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媒转新媒|传播政治经济学

虽然可以理解传播政治经济学对专门聚焦技术的研究持怀疑态度，但后者在理解传统媒介方面还是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传统媒介包括：广告和公共关系（Ewen，2001，1996）；新闻（Chomsky，1999；Curran，1979；Herman and Chomsky，2002；Sparks，1985），广播（McChesney，1993），电视（Kunz，2006），电影（Guback，1969；Pendakur，1990，2003；Wasko，1982，2003），音乐（Attali，1985）以及电子传播（Babe，1990；Garnham，1990；Martin，1991；Schiller，1982；Sussman，1984；Winseck，1998），这些研究也面向当时被看作新媒介的东西。斯迈思（1957）在电视问世时对电视作了讨论，马特拉和西格劳布（1979，1983）讨论了有线电视，我本人讨论了可视图文，而可视文图预示了经过十五年左右因特网将问世（Mosco，1982）。政治经济学绝没把旧媒介弃置一旁，而是后来又转向青睐新媒介，尤其是转向因特网及由因特网所激发的新媒介形式。

一些政治经济学者通过强调旧媒介和新媒介的连续性而做出回应。对他们来说，旧媒介问题持续在新媒介世界中；对另一些人来说，重点却是非连续性或者网络化媒介产生的可能的新联系。仍然有一些人用怀疑的眼光看待新媒介专家和领袖们鼓吹的那些承诺，而还有一些聚焦于当今媒介引起的新问题。为了理解政治经济学者如何看待从旧媒介转向新媒介，考虑其中的每一点都是极为有用的。

政治经济学倾向于重点描述和分析资本主义，简单地说，资本主义是这样的体系：把工人、原材料、土地和信息等资源转化为有利可图的能够为那些投资于该系统的人赚取利润的商品。传播政治经济学家聚焦于作为资源的媒介、信息和受众，图绘了它们被打包成出卖的产品的方式。许多从研究旧媒介转向新媒介的人强调新旧媒介资本主义的连贯性。对他们来说，新媒介通过打开把媒介和受众转化为可售卖的商品的诸种可能性而深化和扩展了早期形式的资本主义中的趋势。结果是，媒介集中、商业主义、富裕国家对全球经济的支配，信息富裕和贫乏的分裂以及军国主义的延续和增长（McChesney，2007；Murdock and Golding，2000，2004；Schiller，1999a，2007a；Sparks，2007；Wasko，2003）。新媒介可以用丹·席勒的一本书的书名来解释，我们可以称之为“数字资本主义”，但它还是资本主义，并且毫无疑问它是较为重要的词汇。

在这个框架下，社会和技术变迁确实发生了，因为新技术扩大了市场，全球治理成为必要，但这也为资本主义制造了麻烦。曾经对于电影和录像以及受众来说主要是国家市场，现在却是全球市场，这造成对协调的严重的挑战。在这样的市场，曾经主要是国家体系的政府和政府规范已证明是不充分的。要想确保复杂如因特网地址系统的协调，全球治理体系就是必要的。结果，我们有了一种国际组织的新字母缩写，比如ICANN（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提供因特网地址。然而，当美国通过控制ICANN试图保护其利益时，这种解决方案制造了新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起来反抗，因为他们把这个组织看作不过是美国权力的延伸。尽管如此，在变化、矛盾、敌对和冲突中，深化和扩大资本主义体系这种中心趋势仍然持续着。

对于其他政治经济学学者来说，强调的重点是资本主义这种趋势的非连续性和背离性。哈特和内格里（Hardt & Negri，2001，2004），拉扎拉托（Lazzarato，1997）和戴尔-威日福特（1999）始终是政治经济学学者，因为他们关心资源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之间彼此建构的权力关系。然而，作为新媒介增长的结果，他们与那些聚焦于资本主义的诸种关系中的连续性的人相比，是从不同角度来看待这些权力关系的。他们自治论的视角（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它开始于工人阶级的自治）坚持认为资本主义为那些在其中工作的人们的活力和行为所推动。从这种视角来看，焦点需要放在哈特和内格里所称的“大众”的自我行为和自我组织上，这些大众就是被其他批评视角典型地看作是被剥削的绝大多数。此外，传播和信息技术的增长并不只是服务于资本主义，也意味深长地破坏它。这一切的发生有三个主要方式。

资本主义是基于市场和私有财产体系的，这些都需要为人们能够做什么设立界限的法律控制。版权、商标以及专利法抑制人们使用他人所有的信息和观念。市场确立产品的价值，包括当代异军突起的信息产品。根据自治主义者的立场，信息和传播技术的广泛可获得性使得资本主义很难保留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而这些制度历史上限制了传播和信息的流动。现在，当技术挑战传统的生产、消费、使用和交换价值时，要想出资本主义何所作为的妙招实在比任何时候都要困难。自由下载音乐、录像以及分享数据、音频和视频，复制所有类型的材料，这些便利挑战了资本主义保持和管辖其财产和市场制度的能力，就像普通的土地，曾经被所有人广泛获得直到资本主义使它们成为私有财产，赛博空间也曾经为所有人获得。但为了赚钱，它也需要被转化为财产，微软、谷歌、迪士尼以及其他商业巨鳄的知识产权就是如此（Terranova，2000）。但是，不像旧的意义上的空间（commons），赛博空间难以设置篱笆，因为它归根结底是非物质资源。

对自治论者来说，资本主义面临第二次挑战。尽管传播和信息技术为它提供了管理和控制来自地球上任何地方的巨大人群的工具，但这些工具也为大众所获得并且以相对低的成本获得。对自治论者来说，技术不仅挑战了财产权和市场规则，也使人们恰好在资本主义需要小心翼翼进行全球协调时破坏这种体系。例如，电子社会网络允许社会运动的动员和协调以从前从未有过的方式进行。在生产破坏性软件方面驾轻就熟的人的数量海量增长，他们公开地破坏看似安全的程序，为私人财产权、市场和资本主义保持权威的整体能力制造关键问题。

最后，自治主义者的结论是，恰好是为资本主义所需要以执行越来越多的工作任务的非物质劳动呈现了保持控制和规训的严重问题。资本主义需要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但这种劳动力比起其蓝领前辈来说更不大可能放弃对管理思想和观念的控制。不管是被雇佣为软件开发者还是在呼叫中心就职，知识工人更不可能顺从严格的时间和情感控制。恰好是松绑规则以及为工作场所引入愉悦氛围的尝试导致了更多的对任何规则的质疑，包括那些决定谁可以从劳动中获利的规则。你管得了白领、蓝领的劳动力，可你如何去管理一个“无领”的工场（Ross，2004）？

除了强调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路径，传播政治经济学以第三种方式回应新媒介，那就是，对不可避免地与新媒介结伴的狂热采取怀疑论视角。这个视角在历史性的研究中尤其重要，这些研究展示了当旧媒介成为新的时，新媒介中很多被看作新的和革命性的东西实际上是和每一种传播技术相联系的。例如，温瑟克（Winseck and Pike，2007）处理了融合（convergence）的概念，融合在当代关于计算机传播新动向的讨论中是一个流行概念。融合表示使媒介技术更有力量的技术整合（Jenkins，2006），同时也指大公司利用新媒介而整合。本质上，相互联系的技术和大的整合了的公司创造融合，融合的发生是为了发生革命性变化。派克和温瑟克怀疑这种观念，即融合对于新媒介是独特的，他们揭示了融合如同电报一样古老，我们加在因特网上的许诺和挑战都被19世纪中叶的技术预料到了（也请参看Standage，1998）。(www.xing528.com)

不仅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保持连续性毫无新意，伴随今日媒介的夸张或者迷思也没有任何新鲜之处。马丁（Martin，1991）以几乎同样的方式描述了与电话相关的许诺。鉴于电报被期待给世界带来和平，她例证了电话将结束女性的被剥削状态的期待，因为电话将容许女性们掌管家务并充分参与社会。同样的研究已检视了因特网。在弗里奇（Flichy）的书——《因特网想象》（l'internet imaginaire，2007）中，他把因特网不仅看作是工具或者社会力量，还体现了一种神话。他用神话意指一种叙事，这种叙事不仅包括可替代现实的乌托邦愿景，还包括关于在一个不断扩散的计算机和传播网络时代我们应该怎样生活和怎样组织社会的意识形态话语。

这项研究之所以也重要是因为它反映了一种在政治经济学学者中与日俱增的兴趣，那就是通过参与文化，致力于揭示新老媒介之间的连续性。文化，我在本书的第一版呼吁过并为《数字化崇拜》（The Digital Sublime，2004）所论证。吸引了马丁和其他人的研究，《数字化崇拜》揭示了关于因特网做出的就像电报、电话和电视还是新的时所做出的一样的承诺。世界和平，性别平等，在线教育，种族和谐——所有这一切都曾经被看作是这些曾经新过的东西不可避免的后果。对于相信者来说，正如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库日韦尔（Raymond Kurzweil）的研究表明的，因特网将实现所有这些承诺甚至更多，自然也包括我们所知的死亡的结局。最后，数字技术想象着历史的终结、地理的终结以及政治的终结。我认为那些鼓吹这一点的人正在做贯穿“新”媒介历史的某种惊天动地的事情。他们把技术援引为达到顶峰的机遇或者超越日常生活约束的经验（包括时间、空间和社会关系），以便达到超越语言的乌托邦。过去曾是艺术和文学（顶峰的绘画或者诗歌）以及自然（比如，顶峰的大峡谷）的疆域，顶峰现是通过技术以及日益是通过传播技术达到的。

揭示连续性及其与文化的联系是重要的，但同样重要的是回到政治经济学并论证所有这一切如何事关权力研究。首先，那些对研究顶峰作出重要贡献的人们不会充分关注建构顶峰和市场化（不管是售卖最新的电脑、视频游戏或者政治候选人）之间的关系，超越的愿景是有利于巨大的广告市场的；第二，把新媒介与历史、地理和政治终结联系在一起的做法把当下的政治经济学僵化为几近必然和永恒。讯息是简单的和有力的：如果创造一种替代性没有可能，那么，为控制跨国资本而斗争就毫无意义；最后，顶峰可以掩饰日常政治的平庸世界。纽约的世贸中心体现了顶峰的信息资本主义的新世界，这种资本主义超越了建立在工业时代的旧的政治关系，直至地动山摇的“9·11”，那时所有的历史带着复仇的种子回来了。顶峰的诱惑，使其追随者盲从于恰好潜藏在角落的平庸而糟糕的政治。

政治经济学对新媒介的第四个回应将是，处理那些在传播和信息技术发展循环中尤其有意义的问题领域。一个人不应该毫不犹豫地称它们是新问题，因为政治经济学实在没有忽略掉任何有意义的东西。相反，有些问题在今天尤其重要，并且在主要问题中，版权/知识产权、监管以及朝向人称网络经济社会的趋势都是值得评述的。

从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时代起，版权都是围绕媒介争论的热点。有趣的是，当他的小说19世纪在全美发行时，他责骂为他的小说付版税是美国的失败。对于今天的媒介学者，包括政治经济学学者，关于版权的争论甚嚣尘上，因为新媒介使复制和分享版权著作日益便捷。贝蒂格（Bettig，1996；也参看Bettig & Hall，2003）讨论过商业如何把版权当作收紧其控制的工具，以及席勒（2007a）和赵月枝（2008）研究了来自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挑战。谁将控制知识产权是今日政治经济学面对的中心问题。

电子监管的威胁也一样。正如莱昂（Lyon，2003）和其他人所揭示的，新媒介使政府和公司以一种空前的规模来监控我们的行为成为可能。所谓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加速了监管的扩散，曾经被看作是不可接受的对个人隐私的侵犯的行为现在合法化了。政治经济学学者已经论述了问题的严重程度，并已经开始论证对此能有何作为（Kiss and Mosco，2005）。

最后，正如自治主义者揭示的，新媒介导致质疑传统经济种类和资本主义经济控制它们的能力。但在自治主义者轨道外的政治经济学学者也对新媒介对理解经济学所构成的挑战充满忧虑。尤其是，我们应该开始考虑网络经济的出现并需要一种网络经济学来处理这些问题吗？网络经济学论证了在一个电子网络时代商品的价值的转化。尤其是，当他人买了同样的商品或者服务时，产品或者服务的价值增加了，特别是当购买行为把人们连接于网络中时（Mansell，2004；Melody，2007）。新媒介是基于手机使用者、因特网使用者、社会网络站点的参与者等组成的网络。有人主张，传统的经济学低估了网络的增值，因为它没有考虑潜在交易数量是以几何级增长的，而潜在交易就是网络产生的增值。对于政治经济学学者来说，问题是它对权力概念有何影响？换句话说，网络经济学是否也是政治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