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政治经济学：重绘企业空间

策略联盟与其他形式的产业联结有了很大的发展，它们在不涉及产权改变的前提下，甚至在不需要重大投资的情况下，就能发挥巨大的作用，这就使得我们必须反思传统的对企业集中问题的研究。公司规模与市场的控制，依旧是企业集中的重要指标。但是企业重构同时产生了另一些集中的模式，它们以生产者、供应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紧密联系网为基础。所以，除了对于权力传统的层级结构这个集中研究所聚焦的问题为外，我们现在需要观察网络层级结构的发展。

除了企业集团的重新建构以外，产业活动空间类型的变化产生了另一种形式的产业集中。具体来说，与原先的预测相反，电信的发展并不一定促使商务活动的分散化，而是使得商务活动更多地集中在纽约、伦敦、东京和其他国际大都市，这为空间集中作为商业活动的一种主要形式提供了依据。经济重构和空间整合是人们对地理学兴趣复苏的核心要点。虽然所有的社会科学都注意到了这些发展，但是它们对于地理学的影响最为明显。地理学如今处理的议题，都是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其中包括了空间结构与资本积累、阶级、性别和种族的关系（Bruff，2005；Graham，2002；Harvey，2001；Vertova，2006）。

在大部分人类的历史中，交通是缓慢和无效的，且附之以昂贵地克服地形的成本。在18世纪的末期，除了一些驿站马车和轮船之外，交通工具甚至没有人来得快。地理学家记录了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由科技的革命而带来的变化。19世纪见证了作为推进装置的蒸汽机的使用，以及钢铁在远洋船舶、火车和铁轨上的应用。20世纪，以汽油为动力的内燃机的诞生，使得卡车和小汽车的广泛使用成为可能。大型的远洋超级货船，集装箱运输以及商业的喷气式飞机使得旅行的时间大大缩短（Dicken，1986）。⁽¹⁰⁾

马隆（Malone）和罗卡特（Rockart）界定了三阶效应，尝试着理解以交通为基础的变化的重要性。当人们乘坐火车或者汽车，而不是骑马或者是坐马车的时候，新旧技术的更迭是一阶效应。随后科技的发展导致了二阶效应的产生，比如人们更多地从一地到另一地，不管是每日的工作，还是去拜访远处的朋友，或者是出席商务会议。最后，三阶效应以新的密集的交通社会模式的形成为标识。这其中主要包括了城市化、购物中心，更近期的是大量的城市远郊富裕阶层居住区，使人们生活在城市以外的半郊区地区。

我们可以从所谓的时空融合（time-space convergence）来理解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着的地理上的根本性大转变（Brunn and Leinbach，1991）。例如，直到16世纪，以每小时三英里步行在波特兰、缅因和圣地亚哥之间，需要耗时两年；17世纪，骑马代步将时间减少为八个月；19世纪中叶的驿站马车和四轮马车将完成这个行程的时间又缩短一半；到了20世纪之交，火车将其降至四天之旅；在1950年，空中飞行需十小时；而如今更是只需要花费五小时。16世纪以前的人要是体验一下今天的交通方式，圣地亚哥实际上相当于如今距波特兰十五英里。或者，就横贯大陆或者大城市之间的交通而言，美国像马里兰州和纽约州这样的州距离东京比殖民地时代距离费城更近（Woytinsky and Woytinsky，1955）。同样，汽车技术的创新和公路技术的发展将伦敦和爱丁堡之间的路程由1658年驿站马车所需花费的20 000分钟，缩短为1840年公共汽车所需的2 500分钟，至1850年铁路的800分钟（1950年为400分钟），到1970年乘坐飞机来往这两座城市单程只需200分钟。这表明这两座城市以每年29分钟的速度在聚合。尽管伴随着交通运输的革新，地理聚合的速度在降低。1840年以来，用马拉的长途客运车辆和帆船的最高时速不过十英里，而现在由于喷气式飞机的发明，现代交通运输速度已经是原来的七十倍了。⁽¹¹⁾

直到19世纪电子科学发明了电报，交通和通信才得到了有效地统一。因为电报技术使得信息能够和交通系统所能承受的速度同样快。普雷德（Pred）记录并图绘了电报出现以前信息在美国国内以及在美国和外国中心之间流通需要的时间。他还指出，虽然这些进步是巨大的，但是其完全取决于交通技术的改进。例如，1836年的邮政法案支持“特快”邮件路线，并且增加汽船在交通运输中的比重，使得辛辛那提和纽约之间公共信息上的时间滞后性，从十九天减少到七天。

虽然臂板信号、篝火和烟雾信号让通信脱离了交通运输的限制，但电报和海底电缆对运输和通信进行了最主要的联系，并带来了重大的地理影响。电报使得信息在国内得到及时传播；通过海底电缆，信息跨越了海洋。通信和运输系统共同努力奠定了现代美国商业制度的基础（Chandler，1977）。电报扩展了即时价格信息的传播范围，同时铁路加快了将产品推向市场的速度（DuBoff，1989，1984）。与此相伴随的是，铁路公司和新的“交易”工作随着组织创新应运而生。这些交易工作，包括商人、批发商、零售商等，他们将形成于新的交通和通信系统所能延伸到范围之外的网络紧密联结（Beniger，1986）。今天，智能高速公路和地理信息系统与交通运输和通信系统相结合，有效地提高了大型组织分配的灵活性。

相对于距离来说对于时间的描述已经被通信琐碎化，即使并没有被完全地扁平化。地理学家因此转向更有趣的测量维度，例如成本空间聚合（cost-space convergence）。成本空间融合指，在一定距离中信息传递所需的花费（Knowles，2006）。例如，一个电话的时间空间融合仅仅依靠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电话的存在，而成本空间融合因地点的不同而变化，且影响企业在全球的运作。

在马隆和罗卡特（Malone and Rockart，1991）经典研究的基础之上，李华（Hua Lee，2007）通过对将通信应用到空间化业务的三个阶段的描述，深化了他们的研究。降低通信成本的第一阶影响在于用信息技术替代人际协调。这主要表现在，电脑系统削减了在银行后台和保险业工作的员工，以及在电话公司的接线员。通信费用下降的二阶效应，表现在扩大了用以管理活动的通信规模。因此，旅行社和网站可以更便捷地给顾客提供多样性的旅游服务，航空公司可也可以提供更广泛的票价。三阶效应的出现伴随着向通信密集结构的结构性转移。其中包括企业内部结构中，当销售人员给顾客送货时，他们通过使用手提式电子设备，对销售过程中的每一个项目进行记录。每晚这些信息都会汇总到高级经理人手中，他们对价格、产品和营销做出迅速调整。通信密集型结构同样跨越了公司之间的界限。举例来说，这个结构将纺织品供应商、制造商和零售商连接在一起，建立内部网络，以减少商品库存，并能迅速对流行趋势的变化做出回应。

研究者还发展了社会空间的方法，以指代特定地区内社会交往的数量——衡量不考虑传播者之间的距离而进行传播可能性的变量之一（Abler，Adam and Gould，1971；Hagerstrand，1968）。社会空间的方法多被应用于创新和扩展模式的研究，以计算所花费的时间。比如一项新技术从一个地区发展到另一个地区的时间。

除了这些有关时空融合的客观方法，地理学家还考虑了直观或者文化层面的融合。事实上，埃布勒等建议：(www.xing528.com)

从长远来说，人们对于距离和空间的思考比空间和距离“真实”的本质更重要。即使……融合对于产生一个在功能上没有维度的世界是成功的，但是人们依然会对地域及他们所能感知的距离产生强烈的情感（Abler et al.，1975：53）。

事实上，融合的方法因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而不同。尽管时空融合和成本空间融合都清晰地表明，地域之间更加靠拢。埃布勒指出，“对于那些拥有较少资源的人来说，时间空间融合可以被忽略。实际上，我们有理由相信融合促成了‘有产者’和‘无产者’的极化”（Abler，et al., 1975：9）。例如，他引用的研究表明：在美国的大城市中，对白人而言，家庭和工作地点的平均距离减少了；但是对非裔美国人来说，平均距离却增加了。

研究文献提供了大量普遍的结论。不断降低的交通和通信的性价比促成了空间融合。融合的范围很普遍，但又因文化、社会和政治状况而有所不同。文化条件包括存在于特定地域以及地域之间距离的价值观念。例如，一个在俄亥俄州阿克伦城的人，在朝着纽约进发的过程中会有不同的感觉。他对于纽约以及从阿克伦城到纽约的距离的感觉，取决于他把这次旅行当作是去世界文化中心参观的机会，还是将它降格为一种野蛮的行径。社会变化包括个体在各种经济、教育和社会身份等级结构中的位置。这些使得融合成为理所当然的现实，或者走向另一个极端，融合实际上是无法想象的。最后，有关交通（航空运营商飞这条线路吗？中途不停？多久一飞？价格多少？）和通信（两座城市的通信质量和费用）的政治经济决定影响着融合的本质。研究表明，融合通过增加空间的灵活性（更好利用计算机通信技术）和强调非技术因素的重要性（加强或者阻碍融合）以对地理进行转型，但这并不意味着“地理的终结”。埃布勒对于前电脑时代的描述仍适用于当今的社会，“一个没有距离的社并不会是无差别的同质的空间；因为在这个空间中，偏好将进行自由的支配，这就使得世界将会产生很大的不同和差异性”（1975：53）。政治经济学家能做的唯一修正就是：这个世界同样是非常政治的。

关于组织地理位置重要性的研究以位置或者后勤理论为指导，这是一系列由艾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在1909年首次系统化的观点（Chapman and Walker，1987；Hoover，1937；Isard，1956）。⁽¹²⁾韦伯和他的追随者制定了规范的办法，旨在帮助企业在成本最低的位置建立工厂和办公室。他们考虑运输、制造（特别是劳动），以及销售成本，并以此选择最便宜的位置。韦伯对位置研究的贡献，在于他提出了聚合经济（agglomeration economies）的概念。这个词意指在一个地点对工厂和办公室进行集中的价值。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公司在一个地区的聚合被视为经济增长的关键（Saxenian，2006），这一个概念变得特别重要。对企业实际选址做法的研究证实了韦伯主义者所认为的“次优”因素，其中包括了在企业选址决策中“个人考量”的影响。由此产生了对于地址选择的行为研究路径，它来自对成功和不成功的企业实际选址做法的推断。这一视角中概念和想法主要来源于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的著作，特别是他有关信息处理过程中时间限制的想法，从而导致了有限理性和满意行为的概念（这往往与最优性相对立）。根据这种观点，时间对各种空间选择施加了限制，从而限制了理性决策，进而限制了人或组织处理信息的能力。

除了常规理论家考虑的制造和移动物品的成本外，行为学家还考虑在企业中，制定和移动信息的成本，包括企业选址的信息。行为学家认为，常规理论家所认为的最佳选择往往只是理想化的（也是很少被选择的），因为这些选择忽视了生产、加工，以及及时进行信息传播（这些信息和地点的选择直接相关）的实际成本。普雷德创建了一个“行为矩阵”，旨在纠正规范方法中的“信息盲点”。“行为矩阵”将对位置的评估计入其中，而这些位置的评估，涉及信息以及公司对这些信息的使用。

通过考察选址决策的实际过程，并考虑到在决策过程中作为决策变量的信息，行为学家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研究慢慢转向传播的作用，特别是计算机通信在选址决定中的作用。研究通常阐述的一般结论是，技术增加了位置选择的数量，因为它克服了从物理上接近信息资源的需求。交通运输和电力技术一度消除了选址比邻于水域的需求。现在，计算机通信网络的普及削弱了一家公司需要选择一个特殊地址的需求（接近于无线通信网络）。选址决策越来越多地建立在这样的观点上：即认为从任何地方到任何地方，你都可以合理地沟通。因此，决策基于仍然存在的机会和制约因素，如劳动力、客户、环境因素。

运输业特别是通信业的发展，让企业远距离的经营变得简单，同时曾经不是低成本高收益的地理优势也得以被运用。实际上，集中和分散是构成当代经济地理学结构性转变的同一个过程。因此，重要的是研究空间聚合，这对城市、城镇及其居民有实际意义。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关注空间聚合尤为重要，因为权力在创造新的空间过程中产生了重大影响（Gibson，2003；Gibson and Lowes，2006）。具体来说，空间聚合产生了新的层级结构，财富和权力集中在一些城市，而其他城市中则下降。它同样建立了一种层级结构，将财富和权力集中在城市的某些区域，而其他区域的财富和权力则下降。这些区域差距和正在日益明显的社会阶层差距共同存在。例如，纽约的财富权力上升和底特律的下降直接影响居住在这两座城市内部及附近居民的生活方式机会。同样，曼哈顿向权力中心转型也是以纽约周边市区（少数除外）的衰落为代价的。

这种空间化研究路线，进一步表明了在媒介集中分析中打开新局面的价值。空间聚合，以及所有权的聚合，是商业集中的重要形式。它汇集了诸多公司，无论是与所有权有关的还是无关的，将它们与生产商、供应商，并与之相互依存的客户联合到了一个密集网络里。而这种相互依存性，在全球城市的地理层面得到加强，并通过电子化途径向全球扩散，因此产生了重要的经济力量的集中形式（Sassen，2001）。这一发展对于通信和信息产业特别重要，因为它们是生产者服务部门的核心，而后者是如今空间聚合的主要原因。从本质上来讲，通信和信息处理过程，以及相关产业，从根本上促进了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经济转型的主要形式：在企业的空间聚合中，经济力量不断集中。但是，还必须强调指出：媒介、电信和计算机设备与企业的整合，实际上使得所有的公司都成为传媒企业。

没有一家公司比沃尔玛对此有更好的领悟。沃尔玛以经营商品零售业为主，但如果不能掌握信息通信技术，它在当今的世界中也就不会成为最强大的公司。信息通信技术使得公司能够协调其供应商和经销商的网络。沃尔玛的供应商来自世界各地，但主要来自中国；而沃尔玛的经销商，将商品运输到零售商店中。对于买什么、向谁买、买多少以及以什么价格购买的决策，而进行的密切的协调，使该公司能够在相关企业中占据主要的地位。备受质疑的劳动力实践、在竞争中残酷的优胜劣汰，以及强大的游说努力对于公司的成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这种强大的游说努力不仅发生在华盛顿，而且还发生在北京，以及其他世界权力中心。除此之外，从公司对客户、工人、供应商、经销商等身上搜集到每一份数据，所进行的实际的价值提取的能力，对于公司的成功也至关重要。当然，还包括将此信息传达给那些处于最有利位置的人的能力（Bianco，2006；Fishman，2006）。此外，作为在美国唱片音乐的第二大经销商，沃尔玛同样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媒介公司之一。

对于空间聚合的研究和对于更为传统的媒介集中的研究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利益，这主要体现在它们共同提供方法来预见一个具有经济活力且充满动力的行业。空间聚合和媒介集中对于全球政治经济的空间化全景的描述都是必需的。不过，两者都需要进一步加深对政府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