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与社会性别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影响

政治经济学从社会阶级入手来考察结构化的过程。前面的章节认识到阶级分类观的价值，并描述了它在传播研究中的应用；同时，也指出了在此基础上，如何将阶级的联系观和形成观囊括其中一并进行考察。这样的一种转化通过强调阶级意义的深化，使得传播政治经济学不断地得到强化；而对社会阶级意义的考察，往往是大部分传播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基石。虽然阶级的课题非常的重要，但对结构化的分析还需要引进一些其他的概念坐标。

虽然对于政治经济学来说，社会阶级这个切入点是必需的，但是它却不是结构化以及与传播关系研究的充分条件，部分原因在于阶级的分析没有对社会性别问题进行研究。用詹森（Janson，1989）的话来说，社会性别问题是“社会建构的沉默”。就像前面的章节所阐释的，与其他的研究路径不同，政治经济学对于社会性别问题并不保持完全的沉默，虽然它的典型做法就是将社会性别作为阶级关系的一个维度进行分析。举例来说，政治经济学对于信息技术和全球的劳动分工的研究，描绘了女性工人在微电子产业中所面临的双重压榨：一方面她们拿着最低的工资；另一方面，她们忍受着最为残酷的工作环境（Pellow and Park，2002）。然而，即使政治经济学对于社会性别研究已经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它并没有在政治经济学视角的范围之内，尽最大可能地全面地将社会性别问题纳入自己的研究范畴之中（McLaughlin，2004）。

一个明显的任务是，我们应当考虑性别研究的各种社会取向，评估它们在政治经济学框架中的相容程度。我们的目标不是为社会性别（说得再具体一些，为女性）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中寻找到一席之地，这种“寻求女性地位”的观点恰恰是问题症结所在。相反，政治经济学的目标是如何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最好地对社会性别问题进行理论化。也就是寻求理论上的共识，即使不能达成，也要找到框架之间能相互交融的概念和研究地带。米奇·李（Micky Lee，2007）、麦克劳林和约翰逊（McLaughlin and Johnson，2007）、米汉和赖尔登（Meehan and Riordan，2001）、萨拉卡奇斯和谢德（Sarikakis and Shade，2007）以及其他学者在试图弥合各种视野的裂痕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此外，政治经济学承认明确的女性主义研究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明确的女性主义从对女性主义的特定关怀出发，思考女性主义与其他研究取向之间的关联（Chambers，Steiner，and Fleming，2004；Rakow and Wackwitz，2004）。

政治经济学是最可能和社会性别理论达成一致的，因为它们都同时强调社会性而不是生理性或者是心理性的范畴。此外，根据一系列社会理论与政治经济学取向结合的紧密程度，我们得到了下面的排列：首先，结合最紧密的是那些以社会阶级作为切入点（social class as an entry point）的理论，例如从阶级开始考察社会性别和权力的关系；其次，强调社会再生产（social reproduction）的理论；最后是聚焦于社会性别和阶级两重性（duality of gender and class）的研究，或者说研究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相互构建的理论。

从阶级出发的社会性别理论强调的是生产体系，并且把社会性别置于其中进行分析。举例来说，这类观点考察国际分工是如何创造出劳动力层级，而把女性置于最底层的低技能、具有依附性的弹性工人的后备军中。传播学的阶级分析也相似地考察了在媒介与信息的生产和分配过程中的劳动力层级，在整个阶级分化的系统中强调了非常重要的社会性别分化的存在（Antcliff，2005；Huws，2003；M. Lee，2007；McLaughlin and Johnson，2007）。进一步说，诸如此类的分析认为媒介享用机会的多寡取决于所属的阶级，阶级分析的方法将社会性别纳入这个传播系统，来探究媒介分享在社会性别问题上的影响。例如，阶级分析的方法认为，在贫困人口中享有媒介的机会很少，而社会性别权力体系又使得女性在贫困阶层中地位更低。因此，也就使得女性和男性比起来，更加被边缘化，以至于很少能够享用到媒介、通信和信息技术——其中包括在这些产业内的工作以及由这些产业所创造出来的传播资源。

社会再生产的理论推动了政治经济学向社会性别分析进一步迈进，因为它使得我们关注的中心从媒介的生产，或者就媒介的使用而言，从受众的生产，转向了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具体而言，研究的焦点从工作场所转移到了家、家庭和性的倾向。虽然研究的领域主要涉及社会性别的分析，但是政治经济学同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为社会再生产的分析考察资本主义和阶级的再生产，以及社会关系在家与家庭中的再生产之间的结构联系。从这个观点出发，媒介通过女性的活动使得生产力的能量得到补充，而将人们和消费网络联系起来，从而使得家同生产和消费的系统联结起来。然而每一次新媒介与信息技术的浪潮，都使得消费网络得到加强。为了完成这个循环，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需要、兴趣与欲望，成为娱乐与信息节目的源泉，进而成为推动消费的直接或者间接的载体（Dines and Humez，2002；Lovell，Hartmann，and Karski，2006；Mosco and Mckercher，2008：第三章）。(www.xing528.com)

对社会再生产所进行的明确的功能主义分析坚持，并且认识到：相互矛盾的趋势和对抗形式的存在使得资本和社会性别权力之间的联系变得疏松了。举例来说，像亚当·斯密、马克思和其他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对于社会性别问题的理解是多维度的（同样，也包括对种族和民族的理解）。即使阶级权力所构建的生产层级将女性摒除在外，最好的情况也是将女性边缘化，但其仍旧消解了许多限制获得人力资源的传统行为。因此，尽管资本主义持续地为女性构建许多工作贫民区，但是政治斗争的结果也放松了对女性在教育、职业，以及其他女性社会活动和社会流动形式的限制。相似地，传播的系统将女性与消费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同时也为打破女性传统的角色、实践和价值提供了相应的机制。这些都是证明资本主义是发展和矛盾结合体进一步的论证。此外，在马克思的论述中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资本主义在一系列的社会关系中制造了社会矛盾，其中包括阶级与社会性别。资本主义运用权力来构建生产和消费的社会关系，但是资本主义并不能保证这个过程一定成功，主要是因为参与到这个构建过程中来的个体是具有自反性的，并且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利益而采取社会行动。这个过程的一个结果就是，人们认识到传统纽带断裂的可能性，并且都积极地参与到对传统纽带重塑的过程中去。因此，再生产的过程受到了挑战，对资本主义社会抵抗的力量成倍地增长，但同时也被分散开来。

阶级和社会性别同时成为反抗与抵制的基础，且有时候步调一致。比如在女性占有绝对数量优势的电话接线员中，女性核心组织和电话工人的工会为争取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环境而进行斗争。但是，像在女权运动内的争辩所表现的那样，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其中的一个矛盾的来源就是，在更广泛的社会情境下，阶级和社会性别的结合往往会出现裂痕，这些裂痕可能很严重。这种矛盾反映在下面的争论中：举例来说，阶级理论相对强调阶级分化的弥合在于给穷人提供更多获得和控制传播工具的可能性；而社会性别理论相对重视在社会阶级中弥合社会性别的分化，所以在媒介企业中，需要为女性开放管理职位。社会再生产理论受到了挑战，但是挑战社会再生产的形式同样也受到了冲击（Bakker and Gill，2003；Meehan and Riordan，2001）。

在社会性别问题上，除了从阶级入手的研究取向和强调社会再生产的研究取向，还有一类观点把性别和阶级看作相互独立的（independent）类别，认为两者都为社会权力关系提供了基石。根据这个观点，社会既是一个父权社会（社会性别分化），又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分化）。社会性别和阶级在社会领域中独立共处，有时候相互作用，有时候相互建构（Steeves，2001；也可参见Meehan and Riordan，2002；Sarikakis and Shade，2007）。建立在父权制和资本主义二元性上的研究路径，最近出现在女权理论的一些领域中（参见第六章）。这种研究路径的有利之处在于，它的研究领域比较开阔，使得我们不至于在关注一个方面的同时忽视了另一个方面，这在资本主义的父权制和父权制的资本主义研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个取向面临的难题是所有二元性理论都普遍存在的，例如，如何确定其领域的特征：父权的还是资本主义的，两者之间谁是形容词，谁又是名词；以及如何确定两者相互作用的性质。另外这个路径还面临着一个问题：在没有阶级或者社会性别作为切入点的情况下，该怎样研究两者相互建构的过程（Dines and Humez，2002）。

这三种研究路径为总体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对于社会性别的研究提供了思路。它们的长处是相同的：相对而言比较简单，可以应用于传播研究中具体的结构问题的分析，比如说：媒介的享有权问题，媒介组织中的权力掌握问题，以及政策决定过程中的参与权问题。这些研究路径的缺点也具有共同性：很少注意到社会形成的过程，尤其很少注意人们是如何积极地建构大众传媒、阶级和社会性别选择范围（比如说异性恋和同性恋）。

形成观聚焦于社会性别产生的过程。这种社会性别的身份是在社会结构、传播的手段、传播的产物与能动的个体（个体在社会关系中以社会性身份行动）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举例来说，形成观通过与媒介机构的关系考察社会性别的形成，而媒介机构通常存在于一个更广泛的政治经济的背景下；电视媒介；电视节目；以及受众（他们的大众媒介经验与自身具体的，但往往是能动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关系相联系）如何理解并对节目做出回应。对形成观维度出发的分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非常少见，其中部分的原因在于它要求一种独到的跨学科和跨国界的视角，并且需要跨越政治经济学和文化分析（McLaughlin，2004）。最接近的要算是社会历史研究了，在这里不管政治经济学还是文化分析，都让位于对特定一个时期的社会性理解（Curran，2002；DiCenzo，2004）。⁽²⁾这就再一次印证了，社会再生产这个术语在描述社会性别认同过程中太过简单与模糊，因为它暗含了一个“复制式”的社会发展理论，并认为文本和社会经验之间只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文化分析学者取得了进展，提示我们文本的多义性——从广义上来说，包括媒介产品的整个范围。但是文化分析者还是流于简单化，也就是说，他们对媒介产品和对媒介产品生产和销售的制度性过程的关系，存在着长期的忽视。同样存在着的是，他们忽略对个体社会能动性的社会性内涵分析的趋势。此外，制度和社会角色不仅仅是为文本和个体的能动性提供了语境，它们还为在文化研究中制度和社会分类的盲点提供了解决的方法。制度和个体的能动性完全参与到相互的形成过程中。大众传播科技的社会历史研究对于记录这个复杂的过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其中包括：道格拉斯（Douglas，1987）对于科技和社会性别在相互构建“业余”电台和男子气概形成关系的研究（也可参见Douglas，2004）；比瑟姆（Beetham，1996）对于女性杂志发展的研究；哈拉诺维奇和拉宾诺维奇（Haralovich and Rabinowitz，1999）对于女性和电视娱乐历史的研究；以及格林（Green，2001）通过社会性别和种族的视角对电话历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