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政治经济学：抵制立场传播的重要性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研究已开始强调抵制，而不仅是承认强权是如何支配的这样的重大故事。在当代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对抵制的强调日益普遍化，这就使以资本、支配企业和精英为核心的中心立场转向了女性主义和劳动研究。这标志着与一种一开始就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特点的趋势分道扬镳：关注媒介集中和内容多样性的被侵蚀（Bagdikian，1992；Green，1973；Herman and Chomsky，2002）。

传播政治经济学曾经特别关注这种趋势：越来越少的企业比从前变得更大，大到控制更多的媒介市场。这种集中发生于媒介中，越少的报业公司控制着越多的报纸市场。这种集中也在跨媒介中发生，因为报业的所有者买广播端口以及其他媒介，这个过程被称为跨所有权集中。这也经常成长为合并（conglomerate concentration），因为建立在非媒介企业中的跨国企业买下了媒介资产。普通的电子企业购买了NBC网络就是一个好例子。政治经济学者确认了龙头企业，解剖它们的结构以及检视它们对内容多样性的影响。结果，我们现在对谁拥有媒介看得洞若观火。最有分量的企业名单是变化的但最突出的那些是：新闻公司（Fox），维亚康姆（CBS），迪士尼（WDC），通用电气（NBC），时代华纳（CNN，AOL）以及索尼。加上电子传播和新媒介这个名单会扩大到AT&T，微软，谷歌（McChesney，2007；Schiller，2007；Wasko，2003）。这些公司的一举一动都影响着全球市场。政治经济学者也揭示了在美国之外媒介集中的普遍类型。例如，四个公司对加拿大媒介企业有支配性影响，他们以BCE为领头，该公司在电子传播市场上，把最大的广播企业以及最大的国家报纸控制在自己的羽翼下。其他几个公司是：CanWest，Rogers以及在法属魁北克市场拥有最大的影响力的电影公司Quebecor（Winseck，2008）。

随着一些文献聚焦于媒介集中（Kunz，2006），另一些集中于作为结构性力量的媒介资本主义的组合权力（Artz and Kamalipour，2003），文献中强调的重点也就变了。差别具有重要含义。那些聚焦于媒介集中的文献可能呼吁打破大媒介公司以利于那些将比今日竞争得更激烈的小公司发展。那些把重点放在资本的组合权力的研究对打破媒介巨头不屑一顾，因为对他们而言，无论大还是小，问题与公司数量或者规模关系不大。它们共有的兴趣是利润最大化，这是通过把受众卖给广告商并使用其他方式去创造网络和内容来完成的，而这些网络和内容是为他们的利润服务的。他们所有人可能同意现在已经成为经典的巴兰和斯威兹（Baran & Sweezy，1966）的研究结论，即问题是垄断资本主义。因此一些研究聚焦于垄断，一些集中于资本。

传播政治经济学最近的研究承认集中的重要性，但主张另辟蹊径。与聚焦于媒介集中或者资本作为中心问题分道扬镳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毕竟，在马克思主义传统里检视阶级斗争的长期传统产生了当今的经典研究，比如汤普森（E.P. Thompson）的里程碑式的研究《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1963）。这项研究开始于工人阶级，把资本主义不是定义为资本的支配而是阶级之间的对抗和接下来的斗争。当然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中这个立场有具体反映，比如在马特拉和加纳姆的论述中，他们把阶级斗争看作核心点。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研究加速了人们找寻把资本作为支配力量的立场的替代物。

这种思考的典型之一是女性主义立场理论，它坚持社会科学应该是应用的并且社会需要从女性经验而不是男性经验来理解，后者是通常的社会科学大多数坚持的。哈特扫克（Hartsock，1999）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发展的理论认为，女性主义立场理论在哈尔丁（Harding，2003）、哈拉维（Haraway，2003）以及其他人的研究中已经繁荣，这些人坚持认为女性的从属地位为理解那些广泛分布的议题提供了重要基础，这些议题包括认识论和本体论等哲学问题，也包括诸如在研究中采纳恰当社会科学技术这样的实际问题。这个视角遭到了来自女性主义研究内外部的指控（Haraway，2003）。但它反对这样的观念，即女性主义立场理论为将科学和普遍主义等同于由男性做出的以及关于男性的研究提供了真正的替代选择，也为把女性主义的研究简化为仅仅是记录女性被剥削的研究找到了替代选择。

女性立场的思考开始影响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开始进入权力和媒介的讨论。把该话题置于政治经济学的问题表单上的领军人物是爱尔兰学者盖拉赫尔（Margaret Gallagher，1992，1985，1984，1980），他对主流的政治经济学路径提出普遍批评，并继续图绘性别化的大众媒介政治经济学的地形图。这种路径的要素包括，女性在历史上的文化生产中占有一席之地。尽管几乎从印刷出版业以来，有文化的中产阶级女性的市场已经很强了，但那个市场以显著方式把女性置于从属地位。例如，她记录了19世纪小说中女性在社会关系中的四重从属性。女性小说家作为工匠是被允许的，只要她们的工作并没有打乱她们的主要看护家庭的职责。再者，女性被归属为在印刷商业中无技能的劳动领域（与童工一起）。更进一步，女性在家庭劳动中的被剥削还是侍养了中产阶级的女性的阅读和时不时的写作。最后，小说中充满了这样的内容：建构和诉求女性为浪漫的、柔弱的、主内的、母性的消费者。盖拉赫尔通过分析建立了这一历史论述，即将文化工业中女性的结构性地位，例如除了某些高度可见的位置外女性的过度空缺，与跨文化工业的女性描述联系起来。历史的、社会结构的以及将社会阶级与性别联系在一起的文化分析的结合，为重新思考文化工业的政治经济学路径提供了重要模式。

除了盖拉赫尔·柔奇（Colleen Roach，1993）对和平运动和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政治经济学也做了性别化评估。斯蒂夫（Steeves，1989）开始了“全球性别问题”的议程。她的阐述包括：跨国企业既是资本主义的又是家长制的工具，广告与编辑和激发了阶级和性别的观念与形象的娱乐内容的关系，以及在媒介生产过程中和媒介组织中女性的到场与缺席。她的结论说明了对社会阶级和性别分化的抵制形式以及新信息和传播技术的问题与机遇。⁽⁴⁾对于斯蒂夫和其他一些人来说，一种基于家长制和资本主义二元对立的路径具有提供一个分析的广阔领域的好处，因为当人们在做资本主义父权制或者家长制的资本主义时，它容许人们聚焦于具体的基础也不罔顾其余。但这个路径面临任何基于两种因素彼此建构的框架都可能面临的同样挑战，比如，如何刻画他们占据的领域的特征，哪个是形容词，哪个是名词以及如何描写二者互动的本质。

当代女性主义研究建立在从女性主义视角去检视媒介和权力这样的基础上。第一个主要的尝试包含在米汉（Eileen Meehan）和赖尔登（Ellen Riordan）的文集中，米汉对政治经济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她延伸了斯迈思关于受众是如何被制造为有利可图的商品的问题。2002年，米汉和赖尔登写出了《性别和金钱》（Sex and Money）一书，这本书汇集了领头的女性主义者和政治经济学者处理这些议题的研究。具体说来，该书描写政治经济学的和女性主义的立场在各种不同的层面上——个人的、经验的、制度的和结构的层面上——如何对理解资本主义都作出了贡献，比如，巴勒卡（Balka）写的那一章是关于在电子传播工业中女性的工作，始于当她们理解她们所谓的“不可见的日常生活”时，她们活生生的经验。包括：女性如何经验她们工作中的尺度和监管以及她们为获得控制这些尺度和监管做出的努力。巴勒卡对这个过程的描写与工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联系在一起，这个工业是在她所研究的沿大西洋的加拿大区域中，并且正在经历剧烈的变迁。具体地说，就是从公共利益的规范转变为更为强烈的商业模型，这个转变导致公司削减工作，通过高级技术的采纳强加严厉的控制在那些留下来的工人身上。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性别化对一种经验作了丰富的解读，而这些经验经常只是被简单地描述为技术变迁和全球宿命的必然后果。类似的章节使米汉和赖尔登呈现了女性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一种真正整合的经验观察的细节。

在萨拉卡奇斯和谢德（Sarikakis & Shade）的《国际传播中女性主义的干预》（Feminist Intervention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一书中，进一步推进女性主义立场。这本书处理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处理过的中心问题，但采取了清晰明朗的女性主义出发点。就像许多政治经济学分析一样，这本书描述了权力、技术、劳动和政策，但从性别出发看待它们。于是，比如，媒介工业的全球化紧紧地和女性在媒介和新技术中的就业联系在一起。通过运用女性主义立场，它们使我们重新思考国际传播研究。诚然，诸如新闻在穷国和富国之间的流动这样的传统问题确实重要，但是，国际传播也是关于女性发展政策、色情的媒介生产、艾滋病的表征以及结束这些灾难的运动；是关于女性在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中的地位，尤其是在媒介和高科技劳动中，以及女性针对工作中的剥削而开展的活动。本质来讲，萨拉卡克斯和谢德展示了国际传播不是无视性别，也不会是一个仅仅描写对女性的各种影响的领域。相反，她们以及该书的其他一些作者揭示了女性如何从生产到就业再到政策等方面来建构国际传播的，他们的书通过把所有这些问题看作是女性问题而迈出了重要的步子。(www.xing528.com)

从这两本书所处理的问题开始，这方面的文献已有强劲增长。李（Micky Lee）的研究（2006，2007）以及麦克劳林与约翰逊（McLaughlin & Johnson）的研究（2007），包括其他一些研究在内，在从女性主义立场论述这种政治经济权力方面做了大量清理地基的工作。她们的研究主题从媒介、电子传播到信息技术，从消费到生产以及从家到办公室（也请参看Huws，2003；Mosco and McKercher，2008，第2章）。也有一些关于女性主义立场理论的有趣研究，这些理论通过检视受众行为如何被看作是保卫或者抵制支配性的意识形态的权力表现而跨越了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Atkinson，2005）。

第九章将重新检视女性主义研究和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系。这部分的结尾就是从劳动的立场出发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开始的新航程。通常的传播研究在处理媒介内容和受众方面比处理传播劳动方面做了更为彻底的工作。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政治经济学文献为处理这些盲点做了一些事情，尤其是检视了新的传播和信息技术在工作中的应用（Mosco and Wasko，1983）。研究开始处理工作转型，比如，就业的类型，媒介和电子传播工业中劳动的变迁本质。哈特（Hardt，1990）通过谴责新闻史中劳动视角的缺席，把政治经济学视角和编辑部的文化史联系起来，而编辑部往往聚焦于引进新技术来执行工作。这延伸了在传播研究之外耕耘的政治经济学学者的先锋研究，这些政治经济学学者检视了编辑室的劳动过程（Zimbalist，1979）。⁽⁵⁾

与此相关，研究论述了新技术被应用于减少企业中的雇佣，并通过执行电子网页设计以及通过电子新闻收集改变记者的工作来重构编辑们的工作（Russial，1989）。这些研究论述了劳动过程观念的具体运用，即使用传播和信息技术来改变专业的新闻工作者的观念活动（他们对于传播手段有一定控制）并在管理上的受控的技术体系中使权力得到平衡。相似的研究开始处理电影中（Nielsen，1990）、广播中（Wasko，1983）、电子传播中（Mosco and Zureik，1987）以及信息工业中（Kraft and Dubnoff，1986）的劳动过程的转变。

处理国际劳动分工和劳动的国际化这样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已初见端倪。前者源于使生产合理化的压力，以及技术尤其是计算机和电子传播中的技术所提供的克服了曾经为商业设置了局限的空间和时间限制的机会。这些研究开始探索全球劳动市场的形成，这个市场使企业在国际规模上利用差异工资、技能和其他重要特征。这个领域大多数早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集中于硬件（东南亚）以及数据入口（加勒比海地区）商业扩散到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低工资和专权统治吸引了公司（Mosco，1989b；Sussman，1984）。传播中的国际劳动分工的增长激发了人们对劳动国际化的兴趣。具体来讲，这牵涉到利用传播手段包括新技术，跨越疆界去铸造工人阶级和工会利益的亲密联系（Waterman，1990，2001）。

对劳动国际化的研究随后滥觞，并且一种真正的劳动立场开始出现，我和麦克尔切尔的合作研究展示了这种滥觞的不同向度（McKercher and Mosco，2006，2007；Mosco and McKercher 2008）。对我们来说，虽然去理解企业权力、新技术以及保守的政府如何改变了劳动是重要的，但同样重要的是确定劳动对此做了什么。我确认了两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劳动集中的出现，这种集中把分布于传播工业中不同区域的工会联合为一个巨型的工会，它代表记者、广播员、技术员、电话员以及那些在高科技领域被雇佣的人。两个主要的巨型工会是：美国传播工人工会（the Communication Workers of America）以及它的加拿大同行传播、能源和文员工会（Communication Energy and Paperworkers Union）。跨越兼并媒介和信息技术企业的联合工会的发展为更好地面对跨国企业的权力提供了资源。“美国传播工人工会”揭示了这一点，当国家广播公司把其工人开除时，工会为反对加拿大广播公司执行了一项有效行动。因为工人拒绝接受向兼职劳动转变以及转包而加拿大广播公司相信一个把高报酬执行者和低报酬技师聚集起来的工会将不会持续团结，尤其是由美国工会领导的工会，CBC预料到了团结的快速衰落。通过使用其经济资源和国际网络，“美国传播工人工会”提供了需要延续的支持，工人们不仅展示了他们横跨职业和社会阶级界线的团结，他们还能够把受众招揽到他们这边。七周后，CBC放弃了原主张。另外的案例不是那么成功但已有足够成功的例子使人们看到了一个大的工会运动回归的希望，只不过这一次的转变是在传播工业里。

第二个劳动策略是工人协会的成立，工人协会出现于处理重要问题的社会运动。戴尔-威日福特（Nick Dyer-Witheford）在其书——《赛博马克思》（Cyber-Marx）中，用了社会运动立场阐述今日全世界对资本主义的反对（也请参看Hackett and Carroll，2006）。他尤其痴迷于社会运动如何使用新媒介去反对跨国政治经济。在这个方面，马克思所说的普遍智力的增长是依靠信息丰富和媒介精通运动（Information-rich and media-savvy movements）的，这些运动抵制和展示了现状的替代选择。麦克尔切尔和我在工人中也关注了这一点，这些工人们在信息或知识劳动世界里开展新运动和发展新组织。我们尤其倾注心力于传播工业中的主要分裂的两方面：技术工人——比如那些生产像计算机系统新编码这些软件的人，还有就是文化工人——主要是那些生产媒介内容的人。技术工人华盛顿联盟或者WashTech已建立一种合同制计算机工人的运动并在微软已取得一些成功，而且在努力处理外包高技术工作到印度和其他国外场所这样的问题时站在最前沿（也请参看Brophy，2006；and Rodino-Colocino，2007）。再者，美国自由作家联盟也从一场运动中快速成长起来，运动的人们是为媒介公司工作的短期的合同工人，他们的工资很低，福利少到几乎没有。

类似这样的组织通过重新思考工会主义，通过把自己的行为与更广泛的政治、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而重新定义劳工运动的本质。对于政治经济学来说，这些组织展示了采纳劳动立场的重要性（也请参看Kumar，2007）。聚焦工人们的自我组织可以捕捉到大范围的行为和问题，这些行为和问题是青睐资本如何剥削工人的传统研究所忽略的。这两种视角都很重要，但现在是该通过描述传播工人的积极机构来重新恢复平衡了，这具有政治含义。因为我们时代的中心问题之一是决定这些技术和文化工人是否能够团结在一起。更宽泛地说，这不仅仅是关于下一个新事物是什么的问题（比如，最新的技术小玩意儿），而是世界上的传播工人是否将会团结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