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与种族：全球政治经济下的多层层级结构和传播资源不平等

阶级分析很大程度上主导了社会性别领域，而将社会性别理论化这样强有力和多方面的努力使得传播政治经济学焕然一新。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相比，当下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具有更宽广和更深入的社会经验。然而，阶级和社会性别，无论是分开说，还是将其组合起来，都未能穷尽对于理解结构化过程至关重要的范畴。因为这两个概念并没有为种族的权力和与其相关的范畴，如民族和民族主义，留出足够的空间。

1903年，美国黑人民族主义者W·E·B·杜伯伊斯（Dubois）说道：“20世纪的问题，是肤色界限的问题。”对他而言，在国家内部和跨国家之间，肤色的划分是区别社会内部分化的主要源泉，也是区分大多数富裕且强大的国家（主要是白人占多数的西方社会）和世界上其他贫困且具有依附性国家的标志。虽然我们已经看到，传播学研究主要通过强调媒介和信息科技在帝国主义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广泛地研究帝国主义问题；并且扩展用阶级划分来考察世界的方法——而不是社会性别划分（国际劳动分工中女性问题的研究）和种族划分（Ehrenreich and Hochschild，2003；Sarikakis and Shade，2007）。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将种族视为结构化过程中一个重要要素的原因，这一点尤其重要。种族分化是当代全球政治经济下多层层级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种族既作为一个范畴，又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对于国家和全球资源（包括传播、媒介和信息技术的享用权）个体和集体的享用权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对于种族分类观的理解类似于对于阶级和社会性别分类观的理解。种族分类观强调了由种族分化所带来的对传播资源不同的获得权。其中包括对以下资源的获得：传播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U.S.，GAO，2008），以及在媒介、传播和信息科技产业中的工作（Ankney and Procopio，2003；Benson，2005；Green，2001；Gutiérrez Chao and Wilson，2003；Johnson and Flamiano，2007；Newkirk 2002；Thanki and Jefferys，2007）。同时，它还包括媒介对少数民族形象范围和种类的描述（Clawson and Trice，2000；Downing and Husband，2005；Gray，2004；Henry and Tator，2002；Myers，2004）。金姆（Kim，2008）描述了其中的许多刻板印象在今天仍然存在：

黑人是具有威胁性的；

黑人女性“心直口快”；

亚洲人和亚裔美国女性是性感的，但同时往往比较被动；

亚洲人和亚裔美国男性缺乏男子气概；

拉丁美洲人并不被认为是当然的公民；

中东人是可疑的恐怖分子(www.xing528.com)

原住民是“高贵的野蛮人”。

塔博尔（Tabor）证实了美国广播电视业对种族歧视的纵容由来已久，他举出大量例子来证明广播电视的管理机构——联邦通讯委员会（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对于电视业中明目张胆的种族歧视采取了纵容的态度：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白人中的一批超级种族歧视者经营着密西西比一家代号为“WLBT”的杰克逊电视台。每当电视台转播的电视网节目中出现非裔美国人的时候，屏幕就被故障信号所覆盖，字幕显示“抱歉，线路故障”。宗教界人士和当地公民纷纷聚会，声讨杰克逊电视台抹杀少数民族权利的行径。然而，联邦通讯委员会不顾他们的抗议，仍然有条件地给该台续发了执照（Tabor，1991：612）。

联邦法院推翻了这个决定，但是联邦通讯委员会不顾法院判决，还是向该台续发了三年期的营业执照，直至联邦上诉法庭最终裁决联邦通讯委员会必须吊销发给WLBT的执照[《基督教联合教会诉联邦传播委员会》，F.2d 543，549-550（DC Cir. 1969）]。虽然早在1968年，联邦传播委员会就已经接受了在广播电视业中反就业歧视的法规，但是直到1989年才有了第一例该委员会对有照电视台就业歧视行为的控诉案。

从全球的视角来看，种族是国际劳动分工中的核心要件。在国际劳动分工的层级制中，包括阶级、社会性别；更重要的包含了种族。此外，种族也是全球政治经济下技能和控制管理的核心要素，而当今的全球政治经济越来越主要地由微电子和信息生产来进行界定（Smith，Sonnenfeld，and Pellow，2006）。

对媒介和传播享用权中的种族分化，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言并不是没有问题。当少数民族被排除在传播网络之外的时候，企业就失去了将其市场扩大深化的机会。同样的结论对于阶级和社会性别也适用。在创造市场过程中的一个原则性错误，就是往往倾向于在新的人群和旧的基础上进行折衷。而旧的基础必须被新的信息和图像取代，因为这些新的信息和图像将最终挑战主导大多数视听空间的话语权。

对于种族和媒介分类观的分析强调了种族对于各种形式的媒介享有权具有很重要的作用。而强调种族和媒介社会联系观和形成观的研究相对较少（Gandy，1998；Green，2001；Hunt，1997；Leung，2005）。这些都表明，要理解种族在媒介中的结构化过程，就不得不考虑它的运作方式，包括少数民族为获得大众媒介工作机会的斗争；反映少数民族实际生活状态的非主流媒介的创建；以及改变大众媒介中少数民族信息和娱乐节目的内容而施加的压力。同社会性别的研究一样，对于种族最有趣的研究也聚焦于社会历史的分析。萨克斯顿（Saxton，1990）就用这样的方法研究了美国白人种族主义的历史。他强调经济杠杆的作用，包括从奴隶市场到被隔离的职业市场；同时他也重视文化的力量，其中就包括对于种族自卑感和大众娱乐（比如白人扮演的化装黑人滑稽乐队的表演）的学术分析——这些都生产了一系列的种族（和社会阶级）关系。这些都远远地超越了白人种族主义的具体体现。同时，这些种族（和社会阶级）的关系也被视为是一种社会实践，在种族冲突和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变化的背景下不断被检验、挑战、修正和重塑。这些实践因此本身也就具有了社会冲突的烙印。举例来说，白人扮演的化装黑人滑稽乐队的表演使得种族主义得以强化，但是如今它成了社会讽刺的力量，尽管小心翼翼，但是却直接对种族主义展开了攻击。像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马克·吐温（Mark Twain）以及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这些身份各异的人物，在萨克斯顿（1990：390）看来，“更多的是白人种族主义的政治的合作者，而并不是反对派……但是他们使我们对于人类可能性的视野变得更为宽广”。除此之外，在白人种族主义构成和再生产的每一个阶段，反对派力量（如非裔美国人中的废奴主义者）都积累了浩如烟海的反种族主义的文献，极大地动摇了种族主义存在的核心前提。上述讨论对西瓦楠丹（Sivanandan）关于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结论进行了具体化：

我认为把殖民主义看作是单向的，看作是强加于个体的，看作是对个体的掠夺，看作是强大到使个体难以抵制的，都是不正确的。从你自身的文化中，语言中或者是宗教中，总会存在一种抵抗的力量。这种抵抗力首先采取存在意义上的反抗——反抗一切有违你本性的事物（1990：3，也可参见Linebaugh and Rediker，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