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和公共生活中的替代过程-传播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的批评者，包括那些反对在传播研究中使用它的人们，一致提出它倾向于本质主义。这种论点以多种方式表述，可是就传播研究而言，它反对这种观点：可以将所有的传播和文化实践简化为一种作为基础的或者更加根本的、涵盖商品化过程的政治经济学现实[《大众传播的批评研究》（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1995]。前面几章提供了证据说明这种观点言过其实。无论是普通的政治经济学，还是它在传播领域的应用都包含丰富、多样和全面的研究，根本没有被简化为简单的分类或者简单化的指令。具体说来，商品化改变了媒介内容，但并没有将它简化为一个奇点，使得人们直接从商品化过程阐释媒介内容。通过以商品化为起点，本章已经建立起一种理论参照系，即使也承认一切过程的多重决定和互相构成。本章现在要开始识别另外的过程以及与它们相伴的另类的、反对的实践构成的结构。

在这个领域比较有价值的理论方案之一探讨了政府在奥佛（Offe，1940-　）所谓的“行政的再商品化”（administrative recommodification）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对于奥佛而言，强调市场作为大部分问题解决方案的自由放任政策时期必然会带来非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或者政治经济生活的“社会主义化”。这是对不顾一切依赖市场机制的失败所导致的不稳定和冲突作出的反应。2007—2008年房屋和借贷危机引起的银行和投资公司的崩溃导致政府干预，以国有化或者其他方式援助英国的北岩银行（Northern Rock）和美国的贝尔斯登公司（Bear Stearns）之类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它还给无力偿付按揭的房屋业主提供援助。非商品化涉及创造社会政策和计划，以保护资本和劳动力两个行列的社会行为者——包括那些基本上不能也不会参与商品化的人——的经济存在。可是，阻止这些人从过程中“掉队”的转移性支付和其他收入来源已经证明从长远的角度来说，在财政上是不可持续的。奥佛还强调，这个过程已经证明在政治上同样是不可持续的，因为事实上无法做到既在政治上管制经济，又不在实质上将它政治化（Offe，1984：35-64）。结果，奥佛看到了资本以再商品化作为回应，即“通过在政治上创造条件使得法律和经济主体可以作为商品运作，从而解决商品形式的问题”（Offe，1984：124）。

具体说来，这提倡一套计划，目标是提高劳动力的市场价值、整合和集中跨国资本、支持那些消费成癖的人、允许将那些没有通过市场检验的人排除出列。但是，根据奥佛，这些做法只能部分取得成效，因为政府沉湎于试图以非市场的手段推进市场，必须为把部分人排除出列的做法付出代价——比如控制犯罪和扩建监狱，尽管这种付出可能不是直接的。此外，自马克斯·韦伯开始的对官僚主义的批判已经证明，其结果往往是非市场机制一开始被作为一种手段引进，后来却变成了目的本身，损害了再商品化过程。这引发了政府本身的反应，在20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早期尤其显著，结果导致将市场原则应用于政府，期望如果政府外表看似一个市场企业，它就会推进市场原则。问题是——奥佛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归到这个问题——尽管可以让政府在外表上类似一个市场企业，要让它在行动能力上也类似市场企业存在种种根本的限制，主要是因为政府被排除在直接积累的行列之外。换言之，当政府通过赚钱成为一位成功的资本家，资本主义就会迫使政府停止和私人企业竞争。

奥佛的观点——也得到其他人的响应（Jessop，2001）——进一步纠正了坚持一种简单的、确定性的商品化过程所固有的本质主义。尽管如此，它还是局限于证明社会变革的发生来自商品化的种种限制，还有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对真正社会变革的种种限制总是回归到商品化。在私人和公共生活中，是否存在商品化的真正替代物？

本章的剩余部分将概要介绍当代社会学思想和传播研究中指向商品化替代物的种种趋势。它们表明，尽管商品化具有强大的威力和无所不在的渗透力，却并非独一无二。这些替代物，每一个都在广义上和使用价值、在狭义上和我们通常所谓的私人和公共生活（private and public life）联系在一起。私人生活特指面对面的互动过程，哈贝马斯（Habermas，1989）称之为生活-世界（lebenswelt）的区域，现象学社会学称之为主体际性（intersubjectivity）的领域。基于私人生活的过程往往都是与情感有关的，聚焦于身份构成、友谊和亲情。重点被放在了人和物（既包括物质的也包括象征的）按照其本身的价值受到评估，而不是按照其市场价值。那些源于公共生活的过程倾向于具有市民化过程，该过程将人们聚集到一起交流意见，自我管理并支持、抵制、反对哈贝马斯（Habermas，1989）所谓的在“系统”世界里权力和金钱的组织，并创造“系统”世界的替代物。在私人领域里，商品化过程的一个主要替代物是友谊和亲情的构成；而在公共领域里，是公民身份。

试图探讨商品化和在私人与公共生活中发生作用的种种社会过程之间的关系，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克服机械化思维的倾向——最强烈地体现在将讨论简化为私人和公共的二元对立的普遍趋势。这样做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私人”一词负载多重含义，既包括最亲密的人类经验，也包括跨国商业体系的市场行为。两者都是私人领域的一部分。在如此重压下，这种理念很容易崩溃，严重束缚了我们理解商品化更广泛含义的能力。如果淘汰“私人部门”一词，将“私人”保留给亲密的领域，让“市场部门”或者类似的术语指代商业，会让情况好得多。私人、公共和市场领域的划分并不完美，但无疑是对私人-公共二元对立的一种改进。可是，由于流行用法的威力和惯性，纠正与“私人”这个术语相关联，或者与私人和公共生活的机械二元对立相关联的种种问题不容乐观。本书可以被视为朝此方向迈出的一小步。

反映了社会科学内部分界的传播学结构使得将各种私人过程和商品化、还有那些标志公共生活的过程之间的关系理论化变得异常困难。这是因为该学科倾向于根据社会复杂的程度组织起来，因此将人际传播与组织/机构传播区别开来。尽管有例外，一般说来，人际传播，犹如微观社会学，被隔离出来作为可以检视感情和亲密的领域。当人们离开了分析的人际层次，感情和亲密逐渐丧失了重要性。当人们到达了处于社会复杂程度上层的政治经济学，微观或者人际层次研究的那些问题消失殆尽。这对最广义的政治经济学使命意义重大，因为既限定了理论的全面性，又限定了它的社会应用（Eagleton，2003）。由于缺乏与人际层次的直接遭遇，政治经济学很难解释经验的领域和情感的领域。因此，在权力的制度层次（政治经济学传统的聚焦中心）所发生的一切和人们以少数人群与语言/图像经过中介的表现发生一系列遭遇、彼此之间也发生一系列遭遇的日常生存之间存在巨大反差；对于经历这种反差的人们，政治经济学也很难解释其行为的重大意义。

多年以来，对斡旋制度和个人两个层次的关注已经收获了大量的理论反思。回溯到1959年，社会学家C·莱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1916-1962）在社会学的一本经典著作里，一开始就识别出现代社会的一个主要问题，即人们无法将私人的福利和各种问题与“历史性变革和制度性矛盾……他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所经历的巨大兴衰”联系起来。他接下来说，如果我们无法将我们的生活与历史联系在一起，要充分发挥我们的潜力以变革历史是相当困难的（Mills，1959：3）。为了纠正这个问题，我们继续观察在社会科学领域内研究身份认同（identity）——包括身份认同和自我身份认同（self-identity）——的著作的增长（Calhoun，1994；Castells，2004；Giddens，1991；Hall，1989b；Van Galen and Noblit，2007；Woodward，2004）。众多原因造成了这种增长，包括霍尔（Hall，1989b：12）观察到的一种趋势：“曾经令我们的身份认同保持稳定的主要的社会集体性——阶级、种族、性别和国别的主要的稳定集体性——在我们的时代，已经受到了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深刻冲蚀。”全球化经常被引证为推进这种不稳定化过程的主要社会-政治发展。此外，女性主义的兴起，尤其是克服父权制下社会学思想的显著分界——将个人与政治分隔开来——的政治和学术倾向，已经在围绕这些发展和重建的过程与可能性的随后的争论中起到了主要作用。最后，新媒介的增长使得在网络空间创造虚拟世界成为可能，进而使得通过虚拟社群发展多种面具人格成为可能。

由这类文献提出的种种问题有大量争论空间。例如，考虑到全球化、女性主义运动和数字媒介，人们能够理解霍尔提倡关注主体身份认同的不稳定化是如何正确。可是，另一种情况也同样存在，正如政治经济学已经证明的，资本主义总是令身份认同不稳定，并且就教育、收入、权力和总体的生活机会而言，社会阶级、种族和性别与以往相比同样要紧，甚至更加要紧。

保守派和自由派思想家已经对分裂自我（divided self）的问题各自提出了特有的解决办法（Bell，1976）。前者提倡回归传统，传统在历史上为私人生活中的自我提供了道德支柱。后者倾向于赞同更多传播，将参与各种流通的电脑网络——包括形成今日数字社群的社交网站——视为对过去将人们束缚在一起的更加僵化和专制的种种联系的改良（Castells，2001；Jenkins，2006）。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所谓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运动体现出来的更加激进的思维方式已经通过接受断裂、分界和解构的必然性，探讨了私人生活的种种问题。它们不是用旧的价值或者新的传播来攻击这些，而是珍重它所提供的自由。这包括从需要建构和维护单一身份认同当中解放出来的自由（McGowan，1991；Newman，2007）。

政治经济学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它在检视商品化对私人生活的威胁方面——而不是想清楚怎样抵制和创造替代物方面——更加训练有素，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它被一场重要的争论遗漏在外。当它与这些问题打交道的时候，它斥责了丰富多样的文化研究理论，因为这些理论选择如此强烈地集中关注坚固事物如何一一化为乌有、宏大叙事如何逐个分崩离析，以致它们倾向于忽略房间里那头重达800磅的大猩猩：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坚固的全球力量和一种宏大叙事，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生机勃勃。

一种更加积极的替代做法，就是让政治经济学通过在一种包括道德、性欲和美学的生命体验中创造商品化的各种替代物，回归批判社会学思想的各种支柱。这些与诸如社会阶级、种族、民族、性别和社会运动之类我们认可的、更加显著的社会形式互相作用。倘若我们不是将这些视为赋予我们的僵化类别，而是视为我们为了创造历史和我们自身而设立的种种社会关系，它们就可以帮助我们在个人和政治之间建立联系（Eagleton，2003：222）。这会使得政治经济学论述一个富有争议的领域，在私人生活中发生作用的各种过程在此遭遇商品化，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处于不断进行当中。此外，人们可以超越对这种紧张关系的勾勒，抵达奥康纳（O'Connor）如下描述的抵制：(www.xing528.com)

这种危机时刻恰恰是转变成一种社会个体成为可能的时刻……在这一刻，人们可以将内心的斗争外在化，或者知道和感觉自己受苦受难的方式也是其他人受苦受难的方式，将苦难理解为一种社会过程，通过社会和政治斗争将苦难外在化。（1987：181-182）

关于这种抵制，两个主要问题继续横阻在传播政治经济学家面前：它是怎样被组织起来的，又是怎样被表达出来的？鉴于此，现在我们从私人生活转到公共生活。

社会学理论和传播研究将公共生活作为推进民主基本特性——即社会平等和最充分参与影响我们生活的决策——的一套过程来考察。因此它是一种抵制商品化的形式，为发展替代性的社会实践提供了指南。哈贝马斯（Habermas，1989）论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著作尤其重要，因为它批判性地检视了这个观念，并提供了几个概念工具，有助于复兴一种关于公共生活和公民身份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争论。他的著作吸引了传播学者的注意，部分是因为他主张传播或者“理想的言说情境”为一个欣欣向荣的公共领域奠定了根基。他还得出结论说：当代商品化的大众媒介，伴随着消费主义和官僚政府的普遍扩张，是它衰落的根本症结所在。哈贝马斯引发了一场关于公共领域的争论，其他人通过吸收妇女、非西方世界和其他会令其范围更加普遍性、世界性的特征，改进了这种观念（Negt and Kluge，1972；Peiss，1991；Crossley and Roberts，2004）。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对此感到满意。有些人会抛弃这种观念，认为它毫无希望地作出妥协，如德里达（见Keenan，1993）就声称“公共舆论”（public opinion）被简化为“一个幽灵的轮廓”。批判性地推进这个观念的另一企图则将公共领域视为包括民主、平等、参与和公民身份在内的一套原则，指向与商品化捆绑在一起的成套实践的替代物。后者已经在传播研究里占据了最为显著的位置，那些对政治经济学感兴趣的人尤其持此观点（Calabrese and Burgelman，1999；Calabrese and Sparks，2004；McChesney，2007）。这种研究探讨了利用出版界和新媒介以及各种规制和政策体系来为一种公共领域的发展创造各种对立的空间。传播研究也关注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的概念，该术语源于规范传播产业的法律。这个概念已经受到了广泛讨论，包括对其含混性的批评，特别是在貌似更加清楚的市场考验的衬托下。尽管如此，公共利益的观念在法律里保存了下来，但是商品化的过程已经削弱了它的地位。它也作为公共领域概念的延伸在研究里保存了下来，指那些超越商业收益和消费主义的利益。

关于公共领域的争议无疑是当今社会思潮里意义最为深远的思潮之一。部分原因是它构成了一种广为传播的运动，在社会生活中发展出市场和商品化过程的各种实质替代物。但它同时也是一场令人恼怒的争议，因为公共领域的大伞覆盖了最广泛多样的定义和立场。对于有些人来说，它既反对政府，又反对市场；对其他人来说，它与政府或者市场结盟。例如，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1989）对政府提出了强有力的批判，但又指出政府运作的公共机构——比如遭受商品化侵袭的公共图书馆、公立学校和大学——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1993）令人信服地将市场视为对规制的压抑形式的一种反对力量。理论家们各执一端，认为公共领域包含了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为其所包含，或者与其截然不同。它能够占据物理空间、制度空间，或者电子的网络空间。它包括最广泛多样的社会行为，从有关主要公共事务的争论到购物和音乐影像。尽管存在这些问题，彻底废弃这种观点的替代观点还不如它有吸引力。

问题是如何探讨它究竟为何物？或者说，既然很流行将它视为一种领域，它究竟在何处？笔者认为，后一个问题提出了公共领域概念的一个关键问题。人们倾向于将它想成一种占据可指定空间的物体，不管是物理的、社会的、电子的还是神话的。公共领域的辩护者听上去好像在守护一片领土，阻止一个志在征服的强大敌人入侵。这种类比可以帮助人们理解市场和公众如何互相对立。可是当它引导人们将市场和公众想成占据具体场所的物体——它们本身就很难确定，如果不是不可能确定——的时候，这种观点变得非常糟糕。这种困难导致对于什么处于公共领域内部或者外部的立场变来变去。“公共”这个术语远非毫无歧义，可是看来和它相关联的问题要比和“领域”的观念——无论人们如何具体定义它——相关联的问题少得多。

探讨这种问题的一条途径就是将公共领域定义为贯彻民主——即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决策上全面推进平等和最充分参与——的一套社会过程。这些过程既不同于那些以私人生活为中心、提倡人际亲密的过程，又不同于那些促进交换和剩余价值创造的市场过程。从过程的角度来思考的价值在于：尽管平等和参与更有可能遵循某些制度形式和空间而不是他者，但它并没有在定义上排除任何一种结构的化身或者地点。后者更适合被视为有争议的地带，无论它是政府、市场，还是诸如社会运动一类设法令自身与政府和市场都保持距离的结构；在这些地带，商品化和民主的过程互相竞争。一切都可以成为个人的不同身份——例如，作为一名消费者和作为一名公民——互相斗争的场所。

从一种公共过程的角度思考问题很困难，因为各种替代物——显然声名卓著的各种制度和结构——将实在感赋予了要不然就会被视为唯心主义抽象概念的东西。不仅如此，它们还提供了一幅路线图，尽管经常需要修改，还是通过建议走什么和不走什么路线，为从一个地点到达下一个地点提供了指南。尽管如此，制度和机构也可能提供错误的安全感。现在很时兴一种观点，认为许多人曾经求助于政府来寻找商品化的替代物，可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府即使没有彻底被市场污染和官僚化，但除了形式的民主以外根本不可能实现任何东西，最起码也毫无希望地作出了原则性妥协。正如2000年和2004年美国大选所证明的，即使是在选举中投票的形式民主看来也作出了原则性妥协。结果，搜寻反对和替代的形式，包括媒介和文化，必须在外部、在设法与政府和市场都保持一定距离的地方才能找到。对于政府的指责有大量实质内容，寻找未被污染的空间大有文章可做。取决于你如何定义自由——比如在自由空间转化为市场或者政府空间以前可以吸收多少污染——传播领域的各种自由空间既包括传统形式，诸如另类的出版社、公共服务（相对于政府控制的）广播，也包括新形式，比如公众都准入的有线频道和通过博客和社交网络开辟了一种电子聚会场所的计算机网络。将这些视为自由空间各种化身的问题在于：在一些远非琐细的方面，它们既不自由也不是空间。另类的出版社可能是最自由的，但也取决于政府的做法，它利用了邮政津贴和直接的政府补助金，以及包括订购费、广告和商品化劳动力过程和发行网络在内的市场援助机制。同样，取决于司法权，公共服务广播依赖用户付费、政府补助金、商业广告和政府任命的主要管理人员，这些人员经常被要求证明他们有能力满足政治或者市场的成功标准。公众都准入的有线频道显然制作出更加多种多样的内容，可是它们被局限于那些能够付得起有线订购费的人。同样，取决于司法权，受到有线电视运作公司和政府管理者的双重监督。交互式电脑网络特别受到市场和阶级因素的限制。它们要求电脑和电信的准入权，以及要么有能力支付通讯收费，要么有大学教授的特许准入权——其费用由政府、大学（它们收到了大量的政府援助）或者试图创造一个新通讯形式市场的公司认购。

强调这些媒介提供了另类的和反对性的传播的主要形式很重要。尽管如此，通过将它们看作自由空间，我们倾向于忽视再现（representation）和根据阶级、性别与种族组织起来的等级制度的不平等结构如何通过种种有效方式得以复制，显然在这些媒介形式的每一种里都有特定的变体。此外，它还令注意力偏离了在抵制政府和市场商品化的过程中发生的种种斗争。政治经济学家对此作出的贡献很有意义，因为他们探讨了政府行为核心部分中有争议地带——包括公共教育、公共图书馆、政府信息和社会福利体系——的媒介、传播和信息问题。此外，关于商业用语和设计的研究描述了在市场最核心地域的商品化过程富有争议的性质。最重要的是，这种研究起始于人们的真实生活体验，如今他们面临着学校、购物中心、社会服务机构和职场各种对立过程的冲突，正如他们面对着替代性媒介和计算机网络各种对立过程的冲突。此外，本书要传授给读者最重要的训诫之一就是：市场、政府和公众在真正的意义上无所不在，因此没有固定坐标。这应该阻止以下趋势：考虑寻找自由空间，或者在一种特权阶级或者一种新的社会运动中寻找那种可以格外强大或者纯粹地展现社会对立的理想社会形式。

这应该鼓励人们思考各种社会过程，那些形成社会生活不同维度里不同关系的社会行动的载体。更加有效的思维方式是将公共领域概念化为一套过程，以按照公民身份组织起来、并被认可为公民的人民的行动构成，并提倡民主的精髓——平等和参与。这些过程仅仅在与一门社会学学科的关系中存在，该学科的基本切入点——商品化——赋予它原型和起初的形状，可是这种关系却不断由商品化与公共和私人生活中各种社会过程的相互作用重新构建。这是一门以商品化为立足点的社会学学科，可是这个立足点由私人和公共生活互相构建。我们所谓的公共媒介是公共的，并不是因为它占据了一个单独空间、从市场必须考虑的问题中相对解放出来，而是因为它由一个赋予民主超越商品化的特权的各种过程的一个特定模式构建。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的话，公共媒介这种说法的价值就大打折扣了。

在私人生活中抵制商品化是建立在建造基于亲密和像友谊一类个人关系的替代物的基础上，而在公共生活中抵制商品化是建立在民主和公民身份的基础上。民主是另一个复杂的概念，这个概念也经常和技术混为一谈。据说，越多人使用国际互联网和手机，他们就越可能更加积极地参与社会生活。此外，民主经常被狭隘地定义为一种特定实践——投票，而投票不过是民主的一种体现。我们需要将民主视为具有社会基础、比投票行为远为广泛，正如我们如此看待传播。具体说来，这意味着将民主视为公众最大限度地参与影响我们生活的决策。这包括政治舞台，但也意味着最大限度地参与经济、社会和文化。当然，投票行动是政治民主一种重要的社会声明，可是当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时候，它导致民主的能力是有限的。换言之，集中的市场权力减弱了投票按理说应该导致的民众权力。与此相类似，当文化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时候，例如一小撮公司拥有一个国家主要的报纸、广播、电信和电脑公司，投票能够实现的目标显然也很有限。这意味着控制最重要的传播工具的那些权力代理人同样使意识形态霸权永久化，并为之进行辩护。要令民主繁荣，社会需要为横跨各个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相对平等和公民参与创造条件。财富的两极分化和权力的重大分裂使得公众充分参与决策制定几乎不太可能，包括参与工人组织和行业工会。可是即使是相对平等适用的时候，没有令广泛参与成为可能的各种制度和传统，社会仍然面临着民主会停滞不前的风险。

民主与公民身份互为本质。T·H·马歇尔（T.H. Marshall，1964）对此作出了权威性贡献，政治经济学正是以其贡献为基础。他注意到公民身份一开始是一个表达某些权利的法律概念，包括人身保护权⁽¹⁴⁾、法定诉讼程序、假定无罪原则和被告有权接受由同等地位的公民组成的陪审团对之进行审判这些基本权利。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众多社会斗争的推进，这些法定权利被扩展到政治领域，包含了投票和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今天，各种斗争聚焦于将这些权利扩展到经济一类的新领域，由此产生的观念包括参加工作、加入代表工人利益的组织和达到满足基本需求的生活水准等权利。这些斗争也致力于扩展社会公民身份，包括参与社群和保存、使用公共领域的权利。最后，行业工会和社会运动已经将公民身份和一套传播的权利联系在一起，后者包括传播信息（而不仅仅是接受信息）和使用那些令传播权利成为可能的公共设施的权利，比如受教育权和使用传播工具——包括全民的公共邮政服务、全民的电话准入，现在还包括了全民的国际互联网准入——的权利。值得注意的是，公民身份并不仅仅只是一个包容在内的概念，也可以被用作一个排除在外的概念，即作为一种将“我们”与“他们”分离的手段。这可以以积极的方式完成，以便建立内部的共同一致，也可以以消极的方式完成，成为将人们从集体成员的利益当中排除出去的一种手段。可是，总而言之，在更多情况下，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内围绕公民身份的斗争代表了一种争取包容更多人的斗争，聚焦于努力扩展充分参与一切社会领域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