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路径

第一种趋势例证了政治经济学的空间扩展，例如，从民族国家到跨国方向展开。但从时间的角度看，历史研究也有实质性增长。就像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历史的主要特征一样，充分利用这种视角的传播研究也总是对历史格外敏感。例如，始于20世纪80年代，对电子媒介的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研究聚焦于政治权力中心和媒介权力中心之间的关系。这包括赫伯特·席勒（1981；1992）对一个全球的、严重军事化的电子媒介系统的研究，还有斯迈思（1981）对加拿大横跨出版业、广播电视和电子传播的依附进程的研究。后几代的学者进一步发展和修订了他们突出的主题，非常强调政府和企业权力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包括美国广播研究（Kellner，1990；Winston，1986）和电子传播研究（McChesney，1993；Mosco，1982；Schiller，1982）以及他们在加拿大的同行对加拿大广播的研究（Raboy，1990）和电子传播历史的研究（Babe，1990；Martin，1991）。丹·席勒的研究尤其重要，因为其研究确认了权势在电子传播工业里的发展并且这些工业开始为五斗米折腰的过程。这些权力都是电子传播服务的大型企业使用者，而且他们的出现标志着工业权力结构的重要转向。拉柏伊（Raboy）的著作挑战了这个观念，即公共广播必然有利于政治民主，他的著作证明了国家控制公共体系的方式实际上使社区和公民社会群体的声音销声匿迹了。

近些年来，历史研究的数量有了巨大的增长，比起早期研究有了重要进展。的确，研究的扩展引导一个领军的政治经济学者去呼吁将批判视角从政治经济学转向历史，因为后者为媒介改革运动提供了更好的导向，包括那些致力于推动民主传播的人（McChesney，2007）。我们能够理解这个视角，仅仅因为历史研究，尤其是在建构一个更为民主的媒介体系这个领域中的历史研究，是批判研究的主要贡献之一。特别的原因还在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学者们对来自草根历史观的传播权力的检视产生了浓厚兴趣，草根历史观以劳动和社会运动的组织的角色为特征。例如，蒙哥马利（Montgomery，1989）研究了跨越政治地带的媒介改革运动的历史，麦克切斯尼（McChesney，1992）论述了为建立劳工广播电台的奋斗，温瑟克（Winseck，1993）考察了在高度发达工业社会里，社会劳工参与电子传播政策的过程。并且，我们将看到，这个特殊的兴趣领域在近年来成长不少。然而，我们对保持历史与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联系也是理直气壮的。历史，伴随着这样的承诺：研究社会总体、道德哲学以及实践，因此，也是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支柱之一。没有历史的维度，我们几乎不可能做好政治经济学研究。同样，在创造民主的传播中极为活跃的人群主要由强调政治经济学和历史的学者组成。厚此薄彼会削弱团结，而团结本身为进行社会干预的政治经济学打上了普遍的特征。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当前的研究继续着从政治经济视角去追求历史分析的趋势。更重要的是，研究已经与较传统的传播研究的历史分析形式分道扬镳了。这种传统的形式倾向于强调个人，比如，像默多克（Rupert Murdock）这样的媒介巨鳄被看作是媒介发展的驱动力。媒介历史就是“大人物”的历史这种叙述方式可能是愉悦人的，但这种研究如今之乏善可陈如同在赫斯特（William Randolf Hearst）时代那样。这样做对理解电影《公民凯恩》（Citizen Kane）有好处，但却不利于理解媒介。对媒介历史较为深思熟虑的做法曾经是聚焦于技术发展的弧面，以及将传播史与广播或电视等具体媒介的历史相等同。然而，这种路径倾向于具化技术，给技术以自我生命，这与社会和政治势力型塑技术发展的方式不成比例。当历史研究转向社会和政治的研究，它已倾向于对政策和政治做倒转研究，后者是政府和企业精英们制定的。比起将一个媒介巨人或者一门特殊的技术神化（它们充其量提供了分享着一种普遍的政治倾向的精英人士之间的冲突的洞见），这种视角更有意义（Hills，2007；Winseck and Pike，2007）。但这种视角通常也忽视了考虑精英圈子外的抵制，尤其是传播历史如何是一个更为广泛的斗争领域。

这种认识描述了今日历史分析的特征，这种历史分析就是采纳了政治经济学视角。具体说来，他们揭示了今日适宜的媒介体系是深刻抗争的历史结果，不仅关乎决斗的资本家和他们在政府中的联盟，还包括工会、市民群体、消费者联合、宗教狂热家以及形形色色的社会公正组织。麦克切斯尼（1993）在分析为控制美国的广播而进行的战斗时，牢固地确立了这一路径的地位。从很早以来，广播既不是超越政治，也不是对少数精英分子有利的政策领域，而是被确认为对民主和诸多社会运动组织至关重要的工具，这些运动组织使用他们能有的权力去使广播民主化。为达此目的，他们为广播台而战斗，工会、当地社区和各种公共利益组织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去控制这些台。他们为市民接近广播电视而奋斗以反对支配性的企业对广播的控制。他们通过推动对规制的大众控制，为使政策过程民主化而斗争，这些规制可以拿走执照，可以分配波段，并为媒介的公平使用建立规则。本质上，为广播奋斗也就是为民主奋斗。广播不仅是少数先锋的工具，或者是深奥的空中魔力占卜者，它还植根于20世纪最有意义的政治战斗中，使美国新政的支持者与支配性的保守势力竞争，这些保守势力通常在美国政治中占上风。

同样，广播也是丹宁（Denning）所称的“文化前线”的中心工具。“文化前线”是一种从20世纪20年代晚期延伸到50年代早期在美国的一场运动，这个运动为试图建立由大企业引导的美国传统权力结构的替代物提供了文化活力。除了罗斯福新政自由主义者，这个运动还包括社会民主党人、社会主义者以及一些共产主义者，在大萧条中，该运动获得活力，而在50年代衰微。那时，商业开始大规模复苏，包括麦卡锡主义在内的反动运动。今日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来撰写传播历史的学者明白无误地或者含含糊糊地讲述媒介在文化前线的角色的具体故事。一些人继续丰富广播的历史，如歌德弗雷德（Nathan Godfried，1997）检视了一家芝加哥广播电台的历史，这个广播站为代表这个城市的劳工联盟所建立和掌管，在商业广播的一片汪洋大海中，该台发出劳工的声音，这不是一项轻松的事业。尤其是许多联盟的成员同时也是商业台的拥趸，这些诸多的联盟为定义一个劳工的另类媒介而奋斗。在面对巨大的广告和商业压力下，芝加哥劳工联盟（CFL，Chicago Federation of Labor）仍能够在整个20世纪40年代保有其独特的特色，既有劳工的立场也提供新闻和娱乐。冯斯-伍尔夫（Elizabeth Fones-Wolf，2006）重返芝加哥劳工联盟，描述了广播在20世纪的美国努力建立一个民主的左派中的广泛角色。她不仅描述了商业台的几种替代方案，也描述了劳工及其同盟在当时一些中心政策的争论中与商业台的政治战斗。这些战斗包括授予和更新广播执照的决议，确定电台所有权的限制的决定，为什么是可接受的内容设立规则，广播多元视角的要求的准确决议（也请参看Fones-Wolf and Fones-Wolf，2007）。

政治经济学也处理其他媒介的历史轨迹，尤其是报业。例如，特蕾西（Tracy，2006）撰写了国际打字工人联合会在为控制劳动过程和在报业中新技术的引入的斗争中发挥的关键作用。这些斗争在1964年发生的异常罢工中达到高潮，致使纽约市的报业关闭了四个月。特蕾西还做了对劳工行动领袖的访谈，记录了劳工在媒介工业中一度有力的声音，而且评估了劳工的优点和缺点，比如，依赖于狭隘的工艺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最终弱化了他们的声音。我和麦克尔切尔（Catherine McKercher）的研究延续了这样的观点，叙述了贯穿美国传播史的传播工人中间工艺和阶级之争（也请看Mosco and McKercher，2008）。(www.xing528.com)

正如研究媒介集中的政治经济学家所揭示的，企业能够击败那些为民主传播呼吁的人并迫切要求一种媒介的单一的商业形式的方式之一是，交叉拥有或者购买位于单一社区或者地区的多种媒介。但这种方式也遭到市民联盟和劳工组织的强烈反对（Fones-Wolf and Fones-Wolf，2007）。在旧金山，为了接管由赫斯特集团控制的媒介而开展的斗争为这样一个公司做了最炫目的注脚，这个公司在报纸和广播媒介中，拒绝忍受任何哪怕是轻微背离保守主义立场。

我们也能找到最近的主要例子，这些例子例证了电子传播和计算机工业中的抵制历史。格林（Venus Green，2001）反对大发明家、技师和企业支持者对AT&T历史的传统阅读方法，他检视了该公司历史中种族、性别和阶级的互动。丹·席勒（2007b）叙述了工作场所中的抗争以及政策制定圈子里的斗争，这些斗争挑战了商业为了控制邮政和电话行业的努力。佩洛和帕克（Pellow & Park，2002）用这种分析视角分析了硅谷，讲述了首先是当地人们的抗争，接着是农业工人，现在是做着肮脏的硬件工作的移民女性以及享有特权但经常被剥削的年轻软件师。

这不仅是美国的故事，美国北部边境的政治经济学者也以这种讲述历史的异端形式在这个领域耕耘。即使在拥有类似BBC以及加拿大广播公司（CBC）这样的国家，这些机构为反对普遍的商业化而捍卫公共利益也是老生常谈了。但马泽帕（Patricia Mazepa，2003，2007）在对加拿大媒介历史奠基性的研究中指出，历史是意味深长地更加复杂，不像学术复杂性往往看来无关紧要。马泽帕的研究为我们如何理解公共媒介以及我们可以为公共媒介做些什么提供了不同视角。她利用档案资料，揭示了加拿大广播公司的发展不但是为了抵制横跨美国边境的商业化广播，也是为了抵制关于“公共”的替代性定义，这些替代性定义体现在由移民、社会主义者和劳工组织建立的加拿大媒介中，而国家广播公司通常忽视了这些媒介。在加拿大，公共广播最终和白种殖民者媒介，主要是英语版，主要是精英话语的法语版联合，这些版本主要以魁北克为基地。结果，为外在于主流媒介的组织所建立的社区和地区媒介并不被认为是适合加拿大广播公司的。移民的、社会主义的以及劳工的媒介奋起，既反对商业化媒介，也反对国家媒介。国家通常显示出极小的宽容并且非常热切地使用政策权去破坏兴起于加拿大国家广播公司和私人广播公司体制外的媒介。马泽帕的研究不仅揭示了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的媒介生产和来自底层的抵制的历史，还号召学者，尤其是那些参与制定广播政策的人去质疑公共广播中“公共”一词的含义。最后，其研究把公共的含义扩大到包含真正的民主替代方案，而不只是那些表征一种加拿大白人殖民者的方案。

麦克尔切尔（2002）所写的加拿大新闻史图绘了在劳动过程控制、技术采纳以及新闻形成中爆发的冲突。这些冲突不仅是那些拥有出版社的人所制造的，也不是由工作中不断变迁的技术强加的，而是源于罢工和其他劳动行动。一些冲突为工人们和那些希望或需要一个更为不一样的新闻事业的人们提供了生存空间。他们中的许多人很少有成功感。但是她的历史研究，就像其他那些政治经济学者在本部分描述的那样，为标准故事提供了真正的替代物，并且这样做时，就把恰好是属于社会行动者及工人自己的机构还给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