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需要政治经济学：揭示经济学的局限

本章探讨了政治经济学主要学派的发展，表明该学科一开始就是在激烈的理论争议中得以不断进化，即亚当·斯密及其追随者的著作建立的古典主义理论和来自保守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挑战之间。在19世纪后半期，这种斗争发展成为另一种分歧，一方是日益成为正统的经济学，以功利主义原则和一种实证主义方法代替政治经济学的广泛性；另一方是各种异端理论，包括形形色色的保守主义、制度政治经济学；还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些对所谓的新古典主义理论展开了广泛批判，而新古典主义理论是各种特征的松散集成，本身就包含内部争端。近来，以女性主义和环境主义的增长为标志的各种观点加入主要异端理论的阵营。

保守主义、制度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环境主义对主流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展开的广泛批判表明该学科处于动荡状态，如果还不是危机状态（McCloskey，2002；Radziki，2003）。这与经济学为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成功指明了方向形成鲜明对比。本章结尾总结了上述的种种经济学批判，并且阐释了具体的观点差异，有助于详细说明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另类观点。

经济学偏爱描述静态模式，一切在均衡中得以解决。其兴趣局限于在一套特定制度关系当中的增量变化。实际的经济实践，就像更加广阔的社会和物理世界，并没有受到这么简单的局限。均衡只是一种结构；增量变化只是一种形式；一套特定的制度关系只是许多种可能的安排当中的一种。

经济学家没有将许多生产力的重大社会—经济决定因素纳入考虑，包括公司结构和产权，接触信息、教育和培训的机会，以及社会背景。它倾向于忽视权力同财富的关系，由此忽视制度控制市场的权力（Rothschild，2002）。就像一位早期的天文学家，尽管所有的证据都在，仍然坚持相信太阳绕着地球旋转，经济学家坚持市场竞争使得考虑权力毫无必要的观点。就像天文学家托勒密的追随者宁可修改数学也不愿意放弃以地球为中心的宇宙，经济学家坚持相信垄断和寡头垄断是上好的做法，只需要在数学上稍加调整就可以将其纳入竞争模式。批评家，包括一些业内人士（Davis，2006），坚持主张不断增长的经济权力集中化已经迫使这种模式走向断点。

经济学家假定，信息自由流向在市场上登记欲求的顾客。它主张，人类的需求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而人类的欲求是个别的，心理的，并且容易受到外界压力的影响。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可以被消灭，这样所有的需求都可以被当作欲求。根据其批评者，该学科最好不过是提供了一种欲求如何被创造的原始理论，最差则提供了一种循环论证，将欲求定义为人们在市场上选购的任何东西。经济学家排斥生产、营销和欲望之间的复杂互动。这些组织了信息流动，将其导向具体方向。经济学家既低估了营销建构欲求的能力，又低估了人类欲望的复杂性。后者要么干脆没有得到解释（欲望就是欲望选择的东西），要么当欲望得到解释时，被简化为理性选择。根据贝尔（Bell and Kristol，1981：71），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寻求快乐和避免痛苦的结论“本身就是对人类行为最狭隘的文化范围的解释，一方面忽略了墨守传统的大块区域，另一方面忽略了道德反思”。这很重要，因为与需求和欲望紧密关联的传统和道德都创造出自身的算法，它在依赖欲求的算法时很不自在，并且常常对之强加的种种约束索性断然拒绝。对于贝尔（1976：223）而言，经济学家认为适用于一切的市场实际上不过是经济活动一种非常具体的形式。“它并非适用于一切，而是一种资产阶级经济”，其产品终端是个人的，而不是集体的，其获得商品的动机是欲求，而不是需求。

经济学家倾向于将市场视为个人互动的自然产物，而不是好几种社会活动场所中的一种。他们将市场从阶级、种族、性别还有其他形式的社会分别中抽离出来，而正是这些给市场活动提供了巨大的社会支持体系，包括弹性供应低工资劳动、得不到报酬的家务劳动、还有欲望的社会体系——它将需求和欲求联系起来的形式有利于市场交易。结果，市场的成功，一个市场体系的顺利运行，被视为社会的成功，即使其后果加剧了社会的阶级、种族和性别分别，或者破坏了物理环境（Sayer，2001）。那些反对这些后果的人，其行动被视为出于非理性动机，本身最好由市场规则来纠正。

尽管异端理论存在其他种种分歧，它们一致同意经济学的本质弱点可以被归结为在根本上对社会性理解不足。经济学以下列观点为基础：可以既排除不能以科学方法阐释的事物，又不放弃理解经济学的根本法则。反对主流的另类理论主张，试图脱离理解权力、社会结构、组织行为和文化实践的种种复杂性来理解经济行为，委实是一种空洞的科学。经济学以横跨时空的、自然化的个人为起点，而政治经济学以社会构建的、投入社会生产过程的个人为起点（Jessop and Sum，2001；Sayer，2001）。

有人将这种本质批判导向更深的层次，用贝尔（Bell and Kristol，1981：47）的话来说：“简言之，不但有在经济学理论内部是否存在危机的问题，还有经济学理论本身是否存在危机的问题。”根据这种观点，在经济学理论内部存在危机，是因为经济学依赖一种天真的、简单化的社会理论：社会是个人的总和；人类行为绝大部分是理性的；信息自由地流向每一个人；市场分散权力，显示人类欲求，并且最重要的是，登记真正的社会需求。可是除了这些短处，经济学理论本身还存在更深刻的危机，这种危机来自经济学理论的实证主义根源，即信奉唯一值得研究的现实应该是可观察、可测量、可量化的。

麦克洛斯基（McCloskey，1942—　）在《经济学修辞》（The Rhetoric of Economics，1985）里详尽批判了经济学的实证主义。传统经济学家训练出身的麦克洛斯基害怕许多经济学家被更适用于宗教体系的一系列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要求“弄成了残废”。她得出结论说：

信仰由20世纪30年代的科学主义、行为主义、操作主义、实证经济学以及其他对定量法的热情组成。在发动圣战捍卫信仰的运动中，这些教义已经僵化成了仪式，现在支撑着许多修女、主教和大教堂。（1985：4）

实证主义的信仰体系包括大量告诫：预测和控制是科学的要点；对一种理论而言，只有可以观察到的影响才能证明其真实性；可观察性由客观的、可复制的实验界定；一种理论是错误的，其充分必要条件就是实验结果证明它是错误的，等等。此外，实证主义珍视客观性、区别事实与价值，还有数学语言。根据麦克洛斯基，这种制度愚钝了经济学家的头脑，结果他们倾向于厌倦历史，对社会科学家不是彻底不屑一顾，就是一幅居高临下的样子，任意忽略在其学科狭窄范围之外的一切事物（McCloskey，2002）。这位变节的经济学家认为，恋物癖似的崇拜充满规则的方法论和盲目地热爱可观察事实的一个主要后果就是，很多描述和解释的丰富性都丢失了。

应当承认，麦克洛斯基有言浮于意的倾向。更加重要的是，她对通过揭露其本质的哲学缺点来破坏经济学实证主义的兴趣令她忽视了经济学学科和政治、经济权力体系之间的关键联系。传统经济学的成功，不仅是因为经济学家就一系列研究和话语的狭隘规则达成了一致意见。主流经济学家之所以成功，也是因为它通过提供加强资本主义的信息、建议和政策，为权力服务。将经济学正统视为一种修辞体系固然很重要，将其视为一种权力体系至少同样重要。要想理解那种体系并建议改革它的方式，现在，我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需要政治经济学。

(1)　即使是那些以现代为起点的学者，彼此也存在不同意见。大多数当代课本以斯密的著作开头。可是，有些课本以诸如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一类更早的人物开头。配第1690年的《政治算术》（Political Arithmetic）一书讨论了生产时钟的劳动分工，暗示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来源。

(2)　我想感谢传播学者Hamid Mowlana提醒我这种遗漏。我的第一位经济学教授Ibrahim Oweiss和我的思想史教授Hisham Sharabi努力拓宽乔治敦大学的优势传统。见Gran（1990）对西方政治经济学和伊斯兰思想之间关系的讨论。

(3)　当《新帕尔格雷夫》（The New Palgrave）的编辑们受到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1924–　）的痛批——其书评刊登在《纽约时报》上——他们很知道这种平衡行为有多么困难。索洛反对在他眼里该书对批评理论的过度嗜好。他采用了一种宿命论态度，作出结论说经济学将永远“遭意识形态污染”。引用马克思主义（“最执著的”）但不包括奥地利派、后凯恩斯主义和新理查德主义，索洛攻击《新帕尔格雷夫》，因为它没有能够“令各种‘理论’保持适当比例”。编辑们以一个计数回应，即大约15%的词条处于“当今专业领域的一致意见”以外（Amsden，1992：795–797）。显然，这种过度的离经叛道令索洛难以忍受。

(4)　对斯密和其他人来说，抽象的方法是一般性的，不仅仅局限于分析经济活动。正是这一点，使得一位论述斯密评价宗教市场的评论家称他为“第一个经济学的帝国主义者”（Anderson，1988）。

(5)　斯密关于屠夫、酿酒商和面包师的引文被反复引用。另外一段也是出自《国富论》的引文表明，他对私利压倒一切并不感到完全自在：“看来，专门利己、毫不利人在全世界的每一个时期都是人类主宰的卑劣准则。”（第3卷，第4章，第10段）

(6)　马尔萨斯对政府干预的坚定抨击并没有延伸到《谷物法》（Corn Laws），该法允许政府通过高关税保护英国地主。马尔萨斯认为政治经济学更类似“伦理学和政治学，而不是数学，在这个案例里根本就不适用”（Lux，1990：41），由此支持了谷物法。

(7)　在1942年，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马克思的反对者当中比较有才气的一位，对此有相当精到的论述。在一个庆祝“后马克思主义”和“历史终结”的时代，这些话格外意味深长：

大多数智者的创造或幻想在一段时间以后会永远湮灭，这段时间短则餐后一小时，长则一代人。有些却不会。它们经历低潮，但又重新崛起，并不是作为已经面目全非的文化遗产成分，而是穿着自己的衣服，带着个人的伤疤，人们看得见、摸得着——这些我们称之为伟大的创造或幻想——将伟大与活力联系起来并非这种定义的短处。在这个意义上，这番话无疑正适用于马克思的要旨。（1942：3）

(8)　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马克思强调了这一点。在《资本论》里，他如此批评其理论体系：

这些提法带有属于某种社会形态的明确印记——在此社会形态中，生产过程控制人，而不是反之——在政治经济学家们看来，这些提法是一种不证自明、由自然施加的必然，正如生产劳动本身一样。（1976a：175）(www.xing528.com)

(9)　马克思对“纯正社会主义者”（True Socialists）的批评很辛辣，认为他们拒绝正视冲突和变革的物质主义根源：

很难理解，如果这些纯正社会主义者与哲学家一起相信所有真正的断裂都是由概念的断裂造成，他们为什么还要提到社会。基于对概念创造或者毁灭世界的力量的哲学信仰，他们同样可以设想，通过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取消”概念，某些个人就“取消了生活的断裂”。（1976b：467）

(10)　尽管边沁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产生了直接影响，其著作深深植根于可以说立场更强硬的前辈著作。试想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关于在图书馆里披沙拣金的话语：

如果我们手里拿着任何一卷书，比如说神学或者大学玄学方面的，让我们问一下：这本书是否包含任何有关数量或者数字的抽象论证？没有。它是否包含任何有关事实或者实体的实验论证？也没有。那么将它付之一炬，因为此书除了诡辩和幻想以外，不可能包含任何其他东西。（Ward，Trent，et al.，1907）

(11)　杰文斯承认“谈到政治，我承认自己如坠五里雾中”（Heilbroner，1986：184），此语在新古典阵营中颇有代表性。难怪他推荐以经济学的名称代替政治经济学——“我们学科又古老又麻烦的双词名称”（Clark，1991：32）。

(12)　海尔布龙纳沉思他所谓的“第一等的知识分子悲剧”所导致的后果：

因为要是学院派对社会底层予以关注，要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拥有霍布森（Hobson）^*那种令人不安的视界，或者埃奇沃斯（Edgeworth）^**拥有亨利·乔治（Henry George）^***的社会不公观念，20世纪的大灾难可能就不会突然爆发在一个对于激烈社会变革完全没有做好准备的世界上。（Heilbroner，1986：211–212）

* John Hobson，1858–1940，英国经济学家，批判帝国主义，积极投身于英国社会改良运动。——译者

** Francis Ysidro Edgeworth，1845–1926，英国经济学家，热心于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应用到经济学领域中。——译者

*** Henry George，1839–1897，美国政治经济学家，提倡征收地价税，其名作《进步与贫困》（Progress and Poverty）讨论了社会不平等、工业经济的循环特征与可能的救治方式。——译者

(13)　哈布斯堡皇室：德国皇室的一支，繁荣于13到20世纪的欧洲，包括奥匈帝国皇室（1276–1918）、西班牙皇室（1516–1700）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室（1438–1806）

(14)　不应低估这些工具的纯粹形式美产生的吸引力。正如传播哲学家肯尼思·伯克（Kenneth Burke，1969：58）曾经提到的：“易受形式影响为赞成与其相一致的事物做好了准备。”

(15)　这些不同受到了国内政治考虑的深重影响。美国实施军事凯恩斯主义（Military Keynesianism），这种政策将公共投资主要导入了国防部门。西欧国家，特别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还有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倾向于围绕文官部门制定财政政策，支持国有公司和国内的社会福利项目，比如国家健康保险。

(16)　许多凯恩斯主义者为其分析和政策建议辩护，认为政府忽略了他们开出的在经济增长时期削减开支的处方。

(17)　原文为Charles Ayres，有误，应为Clarence Ayres。——译者

(18)　凡勃伦不太相信高等教育理解这种分析或者根据这种分析采取行动的能力。他给自己的《美国高等教育》（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2005）一书起的副标题就是“对彻底堕落的研究”（A Study in Total Depravity）。

(19)　下文是加尔布雷斯评论单一的价格理论在流行经济学教材中的突出地位：“将来，过于关注自古以来所谓的价格理论以至于忽略其他理论的经济学家肯定会缩成一位知名人物，其成就不会超越凯恩斯的牙科医生。”（Galbraith，1987：289）

(20)　众多学派都声称受到了熊彼特的影响。他不但留下了浩瀚著作，也留下了足够的含混多义性，对之很难简单归类。制度主义者声称继承了他的下列观点：经济权力的集中和笨重官僚机构的增长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

(21)　投资者借巨款收购下一家公司，再以该公司收益还债。——译者

(22)　一位朋友在巴兰逝世的时候写道：“保罗·巴兰的去世几乎完全关闭了一个自称开放的社会的大门，显然，这个社会的制度完全无法容忍在学术界或者别处有任何其他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Miller，1992：4）

(23)　由于在创建此记账体系中所起的作用，理查德·斯通爵士（Sir Richard Stone，1913–1991）获得了1974年的诺贝尔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