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视角下的边界影响-《传播政治经济学》

以上三章将视线投向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内部，评估了这个学科的核心问题和观点。对政治经济学的反思和更新，同时需要我们将目光投向这个学科之外，去考察传播政治经济学和相邻学科之间的关系。不可否认的是，描述学术界全貌的路径不计其数，政治经济学可以被置于社会学、政治科学、地理学、经济学和其他路径的对立面。考虑到我们在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界定的核心问题，一方面，传播政治经济学有必要与文化研究相比较；另一方面，它需要与公共选择理论相对照。

毋庸置疑，在本章内对文化研究和公共选择理论路径进行全方位的批判是冒失的。这两个领域的文献中充满着出色的图景描绘、分析和批判。相反，本章旨在从政治经济学出发，分别与两者展开对话，以期各自从中受益。除了这个主要目标以外，本章也从文化研究和公共选择研究内部以及两者之间，指出其长处和缺点。这是对这两个路径进行不断反思过程中的基本组成部分。就像格罗斯伯格（Grossberg，1991：55）指出的那样，“这里的要点不是在两者之中选择，尽管可能这个会成为最终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在它们之中界定新的形式的联盟和合作。”

多年以来，传播学者已经界定了传播学内部分支的主要界限，包括行为学派与规范学派的区别、行政管理学派与批判学派的区别。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之间的区别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文化研究在过去的四十年中得到了充分发展，极大地影响了传播学的研究，并且对其他可替代研究路径（包括政治经济学）的假设、方法和结论都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Deetz and Hegbloom，2007；During，1993；Grossberg，Nelson and Treichler，1992；Peck，2006）。此外，随着传播研究渐渐植根于大学中的艺术与人文学科，它理所当然地需要同文化研究进行对话。因此，为了在传播学研究中确立不可动摇的政治经济学路径，迎接文化研究的挑战势在必然。

同时，政治经济学需要对其与公共选择理论的关系进行批判性的评估。虽然对此传播学者的关注已有显著增长，但是仍然缺乏系统性的反思。对于公共选择理论的界定有很多种方式，本章特别把它看作是在政治科学中的多元思想和在经济学中新古典主义思想的统一体。它的目标不仅是解释行为，而且具有建构规范的兴趣——对行为的政策方针进行评估并提出建议。多元的方向已经占据了传统的政治科学和公共政策研究。而最近，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提出了他们的核心假设、范畴和理论，转移了政策研究的重心。结果，标识着公共选择理论、政策科学，以及实证的政治经济学的多种途径都被置于了很重要的位置。这些领域的学者也因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蜚声国际，其中的一位，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就致力于研究传播政策的主要课题。

文化研究是基础广泛的知识运动，它集中研究文本中意义的构成。文本的概念非常宽泛，几乎包括了社会传播的各种形式。文化研究从多个方面发展而来，其中一方面的驱动力来自反对学术正统的力量。学术正统强调根据学术规范来组织知识的倾向性，比如说，英国文学研究。文化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否认将研究领域视为一个学术科目。部分原因在于文化研究对学科基础提出了的质疑，尤其反对为知识创设固定的主体和经典。用约翰逊（Johnson，1987：38）的话来说，“文化研究是一个过程，同时是一个制造有用知识的炼金过程；如果一旦对文化研究整理成典籍，那么就等于中止了炼金的化学反应”。雷蒙德·威廉斯也指出，文化研究的知识源头，是对英国文学研究中经典的质疑：

这里的顺序，首先是限定在已经出版的文本中；其次，范围缩小到被认为是“有想象力”的著作；最后，才是慎重地批判已经确立的少数的“经典的”文本。但是随之进行的是另一个更强劲的专业化过程：不仅仅是文学，而是特指英国文学（1981：53）。

文化研究包含许多流派和分支，从内到外，纷扰不息。(www.xing528.com)

从一开始，文化研究就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尤其是在英国这个语境下。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被视作与社会关系紧密相连，特别围绕着阶级、社会性别、种族而进行组织——尤其围绕着它们的不平等性与对抗性而展开。此外，马克思主义关注权力，尤其关注界定需求和利益并使之实现的权力，这对文化研究也产生了影响。举例来说，在汤普森（Thompson，1963）和威利斯（Willis，1977）的著作中，就得到了例证。他们首先关注社会阶级关系中的文化构建问题。马克思主义关注所产生的影响也反映在社会性别问题的研究中，它来源且回应于伯明翰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in Birmingham，CCCS Women's Studies Group，1978）的研究计划。最后，还有一种观点在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1980，1982）等人的著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认为，文化既不是独立，又非外力所能决定的。相反，文化最好被看作是社会差异、社会斗争和社会冲突的场域。实际上，研究者已经指出，英美文化研究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前者采取了更明显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普遍的政治立场。美国文化研究虽然分支众多，但可以说，它更倾向于从社会与政治多元概念中汲取灵感，并且把权力视为广泛地扩散的。同时，美国文化研究从功能主义人类学和社会学中汲取灵感，且聚焦于文化实践如何在社会生活中维持秩序和促进和谐。美国文化研究还包括从社会心理学的符号互动论中汲取灵感，使用仪式和戏剧的语言来考察符号性共同体的生产与再生产（Carey，1979）。美国文化研究因其“肯定性”而独树一帜，这主要是指它对美国文化的全貌（特别是文化的受众）作了非政治性的、肯定的评估。作为一种非常有影响力的批判，美国文化研究有五方面致命的缺陷：

首先，它高估了受众作为接收者的自由度。其次，它最小化对受众商品化的过程（政治经济学路径的分析）。第三，它无法区分大众广告与专业性媒介。第四，它将积极的接受与政治活动混为一谈。最后，它把偶然发生的对反对性亚文化中的有积极意义的解读当成了普遍情况（Budd，et al.，1990：169）。

今天，对于文化研究的批判，有些是非常重要的。然而，文化研究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演进，在一些方面有所助益。非常重要的是，它领导对实证主义进行广泛地批判，并强调知识的主体性和社会构成。从雷蒙德·威廉斯（1961）和理查德·霍加特（1957）的著作开始，文化研究将文学批评从对经典和精英文学的分析推向了对日常生活的分析。⁽¹⁾具体来说，他们力图拓展文化分析的实质性内涵，并突出强调了其前提假设，即文化是普通日常生活的产物，由全体社会角色共同创造，而并不仅仅由特权精英所创造。此外，虽然历经冲突和重心转移，文化研究仍然坚持：社会不仅仅建构在社会阶级的基础上，同时，它也建立在社会性别、种族和民族以及身份的基础上（Fiske，1989；Wilson，Gutiérrez and Chao，2003）。

政治经济学能从这些分析维度中受益匪浅，同时它有助于文化研究的发展。即使它的哲学取向接受主体性，并体现出更广阔的包容性，政治经济学仍旧坚持现实主义的认识论，坚持历史研究的价值，坚持从具体的社会整体来进行思考，坚持道德上的承诺，坚持克服社会研究和社会实践间的差距。因此，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中倾向于对主观性和主体的研究大相径庭，同时与文化研究中拒绝思考历史实践和社会整体的倾向迥异。此外，政治经济学同文化研究中采用专业化语言的倾向不同，因为在它看来，专业化研究的使用违背了文化分析的初衷，即文化分析应该为普通人所享用，因为他们对文化分析的社会建构负责。最后，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中忽视劳动力和劳动过程的倾向不同，文化研究往往热衷于考察消费的社会“生产”，并否认劳动者在当代社会变革运动中存在着任何价值。当然，对这种观点还存在着重要的例外（Ross，2004），但是不管怎么说，承认文化研究对于劳动（劳作活动占据了人们清醒时候的大部分时间）给予了相当的关注，还是相当勉强的。

政治经济学同样从公共选择视角的发展中获益。公共选择研究的范围非常广泛，但其围绕着两个核心而展开；它们在各自的轨道上产生了一系列的研究取向，与之相辅相成，或者对这两个主导的核心进行挑战。一个核心把分析重点放在以国家（state）为首的政治分析上；另一个偏重经济（economic）分析，目的是在政治、社会、文化生活中推广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应用（Buchanan，2003；Posner，1992；Stigler，1988）。传统地来看，政治经济学试图从特定时期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形态来“读解”国家等“上层建筑”的力量。因此，它能从对国家构成角色严谨研究的路径中获益。此外，政治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都对分析社会整体感兴趣，并关注社会改革。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从根本上与公共选择理论不同，在于公共选择理论采用了多元的政治分析，并认为国家是一个独立的仲裁者，它能够稳定各种社会力量，并使之达到平衡。与此不同的是，政治经济学坚持认为，资本具有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以及商品化过程是社会分析的必要起点。进一步来说，政治经济学抛弃了公共选择理论把社会整体分析和引导社会改革的价值观，建立在个体主义和市场理性之上的倾向。政治经济学坚持从社会过程进行研究，比如社会阶级的形成；同时强调社区和公共生活，反对市场和反对理性。在政治经济学看来，社区和公共生活对占主导地位社会阶级的权力进行了再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