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与社会运动：探索传播政治经济学

阶级、社会性别和种族共同构成了整个结构化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要对这个过程进行完整的分析，就应该包括对代际间和其他过程进行考察，虽然这样做的危险在于容易掉入多元综合体的陷阱里面，进而认为不同的社会范畴具有同等的影响力。政治经济学的路径将结构化作为一种社会过程，而且这种社会过程从对阶级的分类观、联系观和形成观出发，检验了它如何主要与社会性别和种族相互建构。这种研究路径很有价值，但是同时也存在着风险，使人们很容易对这些术语在实际中的运用和整合产生机械的认识。哈拉维（Haraway）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指出了将阶级、社会性别和种族三者联系起来的困难，并且建议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的几何学：

虽然女性主义理论中有最美好的意愿、最好的作者论点以及最精彩的前言评论，但是其很少将种族、性/社会性别和阶级放在一起分析。除此之外，对女性主义学者而言，建立种族/社会性别系统和性/社会性别系统同样重要，而且两者并非是同一类型的分析。此外，对于社会阶级的分析呢？建立一个“不同要素”的理论很有必要，这个理论的路径、范式和逻辑都需要冲破二元论、辩证法和自然/文化之间的藩篱。否则的话，三个要素总会简化为两个，很快又会变为一个，站在前列孤立无援。没有人提出考虑四个要素，这些在政治上也至关重要（1991：129）。

哈拉维的观点对于传播政治经济学来说很重要，即便仅仅因为她质疑了各种本质主义，不管是建立在阶级、社会性别还是种族基础之上。然而，就像上述引文所表现出来的悲观主义色彩，也使哈拉维的论断超越了这些路径；她回避了本质主义，而是将她的论证建立在切入点和多重测定上。虽然本书对于考察阶级、社会性别和种族等社会关系的研究更为乐观，但是必须承认，对于在广泛的政治经济学框架内其他形式的考察，也是非常有益的。两个可能的研究焦点是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s）和霸权（hegemony）的社会关系。

围绕着社会运动进行的分析，通过聚焦社会能动性和社会行为，具有了超越传统社会分类观的优势。社会运动将不同身份的人聚合在一起，或多或少被一个特定的利益所整合，比如说反对已经建立的占统治地位的权力关系，并寻求变革。社会运动能够使同一阶级地位的人走到一起，如工会主义者、穷人，或者是商业精英；也能使人们因性别问题联合起来，如女性主义运动；因种族而联合，如美国人权运动与黑人权力运动。除此之外，社会运动还能动员其他身份类别的人群，如年龄和国籍。然而，社会运动之所以成功，通常是因为它们能够超越特定的身份类别，以一种具体的利益或事业将身份各异的人团结在一起，比如说支持公平贸易和反对以企业为主导的全球化的运动。

最近几年，以追求共同的利益和事业来取得认同的社会运动引起了大量的关注。这些社会运动不排除对社会分类观的关注（如，女性主义运动可能是最强大的社会分类观影响下的运动），且主要围绕着特定的目标。这些“新社会运动”中包括非常著名的环保运动、全球化运动、健康运动（尤其是对艾滋病病毒的抗争）、性偏好（同性恋），将跨越传统社会分类观下的人群联合起来，为给予非传统的社会分类更多的关注打下了基础。

虽然在对于新旧社会运动哪个更具有政治优越性问题上争执不下，但是新旧社会运动之间的界限并非铁板一块。一些人认为，全球传播政治经济的发展使得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运动比以往任何时候来得都更为重要；但是，另一些人则反对这个立场，他们认为，一种后福特或者后现代的信息经济已经消除了社会分类的重要性，且更关注能够将不同人群集中在一个共同事业下的社会运动，比如说环保运动（Della Porta and Diani，2006；McDonald，2006；Meyer，2006）。旧的社会运动路径与传统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要点相联系；而将注意力放在新的社会运动的人们更强调文化认同，包括各种媒介的权力（社会网点、实况电视、快闪族）。这些形成了新的文化链条，而其中的一些被推进为全面的运动。不幸的是，虽然对于新的社会运动的研究已经具有了新的基础，但是打破旧的基础却占去了太多的注意力，以至于共同的基础得不到重视，这个导致的结果就是，对于在新旧运动之间可能形成的政治联盟，很少被关注到。但是这个趋势稍稍有了些改变，因为新的研究尝试着将社会阶级，这类早期存在的社会范畴，和一些新的社会范畴，比如环保主义和性偏向连接起来。对于环境、社会性别和种族的关系无疑为20世纪后期主要的社会运动提供了基础。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不再存在阶级分化，劳动力已经不再是社会运动的焦点和社会运动的核心力量，同样，这也并不意味着工会主义已经毫无政治意义了（Mosco and McKercher，2008）。除了关注政治活动的过程，社会运动观路径的价值，主要就在于它并不认同对新旧类别强制的分类观研究。(www.xing528.com)

社会运动对于传播政治经济学来说尤其重要，因为它已经影响到了传播方式和内容的发展。所有主要的社会运动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如何组织对内和对外传播的问题，并因此发展了自己的传播策略和政策。其中重要的议题，包括：民主化（democratic）如何才能成为组织内部传播的准则，社会运动在多大程度上需要外部传播的主要形式，以及社会运动需要运用何种程度的专业和专家意见来指导媒介活动。社会学家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1980）的早期著作被认为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他强调社会运动的媒介政策与它最根本的目标之间是不能割裂的。具体来说，他指出，美国学生的反战运动就在它允许其领导人成为媒介人物之后丢失了民主的精神支柱。

对于主要围绕着媒介生产和政策进行的社会运动，大众媒介的政治经济学本身也作出了贡献。从连接政治经济学、社会运动理论（Hackett and Caroll，2006）、组织传播理论（Ganesh，Zoller and Cheney，2005）和自治社会思想（Dyer-Witheford，1999）的视角出发，世界范围内的非主流媒介运动已经对主流的媒介形态、技术、形象和信息提出了挑战。这些运动包括扫盲运动、街头剧场、非主流的报纸、录影带和电影制作、卡通、公共有线电视计划、可供选择的电脑网络、录影带的非法复制、电脑黑客，以及其他形式的网络行动主义。它们因向既定的媒介形式挑战的方式而不同。一些形式，如在古巴和尼加拉瓜等国的扫盲运动，除了政治哲学和实际的需要以外，对于技术密集型的传播和教育形式都提出了质疑（Mattelart，1986）。其他的形式，比如录影带的非法复制、电脑黑客，以及网络行动主义，对传播工具集中的控制权提出了挑战（Hanke，2005；Kahn and Kellner，2004）。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比如通过非主流报纸和公共电台与有线传播，提供了与主流媒介在本质上具有差异性的讯息和形象（Howley，2003，2004；Stengrim，2005；Switzer and Adhikari，2000；Waltz，2005）。

社会运动在对主导的媒介政策有组织的挑战中也有显著的作用。围绕着“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而组织的运动是最重要的国际间的努力，虽然这一点上存在着争议，但是这一运动旨在取代媒介决策制定的主导形式，主要是西方社会跨国企业对于主要大众媒介的生产和分配的控制（Sosale，2003；Traber and Nordenstreng，1992）。这个运动在今天仍旧在继续，这些运动围绕着信息社会世界峰会（The World Summit 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和许多其他组织，旨在在被国际组织接受的基本的人权中，更有效地注重传播权利（Chakravarty and Sarikakis，2006；Thomas，2006）。

大量的社会运动关注国家和地方层面的政策制定过程，其中包括促进对执照颁发、电波分配、产业结构以及媒介内容的民主化决策的尝试。历史地分析，在美国，这类运动尤其强大。在电报和电话的发展上，斗争非常激烈——由工会和乡村政治团体领导，要求将电报、电话业公有化，至少也要遵循公共邮政服务的旧例，在电信业发展中保障社会控制（DuBoff，1984；Stone，1991）。无线电和电视广播的发展中也存在着类似的斗争——以工会和教育的利益为先导，以促进公共广播电视的发展，以及对商业频道施加强硬的法规（Fones-Wolf，2006；McChesney，1993；McKercher and Mosco，2007）。

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的发展，为广播电视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民权运动通过法庭裁决，为代表普通公众利益的组织赢得了合法的地位；而在此之前，联邦传播委员会这个联邦的管理者认为，普通公众的利益将会对其权力进行篡夺，因而将其排除在外。女性主义团体加入到民权运动的阵营中来，抨击了既存的雇佣实况和有辱妇女形象的节目（Creedon，1993）。在这些左翼运动的鼓动下，右翼也组织了自己强大的媒介运动，攻击那些他们认为有违道德的节目（Jamieson and Capella，2008）。当代对于互动媒介发展的兴趣，尤其是在媒介集中和获得新媒介资源上长期的不公平问题上，讨论激烈。同时，它将公共利益再一次植入媒介改革运动中，使其具有了新的生命力（Communication Workers of America，2007；McChesney，200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