产、分配和消费。因此，正统文学的辩护者论争到，文化不再限定于那些由精英创作的、多年来被尊为文化经典的作品。文化研究开启了对整个娱乐和新闻媒介的研究，包括电视情景喜剧、大发行量的通俗小报、滑稽浪漫故事、好莱坞大片等。并对此进行批判性的分析。更重要的是，文化研究把大众（mass）生产和分配的素材同流行（popular）文化和工作区别开来，后者是在相对民主的条件（强调广泛参与和平等）下，为争取民主的目标而创作和传播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文化研究反倒经常用一些难以理解的术语把自己弄得相对学术化，这些术语在文化分析与文化工作者和消费者之间制造了不该有的隔阂，而文化工作者和消费者本来最有可能从这些分析中受益。我们当然不否认学术研究中概念精细化的必要性，以及对运用复杂理论形式的要求也无可厚非，然而，正如许多评论者所指出的，一些文化研究著作是如此难以接近，如此限制在专业学术读者范围内，以至于任何民主化的梦想和鼓舞力都不可逆转地消失了。

我们需要思考一下哈佛大学非洲-美洲研究中心小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Jr.）的批判。他注意到了正式文化研究中的不足，即它们的“异化策略”，这体现在他回顾了自己在课堂中对学生教授经典著作的痛苦经历。这一段话很长，但是值得引用：

我第一次上课面对着的是学院优等生讨论课的一小批听众。我所犯的错误，永远也不会再犯第二次。那时我刚从研究生院毕业，还沉浸在当代文学理论那些神秘莫测的专业术语中。我打算对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Douglas）关于奴隶的论断进行容易接受的结构主义分析，追随其错综复杂的“二元对立”的游戏。一切都有条不紊地作了图解说明，确定了形式，并做了分析。这是我最好的一次结构主义分析，简直像我周日最好的礼拜服一样层次分明：笔挺的白衬衫、锃亮的黑鞋子。但是这似乎并没有起到作用。如果你看到一个观众目光呆滞，那么实际上有一群人会感到索然无味。我大胆地完成了我的讲座；当然，我也请观众提问。“喂，老兄”，坐在最后排的一个年轻人打破了随即的沉默，“我们就想知道，布克·T·华盛顿（BookerT. Washington）是不是一位汤姆大叔？”（Gates，1989：44）

后来，盖茨意识到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这个问题比我的讲述有趣得多。”它提出了文体的政治问题，关于一个人为另一个人讲话的目的，关于怎样区分选举与微妙的颠覆。从本质上来说，盖茨醒悟了，“在我们批判性的话语和这些话语所依附的传统之间，存在着越来越大的裂痕”。他意识到了在文本和实际经验的隔阂，而文本通常产生于实际经验（Gates，1989：44）。(www.xing528.com)

尽管有这样的问题，文化研究提醒了政治经济学，其内容的实质（对传播的分析）根植于普通人的需要、目标、抗争、失败与成功。文化研究尝试对普通人的生活进行诠释，即使他们面临着一个制度化和象征化的世界。这个世界并不由他们（普通人）自己完全创造，而实际上，这个世界更多地展现了非他们所能控制的异化的力量。

文化研究对于批判工作的扩展同样作用显著，它超越了社会阶级分析，包括了女性主义和那些新型社会运动（例如环保运动）所启迪的研究。文化研究提醒政治经济学，虽然社会阶级是一个核心的分界线，或者从本书的观点来看是一个起点；但是，构筑结构化进程的是各种互相重叠的层次体系，其延伸到社会性别、国别、种族和民族。此外，虽然文化研究的极端观点认为，当代生活中的政治就是找寻特定的身份认同，瓦解反对派政治；但是，文化研究已经认识到，社会能动性的多种形式充满着潜能，而每种形式都带来了其对于主体性和自觉意识的理解，这一点对政治实践生死攸关，却也很少被政治经济学分析所关注（Kraidy，2005；Waetjen and Gidson，2007）。文化研究通常用这些术语进行界定。举例来说，根据约翰逊（Johnson，1987：43）的观点，“文化研究是关于自觉意识和主体性的历史形式。或者是我们所赖以生存的主体形式……”约翰逊进而将这个定义和马克思—恩格斯的传统连接起来，尤其是他们的早期作品，比如《德意志意识形态》。此后，他题注道：“在我看来，文化研究的最终目标并不是文本，而是主体性形式的社会生活。这表现在它们循环的每一个时刻，包括它们的文本的具体化”（Johnson，1987：62）。这个观点和我所讲的政治经济学的概念相近。或者，像魏特简（Waetjen）和吉布森（Gibson）在他们对“哈利·波特丛书”的重要研究中指出的那样，“这里需要的是对文本的意义进行慎重地思考，同时，我们需要将文本的开始与结束放置在对当代媒介生产和分配历时性和物质分析的框架下”（Waetjen and Gibson，2007：5）。

政治经济学致力于研究文化是如何被生产和构成的，并把文化看作是商品化过程中动态规律的产物。这一点被广泛接受。用约翰逊（1987：55）的话来说，文化研究提醒政治经济学需要涉及“资本家及其他社会关系在现存语言和话语规则中的间接影响。特别是，阶级斗争和社会性别斗争的影响，它们提供了不同的社会符号和信号”。文化研究的路径隐约地认识到，仅靠资本逻辑分析得出结论，或单单以阶级分化为中心来组织抗争，都将是徒劳的。相反，它要求“来自深层的政治经济学”以更好地来理解“文化生产者自身微观的生产行为”（Wittel，2004：1）。不幸的是，当文化研究转而寻求社会几何体和抵抗运动新形式的时候，它的行动过于简单化；除了几个重要的例外，大部分文化研究都彻底抛弃了旧有形式。而这些建立在阶级，尤其是雇佣劳动基础上的旧形式，对于理解社会生活并促进改革具有核心意义。这一点政治经济学已经准确地认识到了（McGuigan，2005；Miller，2004）。

政治经济学关注宏观社会的权力组织，并发展了用于此类研究的方法论。虽然文化研究基本上没有对权力问题作同等思考，但也有例外。有些研究侧重考察了地方性权力组织，集中研究权力如何共同构成“交互性主体”。除此之外，虽然一些文化研究分支几乎只关注对“文本”的研究——仅仅选择从具体的文本出发来“解读社会”；但是另有一些分支汲取了民族志的方法论，开始关注文本接受与使用的社会关系，包括对媒介的研究（Donkor，2007）。文化研究告诉我们，权力具有地方性、交互主体性，以及通过观察技术的可获得性；因此，文化研究丰富了对于权力的政治经济的解读。⁽²⁾此外，一些运用民族志路径进行文化研究的学者也认识到了此类研究的局限，他们呼吁在研究中把全球性和地方性联系起来（Ferguson and Gupta，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