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一本关键课程

描写欧洲的政治经济学学术传统的出现不如描述北美那么容易，因为在描述北美时，我们可以清楚地指出如斯迈思和席勒这样的关键人物。然而，从早期人物英国的哈洛伦（James Halloran）和芬兰的努登斯特伦开始讨论是有益的，这些人在他们自己的领域里对传播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并且，也许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他们的国际研究引起了人们对政治经济学的注意。

哈洛伦在英国传播研究发展中是领军人物。在过去的二十余年中，在他主持的莱斯特（Leicester）大学的大众传播研究中心中，戈尔丁和默多克的研究成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议题设置作出了贡献。此外，哈洛伦在担任国际媒介与传播研究协会的主席的近二十年里对世界传播研究的发展产生了影响（Hamelink and Linné，1992；Hamelink and Nordenstreng，2007），尽管长期担任国际专业协会这个最接近被看作是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领袖，哈洛伦并没有首肯这个路径，而是选择了把其研究及其中心的研究置于批判的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传统中（来自1992年4月的访谈）。他指出中心的设立是为了回应1961年内政部对不良少年问题的关注以及评估电视影响的兴趣。尽管他承认政治和经济研究的重要性，但他的主要的学术和研究项目的兴趣聚焦于发展一种批判的社会学路径（Center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1984：8）。哈洛伦把这种路径区别于传播研究的主流先锋，这些先锋的实证研究路径把数据收集置于“提出正确的问题”之先（Halloran，1981：23）。

在哈洛伦作为主任的任期内，该中心坚持出版一系列的研究报告，其中几个学者，尤其是默多克和戈尔丁对传播政治经济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不过，正如哈洛伦、默多克和戈尔丁所认同的，绝大多数研究成果采用了社会学的或者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来对待具体的社会问题。尽管研究范围依然很广阔，但是，重点却是强调年轻人、家庭和社区面临的问题，包括对少数民族的传播需要和社会学关注。事实上，默多克看到该中心获得很少的资助用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大部分的研究，比如哈里斯（Philip Harris）对于新闻通讯社的研究，哈特曼（Peter Hartmann）对世界信息新秩序的研究以及默多克对广告工业的研究都结合了包括政治经济学在内的几种研究路径，并且，所有这些研究都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早期。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的以及政策研究实际构成了1984年以来该中心的所有报告（来自1992年4月与哈洛伦、默多克和戈尔丁的访谈；Center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1991）。尽管人们把政治经济学与该中心联系在一起，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出版物几乎全部在该中心的赞助之外。确定了这一点后，戈尔丁总结道，在近似由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和霍尔（Stuart Hall）领导的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Birmingham School of Cultural Studies）这种意义上，从来就没有一个叫做政治经济学的“莱斯特学派”，甚至比不上由布卢姆勒（Jay Blumler）和麦奎尔（Dennis McQuail）在利兹（Leeds）领导下的政治传播学派（School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那些看来是一种制度化的研究项目，遵循一种遍及政治经济学的普遍模式，实际上是一群个人努力的成果，默多克、戈尔丁以及埃利奥特（Philip Elliott）和不时加入的其他人努力追求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Golding，Murdock，and Schlesinger，1986）。他们共同钟情于批判的社会研究，而不是给予政治经济学特别注意。

哈洛伦并非同辈欧洲传播学者中唯一支持（如果不直接说是塑造）政治经济学路径的学者，例如，普罗科普（Dieter Prokop）对媒介政治经济学进行了研究，这种研究把传播工业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关注连接起来（1983；1974；1973）。恩曾斯伯格（Enzensberger）的文章——“一种媒介理论的构成”（参见Enzensberger，1974）提出，通过发展一种着重强调阶级关系、冲突以及媒介矛盾而又颠覆性的本质的媒介理论，来填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空白范畴”之一，该文是这方面的早期努力之一。这里的要点是，尽管我们能够识别出如果不是如斯迈思也是席勒这样的同时代的欧洲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但他们对后来的欧洲政治经济学研究产生的影响力并不如斯迈思和席勒对北美的政治经济学的影响那么证据确凿。从这个视角进行的持续研究开始于随后的那一代传播学者。

芬兰的努登斯特伦多年以来在国际传播研究中以及在关于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政治争论中扮演了领导角色。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他着力于对西方传播研究中的实证主义和技术乌托邦的问题作批判（1968）。他因对全球传播尤其是努力矫正不均衡并因此使大众媒介民主化而闻名于世（Traber and Nordenstreng，1992；Nordenstreng，1984）。他的研究素养深厚扎实，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致力于使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诞生的不屈不挠的政治行动主义，并在被称为世界信息社会峰会中，努力把这个新秩序延伸到因特网和其他新媒介中（Mansell and Nordenstreng，2006；Nordenstreng and Padovani，2005）。努登斯特伦尤其擅长于把来自世界各地的政治经济学家和政策行动主义者召集在一起。当今世界只有极少地区未曾受到他的组织能力的影响。

努登斯特伦（1993，1979）和席勒合编了国际传播的主要论文集，这些论文集显示了强烈的政治经济影响。然而，他与斯迈思和席勒不同，我们不能轻易确认他采纳了政治经济学路径。这并非因为他缺乏对政治经济学者的主要关注的理论问题的兴趣，他曾使用显然是席勒和斯迈思的交叉的学术框架做了研究（Nordenstreng，2004）。然而，尽管显然分享了适切于政治经济学视角的价值观和评价，但他并没有对大众媒介和传播的经济维度产生强烈的研究兴趣。比之于哈洛伦选择批判的社会学作为关注的焦点，努登斯特伦则聚焦于传播的批判政治学，尤其是在国际和道德宣言中，这为他长期致力于政策研究和干预提供了基石。他的这种行事风格影响了包括政治经济学者在内的众多传播学者和行动主义者。然而，对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他并不如斯迈思和席勒那么直接，因为他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经济方面并没有持续的研究兴趣，加上他选择了聚焦明白无误的政治议题，他对媒介商业和文化与传播的商业化少有发言权。

斯迈思和席勒在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国际上尤其是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成型方面产生影响的该领域开展了研究项目。哈洛伦和努登斯特伦为针对欧洲的研究和世界其余部分的研究架起了一座重要的桥梁，这是通过哈洛伦为IAMCR工作以及努登斯特伦在大量国际议题中的研究来做到的。然而，一种政治经济学路径在欧洲的持续发展出现在1974年和1982年之间，一系列具有理论色彩和项目特征的文章对于把这个领域放在欧洲的知识地图中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核心的研究包括默多克和戈尔丁（1973）的“为了大众传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For a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 Communications”）以及他们的（1979）“资本主义、传播和阶级关系”（“Capitalism，Communication，and Class Relations”），加纳姆（1979）的“为大众传播政治经济学作贡献”（“Contribution to a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Communication”）以及马特拉为他和西格劳布（Seth Siegelaub）二人合编的两书——《传播和阶级斗争：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Communication and Class Struggle: Capitalism，Imperialism，1979），《传播和阶级斗争：解放与社会主义》（Communication and Class Struggle: liberation，socialism，1983）写的像书一样长的导言。这些研究尤其引人注目，因为他们为传播政治经济学建立了项目位置，而这一点深远地影响了政治经济学研究。⁽¹⁰⁾

默多克在伦敦经济学院接受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训练后，他通过把这种知识训练背景运用于理解文化生活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他在苏塞克斯（Sussex）大学撰写了在精英艺术市场中纽约的兴起与巴黎的衰落的论文。他对流行的青年文化产生的兴趣把他带到莱斯特，在那里的二十年中，他在文化和传播的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大众传播研究中心工作，90年代中期，他离开莱斯特和戈尔丁重新合作，那时，戈尔丁在莱斯特度过了大部分职业生涯后已来到拉夫堡（Loughborough）大学就职。尽管戈尔丁对传播研究的社会政策维度产生了更为强烈的兴趣，但其知识训练也是社会学。加纳姆来到传播研究领域是以电影研究为背景，他创办了《媒介、文化和社会》（Media，Culture and Society）的期刊，并在威斯敏斯特大学度过了其学术生涯。⁽¹¹⁾

出生于比利时的马特拉在鲁汶（Louvain）大学得到法律和政治经济学的博士学位，在索邦神学院⁽¹²⁾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从1962年开始，他是智利大学的教授，直到1973年美国支持的军事政变推翻了在民主改革的平台上被选举出来的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其在拉丁美洲度过的岁月中，马特拉受到该领域的影响并为该领域的研究课程的形成作出了贡献。这也就使他有机会与斯迈思和席勒联系，当时，后两者正在该领域研究美国媒介的影响（参见Schiller，1976）。他也承认由社会学家莫兰（Edgar Morin）发展出的法国“文化工业”路径对他的影响。离开智利后，他一直是巴黎大学的教授。

尽管在一些方面有差异，这些学者的早期研究对以下做法都有着明白无误的共同兴趣：批评地应用马克思的理论及对其进行不同解读，并由此来理解传播、大众媒介和文化实践。默多克和戈尔丁1973年的研究是开创性的操练，因为这项研究开始描绘媒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概念地图，在英国文献中，无人曾经涉足这个领域。⁽¹³⁾他们以英国媒介作为个案，见识了在出版业、报业、广播电视、电影和唱片行业中的工作结盟与所有权集中的过程。除了提出已被接受的媒介所有权集中趋势——整合和多样化经营，他们也呈现出那个时代的一种新发展——英国媒介的国际化。最后，他们评估了这些变化背后的广泛含意，包括在娱乐与信息方面选择的局限性。尽管他们对大众媒介的商业力量进行了早期的系统分析，但是他们也通过把他们自己置于开放性的情形中，小心地限制他们的结论：

描述和解释媒介的商业利益并非是为了建言一个确定性的关系，而是图绘媒介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的局限性。文化生产保有一种真正的自治，这种自治来自传统、职业意识形态以及对自由主义共识的真实包容性。（1974：226—227）⁽¹⁴⁾

默多克和戈尔丁1979年的研究提出了一种更为清晰明确的理论蓝图，从而把政治经济学路径置于批判理论的宽泛框架中。这表明，对他们而言，对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文化工业的论述的批判性解读可以为马克思的遗产及其应用于传播研究之间提供一种基本联系。例如，默多克和戈尔丁通过指出霍克海默尔和马尔库塞在社会研究所的贡献以及突出阿多诺对于音乐工业的研究，开始做马克思主义路径的文化分析的文献综述。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

阿多诺坚持文化支配的过程根源于“文化工业”的经济动力，这是任何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的必要起点。（1979：18）(www.xing528.com)

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强调“这只是起点”，并接着批评道，“简单地宣称‘文化工业’的资本主义基础必然导致和支配性的意识形态一致的文化形式理由并不充分”（1979：18）。⁽¹⁵⁾同样，加纳姆在同一年的文章中指出，原初的法兰克福学派在与后阿尔都塞倾向的对照中论述了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默多克为他们论述的奇特方式而喝彩。他相信法兰克福学派承认“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上层建筑确实被工业化；上层建筑被侵蚀并且基础/上层建筑的区分通过瓦解为基础而被打破”。他将这种观点与另外一种替代性的学术立场——也就是为文化研究所采纳的立场对比，这种立场的结论是，我们正在观察“基础向另外一种自治的上层建筑话语转型的过程”（Garnham，1979：130）。尽管如此，像默多克和戈尔丁一样，加纳姆把法兰克福传统的研究议题归结为：

法兰克福学派原初的立场的弱点不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基础或者经济的重要性，而是未充分考虑他们所观察到的经济过程的矛盾本质，由此也就把文化的工业化看作是毫无疑问的且是不可抵挡的趋势。（Garnham，1979：131）

马特拉从立场鲜明的反帝国主义的马克思思想文献出发，并不是那么关心与法兰克福学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路径的关联。毫无疑问，这种做法部分地源于他所承认的法国传播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诸如阿尔都塞和巴特（Barthes）这样的法国知识分子所开辟的理论工作——这些理论工作影响了伯明翰的斯图尔特·密尔，却几乎没有在法国的基础媒介研究学院得到教授职位。直到20世纪80年代也没有产生哈贝马斯的研究成果的法国版，这一点也导致了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对话的缺乏（Mattelart and Mattelart，1992）。尽管如此，就如同马特拉的英国同行，马特拉拒绝把权力看作是单一的，而是超越它直抵基本矛盾，因而，从一开始就把对待意识形态一成不变的阿尔杜塞的结构主义路径弃置一旁。⁽¹⁶⁾

这种把传播研究植根于马克思思想传统的兴趣引导这些作者及他们的同行坚决地采取去媒介中心化的立场。⁽¹⁷⁾这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确实是真实的，而且这意味着把资本主义的分析推向前台，包括分析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商品化、社会阶级的分化和斗争、矛盾和反抗运动。去媒介中心化实际上反而提升了媒介研究的高度，这是通过如下做法实现的：把媒介从孤立的、边缘的并主要是非理论的活动领域，转向一个在广阔的资本主义体系里对于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是基础性的领域。默多克和戈尔丁（1979）用媒介研究和社会学中的“双重真空”（“double vacuum”）来明确讨论媒介中心化的缺陷：鉴于这类媒介研究典型地是以一种开列清单的方式来探索社会领域的——媒介和阶级，媒介和青年，媒介和女性等，这种方式意味着一种松散连接的多元主义。因而，社会学理论简单地倾向于忽视媒介。

加纳姆认同传播需要置于广阔的理论框架中的做法，他论述道（1979：202），把文化的政治经济学置于资本主义的总体分析情境中，“在那种广泛的框架中，以大众传播的政治经济学为辅，这种广泛框架是对一种重要的但却是文化生产和再生产的广泛过程做历史具体性模式的分析”，加纳姆对该领域的大部分兴趣都来自他对围绕着英国的大众媒介和电子传播过程的核心政策的争论的解读和参与。⁽¹⁸⁾其兴趣也源自与雷蒙德·威廉斯的联系中，后者以为流行文化保留地盘为目标，而这种流行文化与以市场为驱动的把流行和大众消费结盟的企图形成对比，因为它是民主的、具有抵制性的和可替代的（来自1993年11月的访谈）。⁽¹⁹⁾同样地，对于马特拉来说，“传播装置运行的方式决定了讯息的交换和精致化，也是与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人们的行为提供条件的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机制一致”（1979：36）。

媒介去中心化的过程将资本、阶级、矛盾、冲突和反抗斗争概念置于前台，对默多克和戈尔丁（1974）来说，对资本的分析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明显开端”。具体说来，这意味着“大众媒介首先和最重要的是工业的、商业化的组织，它生产和分配商品”（Murdock and Golding，1973：205—206）。加纳姆挑战了他自己所指出的大众媒介是社会成型为相对自治水平的理论化，而赞同把大众媒介看作是“首要的经济实体，通过商品生产和交换，其作为剩余价值的创造者具有直接的经济角色，同时通过广告，在商品生产的其他部门中的剩余价值创造中也具有间接的经济角色”。（1979：132）结局并非是相对自治，而是“在具体的各种体制内部以及在经济、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的具体商品形式中具有一种紧密的彼此交织的关系”（1979：132）。在默多克看来，马克思对生产的资本主义模式的核心洞见是，所有这一切都体现在把一切简化为交换价值的一般化和抽象化的动力中。马特拉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看作是其“最成熟的作品”，并详细描述传播生产模式的具体维度：（1）生产工具（被用作传输信息的机器）；（2）工作方式（具体实践的类型，符码等）；（3）生产关系（所有权关系，传—收关系，劳动分工，组织形式与实践）。

在欧洲政治经济学家眼中，尽管阶级关系的联合是一套复杂而矛盾过程，社会阶级关系仍然是政治经济学分析的中心。这些关系主要牵涉传播工业企业家和广泛的资本家阶级之间的关系，媒介工业领袖和那些实际生产媒介产品的人的具体实践之间的关系（劳动过程的具体形式）⁽²⁰⁾，以及接收动力——比如，人们如何采纳、重构和抵制那些或紧或松地体现在文化商品中的系列意义。

尽管资本具有权力，但资本稳固的每一个时刻都打上矛盾的烙印。因此，虽然政治经济学者承认资本具有把社会（包括传播）实践吸纳进交换价值的逻辑的能力，但他们仍然拒斥一致论（correspondence theories），一致论毫不含糊地把资本的逻辑与文化生产的逻辑联合在一起。加纳姆指出了把这种逻辑的强制性看作是非矛盾的趋势并总结说：

学者在一开始就必须强调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固然资本控制文化生产的手段……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文化商品必然会在其明显的内容中或者在其挪用的模式中，支持支配性的意识形态。（1979：136）

按照加纳姆的说法，这些产品不仅能够具有“深刻的颠覆性”，也必然被看作是在明白无误的资本家和非资本家的社会结构之间的抗争的产物，也是在这些结构之间和之内的阶级抗争的产物。例如，用艺术或工匠的手法来制作的一本书或一部电影也可以适合于资本的逻辑，只要资本还控制着大众再生产和分配；而艺术工匠的生产为资本提供多元性并吸收了资本的大部分风险。尽管如此，这种形式的生产也已是反抗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的场所，是捍卫为了使用的用户化的、工艺化的生产而反对单纯为了利润的大众生产。

马特拉通过把矛盾和冲突置于全球语境中而扩展了他的研究。其早期研究对于大量为后来的政治经济学家和传播学者普遍采纳的观点尤其具有启发意义。他对文化帝国主义提出高度精细的视角，除了理解传播权力的模式，这些视角还考虑“第二帝国主义”的复杂形式——比如在墨西哥、印度、埃及以及意大利的发展；也考虑这些文化帝国主义进行的多样社会实践——比如，体育、旅游等；还探索使生产和接收的矛盾和冲突过程概念化的多种形式，包括大众、流行与民族文化。⁽²¹⁾

20世纪80年代初，传播政治经济学即将在北美和欧洲发展为一种集体的事业。这一章结束于确认这个基础的另一个支柱，即政治经济学视角在世界其余地方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