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与阶级：雷蒙德·威廉斯的分析与人权满足

在社会科学中，阶级分析是驻足较多的领域之一（Weeden and Grusky，2005；Wright，2005）。传播和文化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一开始对阶级概念进行分析时就认识到，这是一个“有明显困难”的课题，无论是它的内涵范围的确定，还是它对于社会分化的具体应用，都是如此。这个术语来自拉丁语classis，指的是罗马人中按照财产进行划分等级；16世纪它出现在英语中，意指按照名利虚荣划分的不同门第，这个说法为凡勃伦（Veblen）所赞同。关于阶级这个术语的问题之一，在于它的含义极为宽泛，可以指代动植物的种群，也可以指人类的集合体，并没有特定的社会性含义。工业革命伊始，现代的阶级划分标准（比如下层阶级、中产阶级、上层阶级以及工人阶级）就逐步取代了原有的标准，比如建立在财产权基础上的分类。我们也日益认识到，社会分化不仅仅是简单的继承，而是创造的。

对于阶级概念的争论主要围绕着它与分类观、联系观和形成观之间的区别而展开。这些术语被有效地应用于所有社会分化的主要形式之中，包括种族和社会性别。阶级的分类观（categorical）主要是对一类人群进行界定，以他们的财产和收入来衡量其经济地位，进而判断其社会地位。阶级的关系观（relational）认为，人群基于在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这个主要的过程中作用的不同，而形成了阶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阶级不是依附于个人或者群体的某种位置，而是一种关系，以生产资料所有权为基础将资本和工人阶级连接起来。根据联系的观点，资本脱离了工人阶级无法独立存在，反之亦然。因此，阶级也就被具体地表现在对资本和工人阶级进行连接与区分的流变性的关系中。最后，像威廉斯（1976：58）指出的，阶级是“一种形成（formation），在历史因素的作用下，人类发展了对于自身环境的意识，并随之发展了相应的组织结构”。根据这个观点，阶级并不是一个外在的范畴，也不是一种外在的关系，它是构成认同的一系列的价值。

虽然有如上的区分，但是这些关于阶级的思考之间有着大量的重合。举例来说，社会学家E·P·汤普森的大部分的著作同时采用的是阶级的联系观和形成观。另外，他对于英国工人阶级历史的研究，考察了工人阶级在与新的资产阶级的关系中如何兴起。在他们的新工厂中，资产阶级需要雇佣工人——曾经在手工作坊和农业生产中独立的劳动力。在这个过程中，新的工人阶级以新的价值观进行自我认同，并形成了所谓的工人阶级的核心。对这些定义的某些特殊的维度也存在着长期的争论。什么是阶级分类的标准——收入、财富、权力、社会地位还是这些因素的组合？什么界定了阶级关系——生产资料、再生产还是管理？什么构成了阶级意识：个人意识、社会传播还是组织的反抗？对于这些问题，以及不同立场之间的相容性存在着广泛的分歧，这些是当下关于阶级讨论的主要议题。

内含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社会阶级的文献，主要从分类观的视角出发，探索阶级权力的重要性。这些研究展示了媒介精英们如何创造和再造他们对传播事务的控制权，分析了媒介精英们的阶级成分及他们内部的融合与分化。早期的研究包括米尔斯（Mills，1956）对于美国媒介和娱乐界经营的研究以及克莱门特（Clement）关于加拿大媒介精英的评估。

一些类别的研究标志着当代对阶级的认知。第一种研究类别沿袭了检验媒介功能的悠久传统，其中包括对社会阶级建构中新闻和娱乐的研究（Bullock，Wyche and Willams，2001；Heider，2004；Kendall，2005）。这类研究分析了媒介是如何代表社会中的阶级分化，以及阶级的组织成分实际的表现，或者在社会中它们应当如何表现的问题。其中的一些论点强化了阶级的刻板印象，尽管这表现在不同的方面。一方面来说，举例来说，通过这些描述，工人阶级的“权威性”得到了直接的加强；另一方面，通过对上层阶级不道德或者是完全的不理性的行为的描绘，上层阶级的阶级地位普遍地被降低了。诸如此类的描绘暗指那些上层阶级并不能够进行自我控制，更不用说它们对整个社会所施加的理性和系统的剥削。

接下来，当代对阶级和媒介的研究同样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北美以外的媒介，以及投向了与大众媒介和新的传播和信息技术相结合的不断壮大的阶级网络（Chakravartty and Zhao，2008；Chinn and Fairlie，2006；Graham，2002；Mansell，2002；Pendakur，2003；van Dijk，2005）。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中国和印度的发展的关注。在这两个国家过去的几十年中，媒介和信息技术空前地发展。关于电子化鸿沟或者新的媒介服务可获得性不平等的分配的研究相当显著与重要，其中包括了社会与全球化层面上分化的研究。同时，有些研究尝试着通过检验如何发展一整套的传播与信息服务以满足人们对于传播这一基本人权的需要，超越对数字化鸿沟的研究现状。

第三，越来越多的研究因循着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关于权力精英经典著作的传统。这些研究检视将媒介企业家和其他的精英阶层进行联结的密集网络系统，包括一系列企业董事会、商业协会、公民自治组织和私人的俱乐部（Artz and Kamalipour，2003；Chomsky，1999：Edge，2007；Herman and Chomsky，2002；McChesney，2000；Rothkopf，2002；Sussman，2005）。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类研究描述了媒介商业巨头，如加拿大的阿斯皮尔家族（Asper family）是如何构造自己的传媒帝国，从而影响政府。同样，这类研究强调一系列强有力的机构性的“过滤装置”，如何在精英媒介中完成对新闻建构塑型的过程（如《纽约时报》）。其中一些研究认识到媒介不断地扩张到更宽广的信息领域，并描绘权力是如何被应用于不同的项目之中，如创建一个高科技的商业区（从社会对此更需要的部门中汲取资源），以及在新出现的社会中，推广全球的品牌。

第四，有些研究集中考察了阶级统治在政策制定和规制中发挥作用的过程（Burkart and McCourt，2006；Chakravartty and Sarikakis，2006；Mosco，2003；Schiller，2007a）。这些研究范围广泛，涉及对电子音乐、互联网、通信系统以及信息资源管理的斗争。具体来说，这些研究强调动员阶级权力，以构建一个利润可观的体制。在这个体制中，对音乐进行数字权利的管理；在对互联网的管理中扩大企业的控制；在通信和信息领域，从公共的利益转移到基于市场的定价。

这些阶级分析的形式非常重要，因为它们论证了：阶级给我们提供了大量对于社会传播领域的生产、分配、消费的信息。然而，这些分析很大程度上来说，都是从分类观（categorical）的维度对阶级进行考量；而其主要的兴趣在于决定阶级在一个范畴中的位置，同时描述相关的行为类型，包括负责对阶级范畴再生产的行为类型。这些类型的分析突出强调了阶级作为一种结构，阶级的形成过程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这些研究对自由主义多元论者所进行的批判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自由主义多元论者看来，阶级结构的存在往往是被否定或者被忽视的；而媒介的生产、分配和消费仅仅是一个民主的市场的自然产物。按照他们的观点，市场需要做出某些调整，但是因为分析的主要单位是个体的消费者（被界定为个人或者是企业），其所谓的调整也就是改善市场服务于个体的功能，而不是缓和根本意义上的阶级分化。

阶级分析的分类观对自由主义多元论提出了有力的批判，但是如果再注意以下三点的话，它的批判会更加有力：首先，更多地强调阶级的联系观（relational）和形成观（formational）。第二，将阶级与结构化过程中的其他切入点联系起来，包括社会性别（gender）、种族（race）和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s）（这些运动将抵制的力量组织为阶级权力）。最后，更紧密地与霸权（hegemony）的建构相结合，或者是“常识”的社会构成相构连。

当分类观界定阶级时，它往往以特定阶级范畴所包含的要素，即财富或者收入为标准；而联系观则寻找阶级类别之间的关联。根据这样的观点，阶级不是由它包含或者欠缺什么来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它和其他阶级之间的关系。没有劳动阶级，也就没有统治阶级，反之亦然。阶级之所以称之为阶级的主要原因在于阶级之间的联系要素，举例来说，包括：生产资料、再生产资料、传播工具等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这种关系可以用许多理想的类型进行概括，如：协调型（harmony），阶级之间相互整合，并共同接受阶级关系；分离型（separation），一个阶级从根本上被排除在另一个阶级之外；冲突型（conflict）或者说战斗型（struggle），阶级关系通常是相互抗争型的。

在实际的研究中，分类观和联系观会有部分的重合，因为一谈到阶级类别，就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区分各种范畴的阶级关系。因此，即使完全是对传播业精英阶层进行的研究，也会涉及这些精英对劳动者和消费者造成的影响。同样，联系观也会自然地涉及不同阶级关系所连接或者区分的阶级范畴。在实践中，这两种观点虽然只是在程度或者侧重点上有所不同，但是这种不同对于阶级的整体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政治经济学中强调分类的观点的结果之一，就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对于阶级的解读，即强调资源对于阶级的重要意义。上层阶级拥有资源，也就拥有了阶级权力；而这恰恰是下层阶级所不具有的。这个发现意义重大，但又不够完整。决定阶级关系性质的资源分配方式对不同阶级有不同的意义。有的阶级试图打破这种方式，有的阶级则试图维持。

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还有这样一个问题，即根据缺少的东西也可以界定阶级。我们需要再一次承认，缺少对生产资料、再生产资料和分配资料的控制，也就会相应地缺少财富、收入及各种机会。在传播领域，同样需要指出的是缺乏对传播工具、大众传媒、通信的享有机会而造成的后果。分类观尽管重要，但是也仅仅限于得出这样的结论——较低的阶级缺乏带来权力的资源。一些社会学家强调这个问题，而把阶级结构看成是一个连续不断的阶级序列（上上层阶级、下上层阶级，等等）。在这个序列中，沿着阶梯往下，阶级所占有的资源也一层层减少。在传播学中，菲斯克（Fiske，1989）很有名，就在于他特别针对文化资源领域而提出了阶级序列观。这种序列观是否能够很好地扩展到阶级结构，并且认识到阶级范畴边界的模糊性，这个问题有待于商榷；但是对于阶级分类观和联系观之间的真正差异而言，菲斯克所做的仅仅是混淆了两者之间的差异性，而并没有对此进行本质上的厘清。社会联系观拒绝消灭阶级范畴的要求，因为社会联系观反对将阶级范畴仅仅看成是真正连续体的机械存在，而强调应该把阶级范畴看成是范畴之间真正关系的具体化，并重点突出阶级的形成（formation）。(www.xing528.com)

阶级形成在结构化理论中是一个核心概念，因为正是在阶级形成的过程中，阶级结构充当了社会能动性塑造阶级的媒介。从这个角度出发，人们将阶级视为社会形成的一个活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运用阶级结构中的资源，但同时受制于这些资源。阶级因此不只是一个相对而言有没有资源（包括传播资源）的类别，更准确地说，它是一系列变化的社会关系（来自于社会能动性对这些关系结构的运用，和受到限制的行为）。在社会行动的过程中，人群自我建构，同时建构了阶级关系。与分类观相比，形成观显得不那么机械化，因为形成观既把阶级看作是社会生活的核心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阶级各方进行社会活动的产物。

由于过分的强调阶级的分类观，在政治经济学的阶级分析中联系观和形成观的研究并不多见。这是可以理解的，考虑到阶级权力具有加深人们“异化”感的能力。正如布尔迪厄（Bourdieu）所阐述的，在“权威语言的力量下”，从属阶级只能：

不断被迫接受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并把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和评价谨记心中；他们总是对自己产生陌生感，他们不再是自我评价的主体，也不再是自我信念的核心（转引自Mattelart and Siegelaub，1983：19）。

对于传播研究形成观分析的起点，来自马特拉（Mattelart）。他认为这项分析的任务就是寻找“失落的范式”，包括从属阶级如何自我建构：一方面涉及与统治阶级的关系；另一方面，涉及对自身需求和利益产生的自我意识。马特拉（Mattelart and Siegelaub，1983）承认超越分类观是相当困难的，因此他强调在西方社会之外，在西方社会对工人阶级普通的传播研究传统之外，考察大众媒介的使用和大众文化的实践。通过这种方式，他探讨了西方之外的人群是如何创造他们自己的传播方式、发展他们自己的传播语言，以及形成他们自己的共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建构了自身流行的霸权，这种霸权与统治阶级的霸权相互构建，而且相互抗争。并且，这种霸权为社会行动（包括阶级斗争）提供了独立的土壤。政治经济学家开始从实质上对构建阶级形成观的要求进行回应（Artz，Cloud and Macek，2006；Calabrese and Sparks，2003；Downing，2001；Dyer-Witheford，1999；Fones-Wolf，2006；Mazepa，2007；Schiller，2007b）。政治经济学开始将工人阶级看成是传播和文化的实际生产者。同样，对于扩展阶级视角研究的讨论也很重要，因为这些讨论通过强调传播产业中的劳工问题而超越阶级的分类观。

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对工作场所阶级权力研究的历史由来已久——从19世纪围绕着马克思关于在生产过程中将执行和观念进行区分的简单讨论而展开的争辩，到当代关于对布雷弗曼（Braveman，1974）著作的辩论，从而使这个问题重新焕发了生命力。对阶级的当代研究而言，存在着许多的分析角度，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对此进行更为广泛的关注。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强调在传播工作场所，阶级权力是如何削减劳工，以及通过监控实施对剩下劳工进行控制（Deuze，2007；Huws，2003；McKercher and Mosco，2006，2007；Mosco and McKercher，2008）。此外，学者通过对传播领域中劳工和阶级联系观和形成观的研究，不断加深对此问题的认识。

因为传播和信息技术已经变得愈加具有影响力，基于这些技术层面上的工作也随之越来越受到关注。同时，对于所谓的知识职位的阶级构成越来越投入特别的关注。对于这个问题的涉猎富含了政治和理论的内涵。有些学者对于知识劳动力的界定非常的狭隘，通常将其与那些直接操纵符号以创造原发性的知识产品相连接，或者是对现存的知识产品添加额外的价值（Florida，2002）。根据这个观点，知识工人指的是，作家和艺术家，网页设计者和软件工程师，大学教授和电影导演。他们构成了一个所谓的创新阶层——可以将知识的力量转化为政治和经济的力量，正如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在他1973年的著作《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预测的那样。

对于知识工人更广泛的定义包含了那些处理、分配和传递信息与知识的劳动力。这就包含了在小学和中学层面的学校教师、大多数的记者、图书管理员、媒介技术人员（比如电信和有线电视的工人），同样还包括在邮政服务部门工作的工人（参见，例如Day，2007；Deuze，2007；Kumar，2007；Martin，2007；Tracy and Hayashi，2007）。这些都被认为是知识工人，因为他们的工作越来越多地涉及对信息或者信息技术的运用，以快速和有效地传递产品，其产品价值在于扩展接受者的知识。从本质上来说，知识工人代表了在知识部门中的中产阶级。

最后，越来越多的研究强调，在生产和销售知识产品产业链中的任何一个个体都是知识工人。在这个观点看来，硅谷中收入很低的女工，以及那些在海外生产和组装有线和电子零部件的女工也都是知识工人。因为她们是价值链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价值链为知识型工作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硬件条件（Pellow and Park，2002；Smith，Sonnenfeld，and Pellow，2006）。同样，通过电信网络出售产品和服务的呼叫中心工人，同样符合这个广义定义下的知识工人，因为他们对于销售信息起到了核心的作用，而且他们使用传播技术完成他们的工作。此外，要不是不断发展的监控技术，那么对于这些知识工人工作的管理和控制将变得异常困难。而监控技术，往往是传播和信息技术发展的产物（Head，2003）。

本质上来说，对于媒介和知识劳动力的阶级分类观分析将产生上述三个层面的层级制。但是仅仅这一点是不够的，因为我们需要跨越外部的标准，而检验工人们自身的主观体验。其中包括理解知识工人是如何组织和建构自身的工会。这就将我们引向社会阶级的联系观和形成观。工会将不同种类的工人在同一个组织中联系在一起，比如美国传播工人工会（The Communications Workers of America，CWA）以及它加拿大的同仁加拿大传播能源和文员工会（The Communications，Energy and Paperworkers Union of Canada，CEP）。在工会中，有记者和电话接线员、翻译者和售后服务的提供者、保健医生和印刷工人，同样还包括编写和广播新闻的人员，以及照相、摄影、音效工作人员，将节目提供给观众和听众。上述的两个工会在动员三个社会层次的知识工人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附之以有效的劳工行动。但是，在北美传播领域中比较混合的劳工联合（其中包括一些有创造力的工会没有能够联合起来）始终让一个问题悬而未决，那就是工会将如何将自身与知识工人这个术语相结合（McKercher and Mosco，2007；Mosco and McKercher，2008）。

这些都直接与强调社会阶级的重要性相关联，因为对于如何思考知识型工作范围的论证同时也是对社会层级制的思考。很多对知识型工作的研究认为，将其范畴变得更有包容性，对于工人们的发展是具有积极作用的，因为工人推进了这个范畴不断宽化的进程。但是，对于某种类型定义的选择同时暗含着谁将成为知识工人中的主导，以及人数的多少。将对知识工人的定义局限于佛罗里达（Florida）所谓的创造性阶级，或者甚至局限在“超级创造性”的核心，都将很大程度上给予知识工人优先权——相比较于采用一个更广泛的定义，其包含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工人，比如说所有呼叫中心的雇员，这些人很难被贴上优先权的标识。创造性的阶级为某种类型的政治变革提供了可能性，比如对知识创造者进行的权力转移。对于知识工作范畴更具有异质性的考量，指向了另一种类型的政治：人们预测知识工人能够跨越职业和国家的界限而进行联合；知识工人是否可以将他们的团结性从建立在对自身社会阶级地位分类观的基础上，转向建立在形成观的视野上；最后，知识工人将如何运用他们的阶级团结？

对于知识工人概念另外一个重要的理解具有重要且不同的政治含义。联想到我们刚刚描述的在纵向层级制中运行的连续体，位于最高层的直接进行创造性活动的工人，以及那些位于最底层制造计算机硬件的工人。同时，知识工人也可以横向进行分类，在连续体的一端纯粹地强调内容范畴，而在连续体的另一端纯粹地强调技术范畴，而大多数的知识和信息工人位于这个连续体的中间。强调内容和技术团体包含着佛罗里达所指代的创造性工人，但也包括许多其他类型的工人。强调内容范畴，具体包括：艺术家、娱乐提供者、教师、记者、音乐家以及其他可能被称为文化工作者的人员。强调技术范畴，则包含了：软件的设计者、生物化学的工程师、视听技术人员，以及其他创造性的贡献在于创造符号、设计技术生产和信号生产的人员。这种类型的分类包含了文化劳动力和其他的生产者——通常被认为是内容的生产者。通过这种方法的检视，就很明显发现，我们面临着困境，即所有的人都被称为了知识工人。工程师和作家之间存在着哪些共同点？记者和通信专家之间的共同点呢？音乐家与癌症科学家之间的共同点呢？不管纵向维度的层级制，宽泛地或者是狭隘地对于知识工人的概念进行界定，我们始终面临着存在于聚焦于创造文化和聚焦于技术论点之间的分歧。这个问题从社会阶级的分类观或者联系观的视角来看确实如此；但是从形成观来看，不尽如是——在阶级中，知识工人如何认同？

横向分类具有实际意义，因为文化和技术工人越来越多地在同一个工厂工作，或者参与到同一个劳动过程之中。这就提出了非常明显的问题：他们是否可以和谐共处？更重要的是，技术和文化知识工人经常出现在同一个劳工组织中。诸如美国电讯工人工会和加拿大通讯能源及文书工人工会将许多不同类型的知识工人进行联合，他们中不仅仅有在纵向层级制中地位高的人员与地位低的人员；而且还有（在横向层级制中）位于文化和技术分类两端的文化工人和技术工人。这对于建立劳工团结性的前景而言，意味着什么？劳动联合在一个单独的工会，或者是一个单独的国家，还是需要跨越边界，或者是跨越一个或者多个海洋，才能够实现？考虑到标识知识工人意义的横向和纵向的分类，我们很容易意识到组织知识工人所面临的挑战。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昭示了其中的一些成功与失败（Mosco and McKercher，2008）。但是，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因为这个问题至关重要。简单来说，对于“世界上的知识工人是否将联合起来”这个问题的回答，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全球的政治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