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化：价值转化与社会关系呈现

亚当·斯密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区分了使用价值（即一种产品的价值来自对一种特定人类欲求或者需求的满足）和交换价值（即一种产品的价值基于该产品能被用来交换什么）。商品是当产品的生产主要围绕着交换过程组织起来的时候，这些产品所采用的特定形式。商品化即将使用价值转换为交换价值的过程。

马克思的《资本论》一开始就分析商品，因为他发现商品是最可见的形式，是资本主义生产最明确的表现。资本主义外表上基本就是各种商品的巨额积累。尽管这种外表在古典政治经济学里并非没有受到关注，古典学派倾向于将其自然化，马克思正是在这一点上对其展开了批判。斯密及其追随者所谓“不证自明、由自然强加的必然性”，对于马克思而言却不过是“一种社会形态——在此，生产过程控制了人，反之却不然——”的产物（Marx，1976a：175）。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关键之一，就是解构商品以确定其外表有何含义，揭露隐藏在商品形式之中的各种社会关系。正如加利（Jhally，1990）所记录的，在传播文献对于商品形式作出的少数几种持续分析当中，马克思广泛观察了商品和使用价值的含义。对于马克思（1976a：125）而言，商品来自形形色色的需求，既有物质的也有文化的（“来自胃也好，来自想象也好，并无不同之处”），其用途可谓“千差万别”。商品可能来自形形色色的社会需求，包括满足生理的饥饿感和满足或者违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的地位惯例。此外，与一些诠释相反，使用价值并不局限于满足生存的种种需求，还延伸到由社会构成的形形色色的使用。

有些批评家不满意这种理论，认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别与其说让事情变得更明了，毋宁说变得更含糊。例如，根据萨林斯（Sahlins，1976：15）的说法，马克思承认所有价值的社会性，但是倾向于将使用价值自然化，“将使用价值的社会决定因素弃之不顾，只关心它们满足‘人类需求’的生理事实”。鲍德里亚（Baudrillard，1981）延伸了这种批判，强调使用价值最终被摒弃于构成特定交换价值的成套结构和惯例之外。这种批判提醒我们：马克思的主要目标是质问资本；由于以此为基本兴趣，他忽略了详细处理体现根本否定资本主义的观点，包括使用价值和一个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社会勾画出的社会轮廓。尽管如此，这种文化批判也为政治经济学划定了一条它不会跨越的边界，因为这种批判的目标并不局限于指出差距。它也代替了一种完全按照文化惯例的具体规定来定义价值的唯心主义相对论；人类文化实践的可变性说明，这实际上相当于任何事物。政治经济学承认可变性，可是又对其加以限制，认为各种使用无不受到商品结构特征的“调节”（用马克思的术语）或者“限制”（用雷蒙德·威廉斯的术语），从它们那里实现自身的存在。汲取了鲁宾（Rubin，1886-1937）的观点⁽²⁾，加利（Jhally，1990）建议，使用“部分必要性”的语言来评价马克思对于“有用性并非悬吊在半空中”的认可。与此相对立，有人可能建议各种使用价值互相构成，并保留由社会构成的使用价值和来自一套特定的社会安排——比如产生交换价值的市场——的价值之间的区别。

剥除马克思称之为商品外表的“洋葱皮”就会揭露出一个生产体系。在商品化与传播的关系里，有两个总体维度很重要。其一，传播的各种过程和技术促进了整体经济的普遍商品化过程。例如，提高服装产业的传播渠道，特别是随着引进全球的电脑和电信技术，将信息扩展到生产、分配和销售的整体循环。这提高了盘点存货控制，由此节省了空间，提高了商店仅仅储存顾客需求商品的可能性。其二，影响社会整体的商品化过程渗透了传播的各种过程和机构，以至于社会商品化过程的各种进步和矛盾影响了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传播。例如，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加速的企业自由化和私有化的国际趋势在全世界范围内将公共的和国有的媒介和电信机构转化为私有企业。这将公共服务传播转化为商业传播，前者有社会义务提供全民准入和反映社会各个阶层的内容，后者只向那些有经济能力的人提供准入，并提供将受众移交给广告客户的内容。

由于本书关注将传播放置于一般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当中，因此从商品化的一般过程开始、检视其如何与传播发生关联非常有用。从资本的角度而言，生产过程起始于资本家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这些商品。全部产品的出售价格比起初的投资要多，多出来的部分就叫做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本身可以被用来投资以进一步扩大资本的积累。在本质上，资本是通过生产和交换过程得以扩展的价值。马克思主义理论进一步深化了这种分析，得出结论说这些是剥削的过程，因为资本家控制的扩大淘汰了替代性的生产体系，迫使劳动力进入一种社会关系，它在其中和土地、原材料一样处于一种商品或者生产要素的地位，并被迫放弃对生产资料的控制。结果，工人被迫出卖劳动力，换取不足以酬报其所出售劳动的工资。通过绝对剥削（延长工作时间）和相对剥削（强化劳动过程）等深入榨取剩余价值的过程，商品劳动力实现再生产。剥削是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必要条件，可是剥削的程度取决于阶级斗争的状况。例如，当工人组织工会或者采取其他方式反抗剥削的时候，资本就必须在劳动过程中做出调整。因此，商品的出现满足了资本主义市场的要求，而商品也是一整套隐蔽的社会关系，它们将资本与商品劳动力联系起来，两者为了控制由生产和交换产生的价值而开展斗争。例如，出现在影像商店的好莱坞电影的数字影像光碟也是一整套社会关系，将好莱坞的制片人与电影演员、导演和编剧联系起来，他们为了谁能从通过在商店里销售或者在网络上发行产生的价值里获利而开展斗争。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商品通过将剥削的社会关系以一种令其貌似自然的隐蔽方式呈现，将这种社会关系客观化。因此，在我们眼里，一台电脑就是一种具有一套确定使用价值和由其价格标明的具体交换价值的商品。它在使用和交换中的价值倾向于蒙蔽人们的理解能力，阻止他们将这台电脑看作一种国际分工的具体化，这种分工令生产关系沿着阶级、性别、国家和空间的维度分层。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的分析揭露了更深层次的蒙蔽性。按照这种分析，商品不但隐蔽了各种社会关系，隐藏了围绕价值的斗争，还自具生命和权力，超越了其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生命和权力。对于马克思而言，这种拜物教曾经局限于宗教：(www.xing528.com)

因此，为了找到一种类比，我们必须遁入宗教的蒙昧王国。在那儿，人类大脑的产物作为自具生命的自主人物出现，既互相建立关系，又与人类建立关系。充满人类手造产品的商品世界同样如此。我把这个叫做拜物教——一旦劳动的产品被作为商品生产出来，它就会依附于其上，因此与商品的生产密不可分。（1976a：165）

其实，对马克思而言，商品拜物教比它在宗教领域的对应物更加强大，因为商品拥有实体化身，能将自身直接呈现于感官之前，而宗教信仰却不能。⁽³⁾按照这种观点，商品包含双重蒙蔽性。首先，它将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社会关系自然化。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是电脑，而不是在生产现场围绕生产电脑的工人会挣多少钱等的斗争。其次，商品被物化（reified），即它自具生命，与个人和社会相对立，并成功地塑造后两者。我们将电脑变成了一种神秘的偶像，体现了笔者所谓的“数字化崇拜”（the digital sublime）（Mosco，2004）。上述第一点将商品视为一个生产过程的自然结果，而不是一种重大社会斗争的社会结果；第二点完全切断了商品和一个生产过程的联系，将其放置在自身的社会领域里。电脑扮演的角色是一种超越人类的力量，那种力量塑造、确定、限制或者以其他方式控制社会发展。这种双重蒙蔽的结果就是，一个社会过程的产物被赋予自主的存在和塑造社会生活的权力（Free and Hughson，2006；Hope and Rosser，2004）。

商品化指的是将使用价值转换为交换价值的过程，即将价值由其满足个人和社会需求的能力确定的产品转化为价值由其市场价格设定的产品。部分由于许多政治经济学思想将重点放在结构和实体上，而不是放在过程和关系上，商品化这个术语尚未受到大量的显性研究。尽管如此，它暗含在对资本主义扩张过程的种种讨论当中，包括市场的全球扩展（Fürsich and Roushanzamir，2004；Murdock and Wasko，2007）、公共空间的私人化（Gibson，2003；Schiller，1989）、在人际生活（Ewen and Ewen，2006）和性行为（Mayer，2005）中交换价值的增长。

将商品化和商业化（commercialization）、客体化（objectification）区别开来很重要，人们倾向于将它和这两种过程联系在一起。商业化是一种更加狭隘的过程，具体指在受众和广告客户之间创立一种关系。例如，电视广播频道的商业化意味着广播广告的增长和将受众移交给广告客户的节目制作得以发展。既然市场不仅仅包括商业化，还包括劳动力的商品化等，我们将商品化视为一种范围更加广泛的过程。客体化是一种经常与商品化混淆、但范围更加广泛的概念。例如，卢卡奇（Lukács，1971）在研究物化的著作中描述了一种过程，在此人际关系“具有物的特征，因此获取了一种虚幻的客观性”。商品化是这种过程的一种具体形式，在此获得虚幻客观性的“物”是一种商品，即价值由市场决定的物品。客体化是一种普遍过程，指非人化（de-humanization）发生的许多不同方式。政治经济学集中关注这种过程的一个重要表现：商品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