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政治经济学：走向全球之路

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都打下了基础，包括发达地区，如：澳大利亚（Graham，2000）、新西兰（Hope，2006）以及日本（Morris-Suzuki，1988，2005）。一些研究在随后的章节中将被提及，但本章的其余部分主要是论述传播的政治经济学路径在发展中国家的诞生。

为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而奋斗的呼唤在20世纪60到70年代之间得到发展，这是从亚非拉国家不结盟运动中产生的。这些国家宣称忠于国家自决，给予传播政治经济学以政治目标和一种新的动态的研究议程。在战后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的重组中，传播扮演了何种角色？传播和文化如何复兴了对形式上独立的国家的支配权？可以采取何种措施来矫正国际传播的不平等？

发展中世界的研究与发达世界的同行是分离的，因为它主要是从一系列的社会抗争中淬炼出来的，而这些斗争为不同地区的多种形式所界定，可以被不同地确定为反殖民主义、民族解放或者社会主义斗争。这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爆发的运动有助于创造一种知识和研究的议题。实际上，那些在革命运动中作为领导人物的人士，如毛泽东、胡志明、卡布拉尔⁽²²⁾和格瓦拉，其本身也是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这个阶段的解放运动的领导者也因为他们明确地承认控制传播手段的重要性而著名，包括控制广播和其他电子手段去为革命提供支持。诸如阿尔及利亚的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1965）和巴西的弗莱雷（Paulo Freire，1974）这样遍布拉丁美洲的知识分子领袖们，就大众媒介和文艺作为革命行动的工具而著书立说。尽管马克思思想和其他批判思想的早期变种对传播、公共舆论和意识形态颇为关注，但他们的著作一开始就与经济倾向相分离。

发展中世界的研究萃取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早期的“热战”，它从两个相关方向同时起步。首先，它淬炼为一种对现代化路径的批判，认为现代化路径是前殖民势力对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政治与军事成功而展开的主要回应；其次，发展中世界的研究提出一系列视角，令人耳熟能详的是依附理论，此理论建构了理解政治经济的全球转型的独特框架。所谓发展主义或者现代化理论路径也是淬炼于斗争中的。对于发达的西方尤其是美国来说，他们感受到对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并没有给他们留下更多的时间去庆功，因为共产主义以及被西方看作是其表现的社会主义和民族国家解放的运动正成为资本主义扩张的拦路虎。为了克服障碍，赢得对“第三世界”战争的胜利，比如，为了击退共产主义和安抚发展中世界，西方社会的全球军事、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运动空前甚嚣尘上。

发展主义作为一种领导性的知识灵感，整合了以顶尖大学和研究中心为基础的精英学术团体，去确定如何安全地捍卫为资本主义包围的发展中世界。由于发展主义的核心观念隶属于一种正在凋敝的批判立场，这种批判立场有助于磨砺发展中世界以及发达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的学者们的知识锋芒，于是，现代化理论很容易被看作资本主义霸权的简单辩护而烟消云散。但那也许是错误的，现代化视角的使用毫无疑问是捍卫美国是一种相当不同的力量的一种工具，这种力量是帮助其疆域之外的民族国家——包括那些在战争中为它所征服的国家，加入现代世界中。然而，除此之外，现代化理论尤其是可以作为传播理论包含一套老练的工具，这套工具是针对变迁的军事、政治和知识条件以便建构一种霸权。

现代化理论脱胎于美国以及在很小的程度上其西方盟友在二战后所面临的基本问题。西方面临遍及非洲和亚洲的非殖民化运动以及拉丁美洲的政治剧变，只有美国处于掌管这些发展并把许多新独立的国家带入正在变化的战后的资本主义分层等级中的有利地位。诸多现代化理论是古典社会学模式的副产品，尤其清楚的是来自腾尼斯（Tönnies）的著作，这使传统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乡村区别于都市，礼俗社会区别于礼法社会（Mattelart and Mattelart，1992：171—172）。这种观念的问题是，它暗示了现代化的支持者都是单纯的社会学家，这些社会学家试图运用简化的、教科书式的社会学来做研究，这些学者如勒纳（Lerner）、普罗（Pool）以及其他现代化理论家，他们不仅读腾尼斯的著作，也从其世纪转折的观念来理解“现代”的观念是如何发生转型的。

现代化理论意味着国际劳动分工的重构，将非西方国家纳入正在兴起的国际结构的等级中。重构的一个因素是“民族建构”，这是一个创造精英的过程，这些精英可以有效地以民族主义取代由苏联和结束大战不久的中国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模式。在民族身份认同的旗帜下，这些精英阶层的一部分会联合其余的必要的社会结构的力量去抵御革命的挑战，抵御社会主义的挑战，后者扬言超越民族的差异、组织广泛的被排斥的阶级和阶层来反对日益增长的跨国商业和日益军事化的美国政府。尽管美国不断地努力去推动“民族建构”，但还是无法仅仅通过军事手段达到此目标，其国内压力也不允许它再次在欠发达国家推行一个二战后如马歇尔计划那样的不堪重负的援助项目。⁽²³⁾伴随着军事与经济攻势，美国还利用那些传播和知识工具，也就是其媒介和信息工业已经在战前开始磨刀霍霍并从战争的冲突中赚得盆满钵满。⁽²⁴⁾

早年间，正如萨马拉吉瓦（Samarajiva，1985）和其他人（Mattelart and Mattelart，1992；Sussman and Lent，1991）指出的，传播策略意味着用心理战的方法，用这方面的领军人物拉斯维尔（Harold Laswell）的话来说，在和苏联的对抗中“搞清楚真正的同盟和敌人”。勒纳（Daniel Lerner）的书《心理战》（Sykewar，1949）一书成为他后来在该领域的经典之作《传统社会的消逝》（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1958）的原型。后者用了广泛的访谈，去图绘支持或者阻碍现代化的系列态度与价值观（这些态度和价值观可以以多种方式加以理解），但特别是支持那些其目标是建构市场经济的国家和国际力量。接着，特别是在施拉姆（Schramm，1964）的著作中，现代化理论家直接转向作为一种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工具的大众媒介。事实上，媒介发展的水平成为一般的社会发展的主要指示器之一。直接遵循这个前提，罗杰斯（Rogers，1971）开始检视革新与社会变迁的普遍倾向，包括现代传播手段的导入。这点是至关紧要的，因为改善对媒介技术和媒介讯息的普遍接收条件对于实现发展的广阔目标是生死攸关的，这些目标包括改变大家族结构的社会需要、创造市场经济的经济需要以及建立一个国家的和地域化的领导者的支持阶层的政治需要；图绘创新扩散的曲线是另一种刻画目标的手段，也就是追寻包括大众媒介在内的西方生活方式的机遇目标。

由现代化理论激发出灵感的传播研究项目非常具有影响力，这些研究项目提供了有关发展中国家人民的行为、态度和价值观的大量信息，并且有助于形成大学传播研究项目和研究中心。就拿拉丁美洲来说，麦卡娜尼（McAnany，1986：29）总结道，第一代或者两代本土传播研究学者都受到美国功能主义传统的熏陶，这也就是现代化所出之门。在资源缺乏的地区，这意味着大多数学校、杂志和教科书都是美国政府的援助所资助或者组织，并且由现代化理论的支持者所掌管。尽管如此，无论对这些层面的影响力有多大，现代化在提高发展中国家人民真实经济条件时几乎无能为力。现代化的理想和实际成就之间的鸿沟越拉越大，填在鸿沟中的是越来越多的批评家，一些批评家通过解剖现代化理论磨砺了他们大众媒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技能。拉丁美洲的情况尤其如此，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个地区无可争议地是发展主义蓝图的最重要的目标。自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后，对美国而言，与处在贫穷和社会剧变中的国家分享半球的一般问题复杂化了。

作为现代化规划带给拉丁美洲的“特殊待遇”的部分结果是，批判研究在相对较早的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发展了，比如，智利的马特拉的研究，巴西的弗莱雷，委内瑞拉的帕斯夸利（Pasquali，1967），阿根廷的贝隆（Veron，1967）。⁽²⁵⁾这些都是首批检视媒介发展规划的后果的人。在他们对文化、大众文化、新闻和电视的研究中，他们展示了西方媒介公司是如何成为现代化规划的主要受益者的。对拉丁美洲的人们来说，这些规划既是金钱的浪费也是加深发达国家中的贫富分化以及对西方富裕国家依赖倾向的工具。

20世纪60年代和整个70年代，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风起云涌的批判扩展到大众媒介，并且由于依附理论的兴起而收获了富有意义的理论基础（Beltrán，1976）。政治经济学研究在1976年，由于墨西哥市的拉丁美洲研究所（Mexico City of the Instituto Latinamericano de Estudios，ILET）的成立而取得长足进展。该研究所原先是由玛塔（Fernando Reyes Matta）、荣卡利奥鲁（Rafael Roncagliolo）、施米克勒（Herbert Schmucler）和波塔莱斯（Diego Portales）所领导的一群学者组成的，其主要兴趣是跨国商业研究，尤其是媒介公司的影响力研究。墨西哥市的拉丁美洲研究所的影响力在国际政策争论中最为有力地被感受到，特别是通过索马维亚（Juan Somavia）致力于矫正信息的全球生产和分配的不均衡的研究，他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麦克布莱德委员会（U.N.'s McBride Commission）的成员之一。根据荣卡利奥鲁（1986：79）的研究，墨西哥市的拉丁美洲研究所的媒介研究议程论述了三个政治经济学家一直面临的中心问题：(www.xing528.com)

1．在跨国化过程中的文化，以及在文化过程中的传播的地位是什么？

2．除了表明在跨国层面上将需求同质化之外，消费的跨国化还包含什么含意？

3．真有一种叫“跨国文化”的东西？还是仅仅是行为类型的跨国化？（请参见Chakravartty和Zhao的最新版本，2008）

这个概念框架将媒介置于文化生产和消费的情形中，同时将消费置于普遍的跨国化的过程中。再者，该概念框架把跨国化、国际化和同质化之间的关系置于其研究议题的中心。⁽²⁶⁾除了向拉丁美洲人民论述了媒介现代化的消极后果，对于一个替代性理论框架的发展，也就是一般人所说的依赖理论，墨西哥市的拉丁美洲研究所以及其他人不仅是贡献者也是受惠者。

在其他一些传播研究中心中，在秘鲁首都利马成立的拉丁美洲所（Institute for Latin America，IPAL）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来源格外突出。在其创立者荣卡利奥鲁的指导下，IPAL把政治经济研究带入两个方向，这两个方向对于该路径在当代的发展日益重要起来。IPAL除了研究印刷和电子媒介，尤其关注新的传播和信息技术的社会关系。这使它站在了对现代化理论的新阶段的争议的中心，比如，市场导向的电子传播的建立以及遍及发展中国家的远程信息处理体系的建立。而且IPAL对社会抵制文化以及围绕大众文化和传播组织起来的另类社会实践颇有兴趣。

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也是古巴的鲜明特征，哈瓦那大学的冈萨雷斯—马内（Enrique Gonzalez-Manet）是领军人物。冈萨雷斯—马内（1998）在提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础方面特别活跃，他全面分析了拉丁美洲的媒介体系，为发展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社会主义版本的推广做出了努力。

在发展中国家淬炼于实践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却是由依附理论的理论性表述所激活（Amin，1976；Baran，1957；Cardoso and Faletto，1979；Dos Santos，1970；Emmanuel，1972；Gunder Frank，1969）。尽管关于依附的含义有很多争议，以至于我们在简介这个视角时要小心为妙。但是，少数核心概念似乎还是最被赞同的，包括这些观念：跨国企业基于核心国家并得到他们各自国家的支持，跨国企业通过设立进行资源、生产和劳动的市场交易的条件来对核心之外的国家实施控制。通过控制交换条件和市场结构，跨国资本确立了在其腹地的经济活动的条件。往好的说，后果是依附性的发展；往坏处说，是欠发达的状况的持续。批评家毫不犹豫地指出，依附路径主要关注外部力量如何为社会和经济发展形式设置条件，而很少注意地方力量和包括当地的阶级结构在内的生产关系作出的贡献。

依附路径的另一种版本是将争议的条件转向文化领域，这些学者的兴趣主要在媒介和文化，他们检视了对为跨国媒介公司和国家控制的生产、发行和接收循环的依赖。这里的研究不仅是经验地评估现代化理论家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他们的发展目标，依附理论也提供了一种替代性解释，这种解释把现代化理论家所描述的实践置于跨国权力及其依附的广阔语境中，也包括一个公认的功能性的观察结果：现代化是延续欠发达状态的工具。

依附理论享有广泛的影响力以及受到同样广泛的批评。它因为聚焦于跨国企业对发展的影响、忽视国内阶级和权力关系而受诟病。依附理论家以检视这些国家内的买办精英的角色、特殊区域的较为富裕的半边陲国家的影响力作为回应。它们各自都对核心内陆地区价值创造过程发挥了重要作用。批评也指出了依附视角内部的经济决定论的倾向。具体说来，批评家指出，依附理论倾向于停留在这样的逻辑上：跨国资本似乎控制了国家，并把政府变成不过是管理积累过程的一种工具。对此的一种回应是，通过纳入一种关于国家的更为行动主义的解读来扩展依附路径，承认在欧盟、世界银行和八国集团秩序的基础上，发展跨国国家结构的需要，协调经济、政治和社会政策冲突的需要，以及回应社会阶级、运动和利益冲突的需要。再者，对依附理论的批评为文化分析、发展中国家持久的评判传播研究兴趣提供了更多的空间。不过，这种研究旨趣与依附路径提出的总体的经济推动力很难彼此适恰。尤其是，一种更为成熟的依附理论可以为从事文化帝国主义研究的人们提供一些空间，尤其是使之检视政治经济的完整循环过程以及检视构成文化接收和建构的过程与抗争（Mattelart，1986）。

尽管如此，对依附理论的批评，也深层次呼应了那些后结构主义的各种思潮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攻击。后结构主义拒斥讨论资本循环和政治经济过程与文化实践的关系的价值，坚持认为依附理论的分析错误地从充其量是松散连接的、游离的、地方性的实践中建构社会总体性。后结构主义指出依附理论不过是在制造另一种宏大叙事的努力，是一种根本经不起社会和文化实践考验的总体性话语（Tomlinson，1991；Featherstone，1990）。这种攻击加深了全球传播政治经济学和一种全球文化研究的兴起之间的裂痕，这些裂痕有待于新研究去探讨，尤其是出现在西方核心的外围的研究，要面对这些裂痕并努力克服之。其他一些结论，我们在第六章将转向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当代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