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成果

我们也能在美国和加拿大许多学者的研究中发现政治经济学视角的政策应用，比如：安德森（Robin Andersen）、卡拉布雷斯（Andrew Calabrese）、唐宁（John Downing）、甘地（Oscar Gandy）、哈克特（Robert Hackett）、赫尔曼（Edward Herman）、麦克切斯尼（Robert McChesney）、米汉（Eileen Meehan）、彭达库（Manjunath Pendakur）、席勒（Dan Schiller）、萨斯曼（Gerald Sussman）、瓦斯科（Janet Wasko）以及我自己和其他一些人。近年来，以下研究者更是积极地把政治经济学分析与政策研究和行动主义结合起来：贝蒂格（Ronald Bettig）、戴尔—威日福特（Nick Dyer-Witheford）、马泽帕（Patricia Mazepa）、雷迪克（Andrew Reddick）、赖德奥特（Vanda Rideout）、赖尔登（Ellen Riordan）、斯科特（Ben Scott）、里根·谢德（Leslie Regan Shade）、温瑟克（Dwayne Winseck）以及赵月枝（Yue-Zhi Zhao）。麦克切斯尼通过在席卷美国的汹涌澎湃的媒介变革运动中担任领导角色，尤其对美国的行动主义作出了巨大贡献。

此外，研究发展中国家传播议题的政策行动主义者并获得实至名归的声誉的领军学者马特拉，在80年代以后将视角转向欧洲传播政策的动荡。在政治经济学和公共政策领域耕耘的行动主义学者的模型为许多根基在南半球的学者所采纳。比如，爱敏（Alhassan Amin）、班纳吉（Indrajit Bannerjee）、切克拉瓦提（Paula Chakravartty）、天万文（Wan-Wen Day）、侯普（Wayne Hope）、开迈利波尔（Yahya Kamalipour）、开普尔（Jyotsna Kapur）、库马尔（Keval Kumar）、冷特（John Lent）、马斯尊尼（Guillermo Mastrini）、内恩（Zaharom Nain）、托马斯（Pradip Thomas）、托马斯瑟里（Keyan Tomaselli）以及亚（Y.Z. Ya'u）等人的研究。

以上仅仅是一些简单的案例样本，有关其所从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将在后面详述。这里所要把握的要点是：五代左右的学者在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引导下，已经把他们的研究成果运用于干预传播主要政策议题。

除了对正统的经济学和政策研究展开持续批评，政治经济学路径的发展还反映出知识分子的深层关怀。第一代政治经济学者倾向于迎击遍布在正统经济学中的行为主义范式，政治科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也被置于行为主义范式中。⁽¹⁾行为主义是基于这样的观念，即一个学者的工作就是通过检视其意义可以直接观察并被测量、并且更便于用数学语言来描述的那些行为去创造一门关于社会的科学。基于道德哲学考量的批评性观念在这里毫无地盘，当然社会实践在此也毫无空间。尽管在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之间的争议引起人们极大关注，但首先考虑其与行为主义的关系至为重要。

传播政治经济学开始于对抗多学科整合运动的知识背景，反对把物理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运用于社会科学，比如，使用经验观察去建立法则般的理论，而这种理论的要素是可证伪命题，处在完善过程中的额外经验证据不断推翻命题或者假说。本质上说，这种看来服膺于物理科学的科学方法会实现创造一种关于社会的科学的目标（Nagel，1957）⁽²⁾。实证主义路径被用于社会科学后，其调查方法通常被称为行为主义。根据这种方法做出的研究典范在心理学[巴甫洛夫和斯金纳（Pavlov & Skinner）的情境理论]、社会学[见诸霍曼斯（Homans）的群体行为分析]以及政治科学[见诸科伊（Key）关于公共舆论的研究]中历历在目。行为主义通过几条道路把它的触角伸向传播研究，其中最为著名的成果是拉扎斯菲尔德和坎特里尔（Lazarsfeld & Cantril），他们通过检视媒介讯息产生的行为反应，意图创造一种关于大众传播的社会科学。这里的要点不是要重述行为传播研究的历史，这种历史已经得到一些研究关注（Buxton，1994；Gitlin，1979；Morrison，1978；Park and Pooley，2008），而是为了使第一代政治经济学置于其主要学术对手的情境中。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早期研究从来不反对经验调查或者收集材料证据，无论量化还是质化方法去推进论证。⁽³⁾相反，政治经济学要和经验主义以及把所有知识行为简化为对可观察行为进行证伪的理论生产这种做法保持距离。其目标是用一种基于理论和被观察的行为间的辩证关系（我称之为相互建构）的广阔分析去代替这种做法。再者，政治经济学的目标在于把大众媒介行为置于政治经济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宽泛框架中。政治经济学也论证批判的路径，这种路径根据批判的目的检视那些经验发现，比如，通过建立公共传播体系来推动民主的传播。对于政治经济学家来说，经验结论既不是来自暗箱操作也不是自说自话，而是来自一种与理论表述的辩证关系，并且是对一种具有广泛内涵的政治利益发言。最后，政治经济学把研究者看作是在调查过程中的积极参与者，弃绝成为“随波逐流的知识分子”的可能性，政治经济学追求解释研究者和研究主题之间的关系。这一点正如斯迈思详细指出的（1991年12月的访谈）：将政治经济学置于人文解释学路径中，这种路径在人类学中已经充分发展，尤其在法兰克福学派的评判的文化研究的路径中。本质上，正如丹·席勒（Dan Schiller，1996）详细描述的那样，第一代或者第二代传播政治经济学容忍在具体研究中的变数，并和文化路径联盟反对二者均认识到的为行为主义所提出的本质主义解释。(www.xing528.com)

随后的几代政治经济学继续把它们自己和行为主义划清界限。然而，在反对实证主义方法时一度是其亲密战友的文化路径在20世纪90年代和政治经济学反目成仇（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1995）。正如第十章论述的，这两种路径之间的矛盾由于学者们彼此联合与最终欣赏并广泛彼此引用而得到值得关注的缓释（Meehan，2005；Miller，2007；Ross，2004；Wasko，2001）。尽管如此，在这里有所提及也是必要的，因为了解当前政治经济学的一种方法是把它置于转换的语境中，这种转换是从强调与行为主义的差异（至今仍是如此）到其与文化研究的差异。

政治经济学者对文化研究产生过这样几个关注，比如，文化研究对主体性、局部性和特殊性的辩解，这一点很像本质主义者；文化研究也把言说、概念和命名行为看得优于一切；文化研究也反对发展联合系列行为的解释框架。追溯行为主义努力书写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元叙述的同时，政治经济学者也关注元叙述，然而，从它公开反对总体性思维诸形式（总体性包含在文化方案中）这一点来看，这又是自相矛盾的。根据加纳姆的看法，这种趋势源于文学与电影的研究，延伸到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思想中。在其发展过程中，加纳姆总结道：

它的浪漫主义情愫如影随形，它渴望逃离人类生活的社会枷锁和物质囿域，它要走出被视为人类本质的异化状态，进入一个身无羁绊、心无牵绊并随心所欲的世界（Garnham，1990a：1—2）。

强烈的批评不仅仅限于分裂的一个方面。文化研究的支持者倾向于拒斥政治经济路径，把其看作是经济学的、总体性的或者仅仅是“过时”的马克思《资本论》论调的衍生物（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1995）。再者，这样的论辩热潮也不仅限于传播和文化研究。任何学科都执迷于二者任何一方提出的理论（Sokal，2008）。⁽⁴⁾然而，正如第十章揭示的，新世纪与生俱来就证明了在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之间的分裂正在减弱（Miller，2004；Mosco，2004；Pratt，2004；Ross，2004；Wasko，Philips，and Meehan，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