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政治经济学：第八章空间化

商品化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起点或者说切入点。这样，它开启了一个分析的领域，其中包括源自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过程研究，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彼此联系，并与商品化联系在一起。本章将讨论空间化这个切入点，这一术语来自社会理论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1979）所指称的克服社会生活中空间和时间限制的过程。对于传播政治经济学家来说，空间化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传播是在社会中实现空间化的主要手段之一。也正因此，空间化使得传播产业格外重要。

虽然人们对于空间化的兴趣较之于过去正变得越来越浓厚，但是社会科学家，包括政治经济学家对此问题却关注已久。对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以及其他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来说，如何测量土地和劳动时间的价值以及如何理解市场的空间扩张和劳动分工之间的关系，都成为核心的议题。在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很接近空间化的概念，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973）中评论了资本主义“以时间消灭空间”的趋势——这指的是资本日益增长地利用和改进运输和传播工具，从而减少用于在两地间移动货品、人和信息的时间的能力。因此，作为资本扩张限制的空间距离的重要性大大地降低了。在对这个理论进行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家中，加拿大政治经济学家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1972）尤为突出。他不断努力，试图在不同媒介形式、时间、空间和权力结构之间建立联系。当代政治经济学（Harvey，2006）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资本并没有消灭空间，而是通过重新构建人、货品和信息之间的空间关系转变了空间。在这个重新构建的过程中，资本自身得以转型。⁽¹⁾(www.xing528.com)

对于“空间化”这一术语的使用来源于对全球政治经济学，尤其是传播学感兴趣的社会科学家在过去二十年里所使用的概念和观点。举例来说，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90）曾使用时空延伸（time-space distanciation）这一术语，探索时间和空间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的减弱。电子邮件可以轻易地穿过半个地球，这种便捷性揭示了时间和空间能够更好地作为弹性资源的合理性（Giddens，2000；Hutton and Giddens，2000）。地理学家戴维·哈维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的描述与此相似，虽然这个说法更强调政治经济学的含义。例如国际银行系统通过信息高速公路处理大约数万亿美元、欧元、日元和人民币的资金流动和其他事务，这些往往很少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信息技术的社会理论家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1989，2002）则提醒我们注意他所谓的流动的空间（the space of flows）——组织能够不依附于任何特定的地理位置而建立本地和全球的网络，物理空间的重要性相对于流动的空间已经降低。曾经的商品运输需要水流得以保障而运作，当货品从密西西比河一路向下到达新奥尔良港口时候，这些特定的地理位置对于构建当今的政治经济而言并非举足轻重。女性主义地理学家朵琳·梅西（Doreen Massey，1992，2005）强调用联系的观点来解读空间。她认为空间包括了许多动态的社会关系，组成一种“权力几何体”（power-geometry）。她同时揭示出，这个概念和对空间的传统性别认知有很大的不同。对空间传统的性别认知往往是一种没有时间的状态，而且它将空间看作“时间的切片，大地母亲的变化能力依赖于时间的动力”。最后，空间政治经济学家萨斯基娅·萨森（Saskia Sassen，2007）图绘了一个新的网络的图景，它涵盖了金融资本、全球城市和从民主视角出发抵御由商业主导的全球化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