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政治经济学中的结构化和社会运动

社会和个人哪一个更有影响力？我们是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结构的产物，还是自我独立的个体？我们创造了历史，还是历史创造了我们？几个世纪以来，这些持久的问题长期困扰着哲学家和社会生活非正式的观察者们。这章我们将回归到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中去，因为传播政治经济学为这些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同时，通过对社会结构和人类能动性之间建立的连接，这些问题拓展了传播政治学路径的研究领域。此外，正像空间化提供了政治经济学与地理学之间的联系，结构化连接了政治经济学与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开始于对由商品化而带来的经济问题的研究，进而探讨曾一度为地理学所独享的空间问题。但是如果缺乏了对由社会学家所提出的社会问题的研究，尤其是结构化问题的研究，政治经济学是不完整的。

结构化描述了这样的一个过程：结构产生于人类的能动性，而结构同时提供了这个组建过程中所需的“媒介”⁽¹⁾。社会生活由结构和能动性相互构建而成。简单地说，社会和个人分别创造了彼此。人类是结构的产物，而结构是人类社会活动或者能动性的产物。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人民创造了历史，但却是在自己无法决定的条件下创造的。这章将通过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这些观点进行论述，而政治经济学强调的是在结构和能动性之间权力的重要性。政治经济学将权力置于研究的中心，主要集中于对阶级、种族、社会性别和社会运动的结构化研究——这些对当今权力关系的理解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转换到文化的问题上来，本章将通过对权力如何将普遍认为的常识具体化为霸权的研究而作为结束。

结构化这个概念在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84）的著作中得到了最杰出的论述。从一开始，吉登斯试图用自己的结构化理论来弥合这样的裂痕：有些理论突出结构；而另一些理论则强调行为和能动性。这其中就包含了结构主义理论（建立在涂尔干、列维—斯特劳斯以及阿尔都塞的著作基础之上）、行为理论（包括马克斯·韦伯在内的一系列社会学家）和现象学理论家（舒尔茨以及伽达默尔）之间的理论“裂痕”。

为了进行这种弥合，吉登斯认为：结构具有二元性，它既包括强制规则，又包括能动资源。结构不再是给社会生活套上样板的僵硬框架，它既形构行为，又为行为所重构。就此而言，结构和行为在不断变迁的社会模式中相互联结。因此，吉登斯自己也认识到，结构化这个概念对于社会思想而言并不是一个崭新的语汇。它无疑是马克思历史著作中的核心元素，最显著的体现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在这里，马克思阐述了他的名言：人民创造了历史，但却是在自己无法决定的条件下创造的。结构化这个概念现在广泛地被应用在传播研究的领域中，包括我们对媒介实践活动认知拓宽的尝试（Couldry，2004），对企业公共关系的研究（Durham，2005），以及运用新的科技的协作性工作的研究（Evans and Brook，2005）。

结构化理论的最重要的特色之一就是对社会变革的强调。这里所说的社会变革是一个无所不在的过程，它描述了结构如何被人类的能动性行为创造和再创造；而同时，人类的能动性成为这些结构的媒介。功能主义者、制度主义者和结构主义者往往倾向于将结构看成是完全成形的、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这些思想往往遭到直接的批判，而结构化的概念对这类批判做出回应。上面所提及的路径对于理解结构的运作有着重要的贡献，但是它们并未对社会变化给予足够的描述。考虑到结构和能动性的关系，我们同时需要考量结构的维护和社会变化必然性之间的联系。就像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n）论述到的那样：

结构模式仅仅认识到系统的维持，这是不够的。它应当反映出稳定和冲突这两种要素的同时存在……这样的一个二元的（辩证的）模式从建立到运用都相当困难。而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由于喜好和情境的不同，人们习惯于将这样的二元模式简约为一种稳定的功能主义，或者一种变革性变化。而结构模式的有趣之处，却恰恰在于它是两者的结合（1973：280）。

本章试图通过将结构化理论与商品化和空间化的过程相联结，从而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特别需要指出的一点是，结构化通过强调和对能动性、社会关系、社会过程以及社会实践问题的涉猎，对于特定结构（主要是企业和政府机构）的政治经济分析的趋势进行平衡。同时，参照加纳姆（Garnham）以及其他人的论点，结构化的观点同样否定了另外一种极端的认识，即：认为对能动性的研究可以在没有结构的情况下完成。这是因为结构为能动性的运作提供了所必需的媒介。结构化理论是认知社会生活的一种路径，它旨在强调目标导向、自反性的人类行为；而同时并不放弃去理解权力的“缝合”，它们与社会行动相互建构。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一个主要问题在于它太强调个体的能动性，而把结构的概念限制在一系列的运行规则（operating rules）和一个资源库（store of resources）之中，个体从中各取所需。吉登斯关于结构化的概念并不总是具有一致性，但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他理论的主要问题在于它往往没有联系对权力的理解，没有联系一种更广泛地对社会的批判路径。这里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运行规则，就像汤普森（Thompson，1989：63）指出的那样，这些运行规则包括“道德规则、交通规则、政府组织规则、语法规则、礼仪规则、足球规则”。虽然吉登斯意识到存在着一系列令人难以理解的可能性的规则，但是他并未能够对此问题进行令人满意的回应——他没有能够明确地提出什么是明显区别于其他的社会（social）规则。也许一旦对社会规则进行明确的界定，他将难以建立超历史（transhistorical）的理论，而这个理论是他对立于马克思的要素（Giddens，1981）。在资源的问题上，同样如此。吉登斯的资源一说也包罗万象，从福利机构的咨询服务到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期货买卖都属于这个范畴。同样，一旦按照确定的形式来安排资源，就会使得其中的某一项资源（如权力资源）获得比其他种类资源重要得多的地位，从而将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广泛的理论转变为对众多社会表象之一进行特殊的历史性的解读。而政治经济学对于结构化的解读恰恰强调了这一点。具体来说，政治经济学在保留了吉登斯关于结构和行为二元论一般观点的同时，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权力（power）上，以及将结构化植入于社会分析的批判（critical）趋向。(www.xing528.com)

这个焦点从实质和方法论上深化了政治经济学的权力分析。就像前面几章所论述到的，政治经济学对构成权力生产、分配与使用的商品、制度、实践以及社会影响等诸要素进行了持续性的分析，对社会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中包括对传播实践的解释。为完成对权力的研究，政治经济学运用了适合对权力进行大规模分析和宏观分析的概念和方法。例如，这些概念与方法使传播政治经济学能够检视鲁珀特·默多克新闻集团是如何通过合并、购买、劳动实务以及借贷来积蓄力量，进而扩大媒介和信息商品的生产，以左右政府的规范政策。运用这类方法时，政治经济学家所关注的是关于传媒集团的营业收入、组织结构、雇佣情况的数据，同时政治经济学家也聚焦于传媒集团对于政府机关（比如规范和政策机构）的建议。

结构化理论强调社会行动和能动性，并通过考察权力在构成的、互动的、微观的层次上的运作，扩展权力的概念。举例来说，时代—华纳董事会面对如此众多的宏观压力，如何制定出优先的议事议程，从而决定进入此特定市场而不是另一个，购买此公司而不是另一个，投资于此项新技术而不是另一项。这些决定被规范地用于客观地评估规范行为的“底线”。实际上，底线的客观评估值是宏观压力平衡的一种测量。然而，客观地评估掩盖了一系列微观的权力斗争，这些斗争源于具体的管理者和董事会成员狭隘的利益。政治经济学家需要使用和他们培训时期所掌握的不同的研究方法，将这种评估扩大化。这些研究方法包括：民族志、民族方法学、参与观察法和其他观察社会实践的方法——对一系列特殊的行为主体而言，社会实践构成了权力的含义（Pendakur，2003）。

这里的重点不仅是社会性，也有微观性。对于能动性研究中的问题之一，就是能动性强调微观层面的分析，所以更容易聚焦于个体的研究。但是能动性源于对结构化社会意义的理解。能动性是一个非常基本的社会学概念，它指的是作为社会行为者的个人，其行为源于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的矩阵之中，其中包括阶级、种族和社会性别。这些社会的和个体的趋势强调了在对结构化研究中的现存的一种张力。归纳起来说，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中，结构化是检验结构和能动性相互建构的一个切入点。同时，从结构化出发，可以扩展权力的概念。除此之外，以结构化为杠杆还可以了解在政治经济学中社会关系所采用的形式。

当政治经济学将目光投向能动性、过程和社会实践时，它倾向于聚焦在社会阶级（social class）上。我们有许多很好的理由将阶级的结构化作为核心起点来理解社会生活，因为一些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已经证明了阶级的分化在继续。然而，结构化的其他维度与阶级分析相互补充又相互冲突，其中包括社会性别、种族和基于公共议题的社会运动（比如网络链接）。和阶级一起，这些共同构成了传播的社会关系的大部分议题。

从结构化理论的使用出发，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社会：在社会场域，由能动性所引发的建构性的行动与阶级、社会性别、种族和社会运动关系相互塑型。根据这个观点，社会的存在，即使不能说是天衣无缝的整体，但是至少可以说，在社会领域内，各式各样的过程交织形成了可以识别的社会关系。聚焦于阶级、社会性别、种族和社会运动关系，并不意味着这些关系具有本质性，而所有其他的关系可以被忽略。相反，上述的论断再一次强调了这些关系是对于结构化分析的核心的路径，这些关系范畴仅仅具有纯粹的名义上的价值，而社会场域也并不是简单的这些关系范畴的一个连续体。阶级是真实存在的，它既是一种社会关系，又是一种分析的工具。此外，结构化的过程建构了霸权（hegemony）——霸权被理解为对世界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和自然而然的认识。霸权囊括了从宇宙观（上帝还是自然统治着宇宙），到伦理观（正确和错误之间的区别），再到社会实践（什么构成了好的行为习惯）的各个方面——出现在每天的生活中，并引起冲突。霸权是一个既存的网络，由意义和价值相互构建而成。

本章通过展示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如何运用阶级、社会性别、种族和霸权等术语，而对这些术语进行分析。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超越下面的这样一个观点，也就是：阶级、社会性别、种族和霸权等术语仅仅是媒介影响下的关系范畴。本章旨在将这些关系范畴作为对传播实践中的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s of communication practices）的描述，包括它们是如何组织起来服务于个体的能动性，而正是个体的能动性产生了这些关系范畴。为了脱离在各种各样的结构化的过程中存在着的矛盾和冲突，传播的媒介以完全的主流、反主流和可替代性的形式而组织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