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政治经济学：影响因素分析

这一章的其余部分检视推动传播政治经济学传统发展的社会、知识影响因素。检视对一个跨越至少五代产生广阔影响力的领域不止一种方法，其研究者遍布世界各地，其中一些人不会明确承认其政治经济学路径取向。这种局面在今天备受挑战，因为这个领域不再局限于北美和欧洲少数大学中。正如第六章描述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现在无论就其地理分界还是知识地理学来说都是全球的。尽管如此，这样做也是十分有益的：首先探讨那些对传播政治经济学路径的发展作出贡献的广阔的社会驱动力，然后在下面章节讨论当我们进入一个更具体的情形时那些对个人产生具体影响的因素。

对政治经济学路径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出版、电子媒介和电子传播的变革——这是从名不见经传的、通常是个人或是家族拥有的企业到为20世纪的工业秩序打上烙印的多分工组织的变革。这个变迁的过程并非不可避免，也不必然是线性的。一些主要媒介公司掌控在家族手中并且为那些刚愎自用的权势者经营得声誉鹊起，比如，福克斯电视网络和电影公司之父——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所掌管的新闻集团。我们所知的是，位于权力顶点的人与应用严格的工业模型于媒介生产和严格的财务会计（这种财务会计把收益、利润和股票价值看得比任何东西都重要）绝少干系。很快，大部分现代商业所熟悉的工业和企业管理行为的发展，包括产品应用、营销、财务和会计工作在内，已经扩展到整个媒介产业。

一些早期的政治经济研究肩负描述大型传播企业的运行与结构的责任，并关注在如此大型企业中权力是如何运行的。丹尼利恩（Danielian，1939）研究了如AT&T这样的巨型公司并举例说明了这种趋势，这也正如斯迈思（Smythe，1957）例证了美国媒介工业的结构一样。这种传统在以后几代的研究中持续着，尽管这种研究继续反映企业跨越不同媒介工业的整合趋势，并且进一步扩大到制造业，甚至涵盖了服务行业（Artz and Kamalipour，2003；Schiller，2007a；Thomas and Nain，2004）。许多研究是关于“赶超”占据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模式，比如讨论资本主义的转型（在广播中，公共利益原则如何让位于完全的商业主义？）以及工资劳动的创造（媒介专业人员如何成为薪资劳工？）；研究也包括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关注，比如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型（一个或一些媒介公司如何最终支配了市场？），创造一个把观念和实施分离的劳动过程（媒介管理如何控制媒介劳动？）。这些赶超式的研究结果既源于对引进技术革新的新近成果以推动市场实践的应用（McKercher and Mosco，2007）的持续关注，也源于对媒介工业的技艺传统、媒介中工会主义的力量以及这些企业商业化的问题的持续关注。

在关于所谓后福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社会和文化驱动力的争议的背景下，目前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穷于应付。例如，政治经济学者现在承认理解朝向工业或者福特主义经济十分重要。媒介沿着工业路线被组织并且大多数媒介劳动是为薪水而工作的，与工厂工人毫无二致。然而，媒介公司在联系松散的各部门中更弹性地被组织起来，或者在合作生产的安排中通过和独立公司联盟，而这些合作生产安排常常跨越了国界。工人全球性地是专职的、兼职的、合同的或者是租赁的。目前的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去回应那些把这种状况当作媒介公司并非如想象中那样强有力的证据的人。政治经济学坚持认为，这些论证缺失对在全球媒介聚结中的深层次的聚集研究，而媒介聚集现在如此有力以至于无须保留完全所有权的风险就可以控制积累循环。弹性积累巩固了全球媒介权力（Baltruschat，2008；Wayne，2003）。

政治经济学的路径通过检视传播工业的增长及其与更为广阔的政治经济学的联系，开始主要聚焦于传播过程的生产方面。尽管如此，大众消费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政治经济学家探讨实现价值的完整过程，这包括社会关系和消费组织。这些政治经济学家通过检视消费增长来讨论消费，这种消费增长是对过度生产的经济危机的结构性回应，也是对民主的政治危机的社会回应，每一种危机兴起于北美和欧洲的工人阶级的大众化组织（Ewen，2001）。资本主义将如何回应让人们购买川流不息的商品而不赋予人们在经济和政府中要求发言权的权力这一挑战？大众报纸的发行，国家电信体系的扩展，更重要的是广播和电视的发展，都是构成具体的大众消费形式的核心因素。但这对于政治经济路径来说犹如一把双刃剑：大众消费和大众传播之间从一开始就有亲密无间的联系，这意味着传播政治经济学只能选择20世纪关键发展之一来作为研究对象；另一方面，大众消费和大众传播与生俱来的观念和行为从根本上有别于政治经济学的传统范围。比起对商业探讨的娴熟，政治经济学对于探讨围绕家庭组织起来的行为是穷于应付的。同样地，谈论受众所使用的一种新语言也挑战了政治经济学，而受众通过收听、阅读、观赏外加购买媒介内容来参与积累过程。⁽³⁾现在，对后福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争论使这些议题更为含混，因为这些理论对于弹性和特殊性的消费走势的意义有着冲突的观点（Harvey，1989）。今日政治经济学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围绕用户化或者市场一隅（niche）而不是大众市场来组织生产的走势的意义。后福特主义应用于消费时，其弹性的特殊化的观念表明了一种实质性的重构，这种重构瞄准为特殊市场持续生产特殊化或者用户化的产品。这个议题对于传播研究尤其重要，因为在生产循环的每一个环节上都包含着传播。传播体系对于用户化生产线尤为重要，对于推销这些产品给消费者至为关键，对于把顾客的实际购买信息的行为转化为新产品的生产决策所需要的快速反应次数生死攸关。最后，传播和信息交换渠道容量的增殖要求为日益分化的受众提供特殊化和用户化的媒介产品，这是这个生产过程的具体后果。这些发展引导当代政治经济学去思考这些发展的普适性（这些发展构成了一种新的划时代转变的因素吗？）以及发展的广阔涵义（在全球政治经济体中权力关系的意蕴是什么？）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增长也是对政府扩张为传播的生产者、发行人、消费者和管理者这一现实的回应。政府的这些行为是随管理日益增长的国内和国际商业的冲突要求的压力应运而生的。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表明庞大的资本主义需要强有力的政府。如果有人需要更多证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予我们一个更为强有力的答案。这些结果可以从政府的知识、信息收集、宣传、广播和电讯体系的扩张一管窥豹。军事和媒介、电讯以及计算机之间的关系尤其为几代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萦绕于心（Der Derian，2001；Dyer-Witheford and Sharman，2005；Mosco，1989a；Pike and Winseck，2007；Roach，1993；Schiller，1992；Smythe，见于Guback第7—9章，1993）。此外，国家传播部门随着规范和政策制定体系的完备而日益壮大，这些体系在商业竞争对手之间斡旋，回应阶级、性别、种族以及社会运动压力集团引起的抗争，并协同资本的领导部门制定长远规划。政治经济学在国家电讯、广播和信息体系建构中以国家为己任并评估以公共和市场为基础的策略的系列后果（Chakravartty and Sarikakis，2006；Garnham，1979，1990；Schiller，2007a；Smythe，1957）。在应用政治经济学路径研究传播的发展早期，当务之急是支持为公共接近和控制这些传播体系而产生的社会运动。接着，全球私有化的压力引导政治经济学去探讨私有化过程的工具性与结构性根源。近期，尤其在回应私有化走势所造成的接近权的不平等和主要反映市场压力的内容变迁时，政治经济学复兴了对以下问题的探讨兴趣：公共领域、市民社会以及社区传播的广泛的可替代性形式（Hackett and Zhao，2005；McChesney，2007）。这些研究主要回应日益增长的新媒介使用兴趣，而使用新媒介是为了抵制或创造由民族政府和大多数国际政府组织所支持的居支配地位的私有媒介世界的替代物（Abbott，2001；Hanke，2005；Howley，2005；Stengrim，2005）。

商业与国家力量增长有助于西方核心国家把它们的权力投射到其他国家从而造成全球剧变。其结果是政治经济研究对媒介帝国主义展开了激烈而广泛的争论。二战以后的头二十年，一直是以美国为大本营的传播工业的跨国化，而与此相伴随的又是反殖民运动的大规模进程。跨国化过程正是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NWICO）的诉求，而全球化则频繁而含糊地指向跨国化，全球化触发了有力的政治回应以及传播领域最为重要的论证。20世纪60与70年代之间，从不结盟运动发展而来的一次真正的抵抗运动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这个运动组织是由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组成的，它们声称要为国家自决而奋斗。这次运动真正地呼吁全球传播民主，包括对传播媒介的普遍获得、对传播的生产和分配过程予以控制以及传播是基本人权；运动同时给传播政治经济学赋予一种新的动态的研究议程与政治意图。这个领域要讨论全球资本主义在以美国为首的战后重组中传播的角色。此外，它还检视传播与文化在对先前独立的国家的重新支配中如何相互牵连。进一步说，这种新研究议题要评估在克服传播全球不平等中需要跟进哪些做法，包括建立政策机制以推动民主传播。

来自北美洲的学者，如加拿大人斯迈思，来自欧洲以及来自南半球的学者，如作为双重宗教的著名代表人物马特拉以及政治经济学家，如赫伯特·席勒都加盟了传播政治经济学，都对主流理论回应以一种强有力的批评。⁽⁴⁾现代化和发展理论起源于西方，尤其是美国，该理论试图把传播整合进与支配性学术和政治利益适意的解释性发展观。发展理论主张媒介是资源，这些资源与都市化、教育和其他社会势力相伴随，并在欠发达世界里刺激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全球化。结果，媒介增长被看作是发展的指标。通过应用几种主流的国际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包括世界体系和依附理论，政治经济学家挑战了发展主义模式的基本大前提，他们尤其攻击发展主义的技术决定论及其对权力关系的毫无兴趣，而这些权力关系型塑着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关系条件，以及在这些关系条件之间与之中的多层理的社会阶级关系（Pendakur，2003；Thomas and Nain，2004；Zhao，2008）。

与现代化理论相反，政治经济学家在详细阐述一种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方面功不可没。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确认了充当跨国公司和国家权力的工具的一系列结构和实践。由于美国制造的电影和电视节目以低廉市场价格倾销，国内新闻生产以及正在成长的穷国的娱乐的生产被倾覆了，这种倾覆为从中心流向边缘的单向文化和信息流动铺平了道路。跨国公司以及其政府的支持者的核心目标是推动商业媒介体系的引入，以允许它们打广告并制作节目，这些广告和节目将培育消费主义。这种驱动力代替了发展的优先性，而这种优先性是有利于对充分的食物、水、保健以及教育的普遍获得。而且，就其自身而言，消费主义引起环境和文化破坏的后果。

此外，当奠基于美国的跨国公司、美国政府以及在南半球的它们的买办，利用像海底电缆和通讯卫星这样的新技术以扩大它们的控制时，国家主权遭到了破坏。使用正在兴起的计算机通讯体系的全球数据网络进一步使大公司优越于国家权威。作为结果，全世界的受众看到了被扭曲的穷国形象，那些来美国学习的外国人接受了嵌入式的美国假想的教育，这种假想就是私人的、为广告商所支持的媒介应该支配所有形式的公共传播。于是，图绘跨国传播公司的增长和权力以及它们和美国亲近的联动装置成为传播政治经济学一种富有意义和持久的焦点。

不结盟运动在它们自己的会议上，在联合国面前，都致力于推动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建立，并把大多数活跃在世界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学者召集在一起（Nordenstreng and Varis，1974）。这些学者都做出了基础性的研究，提供了政策分析（Somavia，1981，1979）以及对运动本身的评估；这些研究、分析和评估包括西方媒介如何运作去破坏不结盟运动（Preston，Herman and Schiller，1989）。为整合学术研究和政治行动所进行的广泛努力，例证了为实践的政治经济学理想而奋斗。20世纪80年代几乎得到主流媒体全力支持的新保守派政府除了做一些象征性努力去贯彻联合国在此议题上的倡议外，完全罔顾其余议题（UNESCO，1979）。⁽⁵⁾尽管如此，政治经济学家主要通过麦克布莱德的圆桌会议（MacBride Roundtable），继续推进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目标，这个会议是一个致力于执行媒介去殖民化任务并证明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是持久需要的组织（Traber and Nordenstreng，1992；Roach，1993）。

的确，文化帝国主义的诸多批评的解释力，以及它们在国际争论中日益充当试金石，很快触发了逆反应。在里根政府时期，美国结束了其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财务支持，围绕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争论常常聚焦于此。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现代化理论家追寻修正模式，他们宣称修正模式可以通过重新聚焦于电讯和新计算机技术而提出新颖洞见。因为大学研究者坚称信息与传播技术将改进全球贫困和不平等问题，他们发现了来自多边机构的支持，比如世界银行。

有着不同地区背景的政治经济学家的回应是论述信息与传播技术具有重新整合全球劳动分工的力量。首先，研究者看到了分工主要在领土范围内。不熟练的劳工集中于最贫穷的国家，半熟练和较为复杂的流水线劳动集中在半边缘社会，研究、发展以及战略计划囿于第一世界的企业大本营，滚滚利润流进这个大本营。晚近的研究承认阶级分工抄了国土线的近路，也强调由于跨国公司对克服了传统的时间和空间局限的新传播技术的掌控，弹性工作制被它们所享用（McKercher and Mosco，2007；Pellow and Park，2002；Schiller，1999a；Sussman and Lent，1998）。

劳动分工以及劳动过程的转变构成了一个更为广泛的转型的组成部分：在整个资本投资和利润赚取中，传播和信息上升到中心位置（Schiller，2007a）。传播和信息日益增长的经济重要性已造成新一轮的争议和知识酵母。以早期研究为基础，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开始用文件证明传播机构的整合以及信息传播新秩序在新保守主义所鼓吹的商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议程中的中心角色。(https://www.xing528.com)

伴随着跨国企业的增长、政府角色日渐扩大以及为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奋斗，一个公认的“信息社会”出现了，这刺激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信息社会”这个词最狭窄的含义是，其简单承认了信息和传播的生产、分配和交换已最终在经济活动中占据相对更多的份额，这是相对于农业或制造业而言的，后二者在人类大部分历史中支配了生产。这种发展势头已经吸引了人们的巨大关注，因为许多人论证道：这种发展在传递出一种革命性的社会转型的信号，这种社会转型具有如下潜力：扩展政治民主，创造社会平等，加速文化多元化，并且指明在时间、空间和社会关系方面的彻底断裂（Flichy，2007；Mosco，2004）。

许多政治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动力并没有根本性改变，从使用价值而来的交换价值的生产，使剩余价值最大化的经济组织，仍然是全球政治经济的中心。传播和信息技术通过扩大产品和劳动的市场规模为资本主义作出贡献，但并不构成对资本主义根本属性的质疑。借用丹·席勒（Dan Schiller，1999a）“数字资本主义”这个术语，我们可以将信息社会的经济学描述为“数字资本主义”，但这个社会首先是资本主义的。

谈到争论，那些至少对传播政治经济学抱有同情的人声称，“信息时代”或者“信息社会”这些术语表征了资本主义的一种新形式，同时，通过扩张并挑战市场的方式强化资本主义体系的某些根本趋势。从这种意义上说，信息社会远不止是对一类资本主义社会的描述，而是一个其更多的经济活动与信息捆在一起的社会。进一步说，它指涉这样一个社会：其行为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生存能力的主要问题，因其在该体系的内外及其法律结构的内外开启了生产新形式。也许，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2001）的研究是当下最好的研究之一，因为它跨越了资本主义及与其根本性断裂的非此即彼的论述的藩篱。事实上，卡斯特尔在称之为“信息资本主义”和“网络社会”之间来来去去地转换，这本身就表明了一种现实的关注态度。这种关注是，尽管传统资本主义的因素还持续着，但我们需要对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根本上的新社会这种观念保持开放的态度。充分利用包括劳动在内的生产手段依然重要，生产的社会关系如果日益围绕传播和信息而组织，就仍然是明白无误的资本主义。然而，创造传播和信息网络的巨大而加速的能力挑战着资本主义管理和包容这些网络的能力。大量信息和传播偏离了价值榨取的轨道，我们从一些简单的行为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下载免费的材料，通过YouTube向全世界发布视频讯息，在赛博空间的掩护下实施像洗钱这样的犯罪行为，威胁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单一的支配地位。在数字世界，开放源和黑客网络挑战了所有权，罪犯和恐怖主义者使用数字技术隐藏并由此扩张他们的行动。对于卡斯特尔和其他那些质疑传统资本主义的持续支配地位的人来说，网络开始取代商品成为社会发展的中轴。我们生活在一个变化的世界里，这个世界打上了矛盾的烙印：一方面，人们渴望信息的免费使用，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想利用信息达到创造剩余价值的单一目的。

卡斯特尔公开在双重观念中摇摆，并且他的研究对一个信息社会的意义的看法在学术圈和政治经济学家中体现出张力。其他人，如哈特和内格里（Hardt & Negri，2004）以及泰拉诺瓦（Terranova，2004），采取了一种较为清晰的立场，认为信息社会正在把资本主义改变成某种全新的事物，这是就信息社会的网络模糊了真实和虚拟之间的界限而言，也是就其劳动混淆了物质和非物质之间的区别而言。结果就是政治经济学需要重新思考一些其根本原则。为何如此？因为受资本主义过程和体制的局限，资本主义对包容价值创造过程无能为力，于是变种为一个信息社会，这个社会的规则和关系日益是待价而沽的。根据这种观念，一个围绕信息网络而建立的社会抹去了工作和家庭、劳动和休闲、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一度清晰的界限，当这种混淆发生后，这个社会成为一种新型社会。除了制造迷思，这显然不是乌托邦社会，因其仅仅依赖于厚实的监管，这挑战了乌托邦想法。但是，根据这种观念，多元性以及对传统资本主义的挑战强度的增长开始提出根本问题，这些问题带领一些人在一个新型社会中——一个信息社会中去寻找答案。

每一代的政治经济学家都受到可感知的需要的影响，即需要创造在正统的经济学之外的可替代性的路径，并且由此需要发展以这些替代性路径为基础的媒介政策。由于第二章讨论的理由，政治经济学家拒斥创造了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综合学说。传播政治经济学家始终如一地认为古典经济学尤其不适合分析传播产业，因为传播产业的大部分基本特征在新古典经济学观念里都被视为例外的个案。自20世纪以来，媒介产业已经高度集中在一个或者几个巨型公司手中，他们控制了生产和发行市场。再者，在美国之外，大众媒介和电讯网络已被组织为政府所有的垄断。即便是在美国也只有邮政服务把持在政府手中，电讯和广播网络在早年则被置于政府规制下。此外，这些传播产业生产的产品的本质是什么，至今仍然模糊不清。

尽管广播新闻是由广告赞助商播放，使之看来是一个标准的商品，但它仍然保有某种独一无二的特征（比如，人们在消费新闻产品时产品并没有消失），这就使正统的经济学路径采用含混的态度对待它（新闻）。另外，斯迈思在他所点燃的关于受众商品的知识争论中，如他所承认的那样，媒介产业很清楚自身既运行在节目制作市场中也在受众市场中。要点就是关于传播产业的首要商品的本质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以至于需要考虑标准经济学路径的替代性路径。总之，许多批评指出西方经济体中许多部门并不能轻易适应于新古典经济学提供的模型，传播产业尤其表明了这种不适切。使传播部门解禁并私有化的驱动力减少了其独特性的争议，但保持非商业化和规制化的因素也十分重要。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传播产业更是与以前的主流经济学的竞争性市场模型渐行渐远（McChesney，2007）。

跟随这种对主流思想的替代性路径的兴趣，几代政治经济学建构了正统的传播政策之外的替代性路径。例如，达拉斯·斯迈思，这个领域的开拓者之一，就追求一种结合学术分析、政策研究和行动主义的生涯。他于1937年进入美国农业部担任紧急政策分析师，接着被派到劳工部，在此和代表报纸、邮政、电报工业工人的工会共事。1943年他被任命为联邦通讯委员会的首席经济学家，在这里他提出了许多战时被耽搁的广播和电讯问题。进入学术生涯后，他的政策研究继续推进对公共利益的关注，这些关注包括支持公共广播，支持对传播卫星网络的公共控制，支持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发展，也支持全球传播体系的去军事化。

同样，由赫伯特·席勒和诺顿斯特恩（Kaarle Nordenstreng）领军的年轻一代的政治经济学者对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国家传播政策的发展提供了帮助。托马斯·古拜克，作为斯迈思的学生，应用政治经济学于全球电影工业中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民主传播的鼓吹的全盛期时进行电影工业的政策研究。威廉姆·梅洛迪（William Melody）是斯迈思的亲密同事，制度政治经济学出身，他长期活跃于为北美新古典经济学所激发的政策批评领域，以及为英国和澳大利亚的主要政策中心工作。他的学生曼塞尔则在法国和英国从事这一工作。尼古拉斯·加纳姆是英国传播工业公会的行动主义者，后来加盟的还有默多克、戈尔丁、罗宾斯（Kevin Robins）以及其他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家，这些人对英国广播和电讯系统的解禁和私有化展开批评。

(1)　这看来接近斯迈思所讲的意思，他指出了传播和信息的辩证关系。

(2)　美国橄榄球的锦标赛。——译者

(3)　我们再次看到为研究家庭劳动而建立起来的学科的反讽，两千多年后仍在艰苦探索新的积累过程，而这种积累是围绕作为生产行为的基本单位的家庭所组织起来的。这个过程仅仅是消费？还是生产加消费的过程？抑或是完全不同的某种事物？再有，经济行为的基本循环不断重组，使得这个过程为获得其“学名”而进行艰苦努力。分析的基本单位是什么？——阶级吗？性别化的家庭吗？受众吗？诸如斯迈思（1977）的“受众即商品”的提法激发的政治经济学中的争议一定程度上是这个可以理解的困难过程的结果。

(4)　这些研究对不同地区政治经济增长都进行了相当细密的讨论，其中代表作有Schiller对西方帝国主义的研究（1992，1993）；Atwood与McAnany（1986），Beltràn与Fox de Cardona（1980），Dorfman与Mattelart（1975），以及Freire（1974），对拉丁美洲的研究；Smythe（1981）对加拿大的研究；Ibrahim（1981）对非洲的研究；以及Tran van Dinh（1987）对亚洲的研究；由国际学者共同完成的论文集请参看Mowlana，Gerbner和Schiller（1992），Nordenstreng和Schiller（1993 and 1979），Roach（1993），以及Sussman和Lent（1991）。

(5)　迹象表明，反对国家主权的声浪甚嚣尘上，这种迹象在支持回归殖民主义的主流精英报纸上显而易见。一个例子是，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1993）（著名的历史著作《摩登时代》的作者）在纽约时报中曾撰文“殖民主义归来——眨眼之间：让我们面对它——某些国家并不适合自治”。他号召“文明世界”回到殖民托管体系，来掌控那些不适宜自治的国家。2003年入侵伊拉克就是这种观念的直接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