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政治经济学：变体与另类经济学

当代经济学提供了这个悖论：新古典主义理论，尽管内部存在种种分歧，看来在行业和公共政策方面都取得了成功；尽管如此，从熟悉的来源对此观点的批评在不断深入，新的声音也加强了这种攻击。下一节探讨这些批评学派，其中的几个帮助奠定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下一节介绍有些人声称的经济学的全面危机，以及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领域不同思潮之间的本质区别。这一讨论为论述传播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第四章铺好了基石。

由于主流经济学在政治谱系内占据了中间和偏右的位置，看似没有给保守主义者对主流的批判留下多少空间。尽管如此，人们可以观察到保守主义两大不同学派的重要回应，这两大学派经常互相竞争。一派的特征是，认为主流经济学在把全副注意力集中于经济行为方面过度谨慎。顶着“公共选择理论”、“理性预期学派”（rational expectations school）、“新政治经济学”或者“实证政治经济学”等诸多标签，这种理论试图把经济分析的原理延伸到所有形式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活动（Basu，2000；Klein，1999；Stigler，2003）。例如，斯蒂格勒（Stigler，1971）和威尔逊（Wilson，1980）认为，我们应该将规制（regulation）视为一种组织的市场，它倾向于被寻租的公仆俘获（capture），他们为了最大化本人的收益，增加规制的数量和范围，尽管他们会限制人们获得有价值的信息。这一观点奠定了分析政府规制行为的基础。他们认为，政府——而不是公众——是规制的主要受益者。流行于20世纪80年代的一种解决办法是削减规制，由此消除政府对竞争行为的这种限制形式。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通过局域和全球贸易协议，这种解决办法被日益广泛地运用于国际经济事务。这种观点在被运用于家庭、社会性别和性行为时，更加带有冒险精神（Posner，1992）。同样的论点被用于解释阻碍收养机构的长期延误和文牍主义，纠正方案也大同小异。据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1939—　）法官所言——他是被当时的里根总统擢升为美国联邦法官的一位经济学家——效用要求通过建立一个他称之为“父母权售卖”（parental-right selling）的市场来分配婴儿。按照这种观点，新经典主义经济学太胆怯了：市场行为和边际效用的基本方案可以被广泛应用于各种人类行为。

保守主义批评的另外一翼，在尼斯比特（Nisbet，1986）和克里斯托（Kristol，1983）的著作当中占显著地位的社团主义观点，对这种视界的某些方面提出了争议。尽管其观点根本没有新古典主义学派那般条理分明，他们批评后者忽略了政治经济学中政治的一面（Streek and Kenworthy，2005）。在本质上，保守主义者为了保证科学性付出的代价就是释放政治，任其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所俘获。公共选择理论试图重新捕获政治，可是根据这种观点，这种尝试失败了，因为它过分信仰个人主义和契约主义。个人主义的反面就是将社会视为一个社群的总体，具有有机的规范秩序，经济行为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个人不是遵循理性期待，而是按照社会习俗行事，包括离经叛道行为的习俗，经常和经济学的逻辑毫无相似之处。这种形式的保守主义思想会建立一种政治经济学，需要识别传统的社会实践，确定公民的美德，实施政治干预以支持那种实践的道德价值。这种理论是社团主义的保守主义变体。按照这种理论，适当行为的最佳指南就是由各个社会机构的精英们建立的标准。公共选择理论喜爱“制造市场”（making markets），政治保守主义者们对此冷漠并往往很抵制，将其视为一种对固有道德秩序的入侵，往往还很激进（Camerer，et al.，2003）。

这两种保守主义立场相安共处，在于它们能够保持经济和政治世界的分界。在前者的世界里，效用（utility）占支配地位，而后者是习俗（custom）和秩序（order）的根据地。新的实证政治经济学和新的制度经济学（不要和下文将要描述的“旧”制度经济学混淆）的增长表明人们不满这种分界，以及这些立场可能不但与主流经济学频繁冲突，彼此之间同样频繁冲突（Little，2002；Furubotn and Richter，2005）。诺贝尔奖获得者詹姆斯·布坎南及其追随者旨在建立的新“公民宗教”可能不会宣告一个太平王国的到来。

左派的主要既定异端立场吸收了制度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前者主张经济的组织结构——而不是市场——是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分配和交换的主要动力，由此偏离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分析组织结构包括制度历史、官僚行为的社会学、技术限制和机会的评估，以及社会习俗、法律和文化对价值的社会建构的影响。通过要求一种显然是历史的、整体的观点，制度学派寻求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为了达到简约性、数理的严谨性和科学的合法性而放弃的观点放归原位。在其最基本的形式上，制度学派理论通过了解由社会习俗、社会地位和社会制度强加于一切行为——包括市场行为——之上的种种约束，取代了新古典主义强调将市场作为社会价值的衡量标准和社会问题的解决方式。

制度理论的轮廓最初主要由索尔斯坦·凡勃伦、克拉伦斯·艾尔斯（Clarence Ayres⁽¹⁷⁾，1891—1972）、约翰·R·康芒斯和卫斯理·米切尔（Wesley Mitchell，1874—1948）勾勒。每个人——但尤其是凡勃伦——都描述了一个对新古典世界的异议看来占支配地位的世界。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大托拉斯公司和垄断公司看来嘲弄了位于新古典主义宇宙核心的竞争市场模式。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1934）阐明了既不是理性也不是常识令顾客作出选择的观点。相反，顾客的决定基于埋藏于内心深处的非理性，表现在我们现在称之为“显性消费”的仿效有地位者的做法。凡勃伦既格外怀疑劳动阶级又格外怀疑商业领袖，前者宁可仿效而不是颠覆他们的老板，后者的“功能不是帮助制造商品，而是在产品的常规流动中制造故障，这样价值就会上下波动，他就可能利用这种混乱以渔利”（Heilbroner，1986：236）。追随圣西门以降的一条理论线索，他主张机器和工程师会最终取胜（O'Hara，2002；Lawson，2005）。⁽¹⁸⁾

康芒斯和他的追随者倾向于不同意这种结论，把注意力集中在理解技术和制度的关系，将之视为集体行动的依据。但是，他们或多或少都同意下列观点：新古典主义理论无法解释当代经济的核心特征：竞争的崩溃和垄断的增长，需求和价值的社会建构，技术革新转变社会的重大意义。

当代制度理论以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肯尼斯·戈登（Kenneth Gordon）和瓦尔特·斯特拉斯曼（Walter Strassman）等人的著作为代表。当然，加尔布雷斯至今仍然拥有最广大的读者群，部分原因是他为广大公众写作，擅长以尖酸刻薄的机智为其散文增添风味，凡勃伦会很欣赏这种风格。⁽¹⁹⁾加尔布雷斯也使得一种制度理论的欧洲大陆变体——熊彼特的著作为其典范——广受欢迎。⁽²⁰⁾通过攻击新古典主义关于在市场注册的需求体现了消费者主权的假说，他的著作延伸了凡勃伦对消费的分析。《富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1958）是最早研究广告企业如何影响需求的社会建构的著作之一。也许更重要的是，在《新工业国家》（The New Industrial State，1985）里，加尔布雷斯恢复了制度理论对技术和体制的传统兴趣，研究了他所谓的公司的技术专家控制体制（technostructure）。这意味着管理机构结合技术和组织的长处，使得公司能够以“杠杆收购法”⁽²¹⁾投资于具有规模和权力的公司，由此控制了形式上的自由市场。这样一种观点植根于传播政治经济学，因为人们担心大型媒介公司有能力借助技术和官僚制国家，把持广播、印刷新闻出版、电信和电影的市场。

其他当代制度学家，诸如肯尼斯·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1910—1993），把注意力集中在技术专家控制体制格外强大的表现——军工联合企业的增长——和不同于集中化经济权力的体制。可是，他们都倾向于共享一种特征，正是这种特征将他们和新古典主义和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开来。制度学家将官僚体制内部的权力最大化视为不管是好是坏，比利润最大化更强大的驱动力（Hodgson，2004；Rutherford，2001）。

有多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新古典主义综合学派展开了批评（Millard，2000）。在充分理解没有哪一种综述可以全面涵盖各种学派的前提下，本节研究受到马克思主义遗产不同因素启发和影响的主要范例。巴兰、斯威兹、曼德尔（Mandel）和冈德·弗兰克（Gunder Frank，1929—2005）之类政治经济学家的批评显然源于马克思的《资本论》。他们的著作信奉一种主要是决定论的认识论，论述了劳动价值理论、社会的阶级剥削和斗争、经济权力的集中化、帝国主义和危机。它们攻击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除了以增量的方式，没有能够有效地解释社会变革。在他们看来，向资本主义的演变和在资本主义内部向垄断资本主义——或者说少数几个大型公司把持市场和限制竞争的倾向——的演变，代表了经济上的主要变动，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却基本忽视了它们。它们还责备新古典主义者创造了一种狭隘的技术性学科，无法研究更加广阔的社会整体，包括国家和社会的阶级斗争。此外，在对一种思想体系——该体系满足于让市场把更多资源分配给广告而不是教育、并且忽视在全世界各地做生意的公司的剥削——所进行的技术和道德分析当中，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找到了一条中间道路。

这些五六十年代不断向前推进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作出的贡献就很重大。鉴于其实践者不断受到攻击——攻击者认为他们在“冷战”中站错了阵营，试图压制他们发表反对意见——他们的贡献就格外难能可贵。当巴兰1964年去世的时候，他被公认为几乎是美国学术界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²²⁾可是，越南战争、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和学生运动带来的社会动荡促进了许多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派的复兴。巴兰死后仅仅四年，在1968年民主党混乱的代表大会以后，一群美国研究生聚会成立了“激进政治经济学协会”（Union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简称URPE）。协会在七十年代持续发展，在保守的八十年代大概保持1000名会员，成为一名会员（Miller，1992：4）所谓的“学术界最古老、最庞大的左派学科团体”。URPE继续致力于支持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直到进入新世纪。它不再是提倡异端研究的唯一组织（Markusen，2005）。事实上，“异端经济学学会”（Association for Heterodox Economics）加入了这种努力，提倡形形色色的另类观点，包括新马克思主义理论（Lee，2002）。

在那些不断将《资本论》更深、更广地运用于当代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延续人和那些追求在根本的意义上重新思考《资本论》以及马克思主义全部著作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并无截然的界限。在美国，《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期刊及其丛书系列倾向于反映前者。比如，尽管也分析性别歧视和环境危机，它还是倾向于集中关注阶级分析，包括资本的结构和运作、社会阶级划分的本质和后果、劳动的过程、阶级斗争，也探究帝国主义与依附（Imperialism and Dependency），包括在依附世界中的资本、军国主义、阶级压迫和斗争的全球化。

沟通这种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著作是世界体系理论的著作。它综合了以费尔南·布劳岱尔（Fernand Braudel）为先驱的法国历史编纂年鉴学派（the Annales school）的唯物主义历史分析和美国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30—　）的全球社会学（1979，1991，2004）。批评家和支持者都承认唯物主义历史和社会整体的全面观在这种理论里占据了中心位置。这些观点紧密交织：历史忙于研究世界经济的发展，组成这种世界经济的是一个国际阶级体系，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心/边缘（core/periphery）等级制度，一个国家、地区和国际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网络，和一个世界市场（Chase-Dunn，1989）。世界体系理论家们倾向于接受马克思主义分析资本主义的基本要素，包括普遍化的商品生产、主要生产资料的私人专用和工资体系。他们早期由于忽视阶级分析受到批评，后来就开始吸收和分析阶级矛盾的场所，包括工厂、政府和中心—边缘关系（Sanderson，2005；Wallerstein，2004）。近来的著作表明他们越来越有兴趣将文化、传播和信息技术纳入对世界权力体系的思考当中。（Gunaratne，2005；Wallerstein，2001）。

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论也涉及公司体制和劳动过程的意义。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倾向于将公司的集中化视为可以通过探讨解决的异常现象。制度学家认为它嵌入资本主义的肌理更深，但是可以通过国家干预得以纠正（比如反托拉斯法和独立规制）。在对垄断资本主义的分析当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将集中化视为资本主义发展合乎逻辑的后果和危机的征兆。新马克思主义文献对经济集中化的意义没有前者确定，它对后福特主义、弹性积累、规制方式和自治的争论相当热烈。

这些争论对全球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显著变化——包括生产技术、工业组织和世界市场的变革——作出回应。有一种理论回应了这种观念，皮奥雷和萨贝尔（Piore and Sabel，1984）的著作开创了这一方法。它们认为资本主义正在经历从大众生产（福特主义）到定制生产或者弹性专业化（flexible specialization）（后福特主义）的深刻变革。这种变革涉及向一种新生产体系的转换，该体系基于生产一系列不断变化、多种多样的产品，按照特殊市场的要求定制，由复杂的（“智能的”）机器和有适应性、也有技能的劳动力制造。克里斯托夫森和斯托普尔（Christopherson and Storper，1989）采纳了这种观点，认为弹性专业化的过程减小了主要好莱坞电影公司的权力，由此开启了弹性专业化对媒介产业有何影响的争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评这种理论不承认弹性专业化实际上扩大了好莱坞大公司的权力，因为这使得他们既享受弹性生产带来的利益，又能少冒一些风险，因为这些风险被所谓的独立制片公司承担，好莱坞的巨头们实际上控制着这些独立公司（Aksoy and Robins，1992）。根据哈维（Harvey）的论述，弹性专业化最好被视为资本主义增强了弹性积聚财富的能力（1989）。维恩（Wayne，2003）重审现在所谓的“大型综合好莱坞媒介产业”，通过呼吁传播政治经济学承认讨论弹性生产的价值，推进了这种理论。这是因为如果一个公司将主要决策集中在金融和投资，而把运作的或者日常的决定交付给子公司或者同盟公司，其内部的弹性生产事实上增强了资本主义的权力，特别是大型企业。

弹性专业化理论的各种变体试图综合其对偶然性的接受，同时维护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在弹性专业化的文献里这种系统性倾向于消失。这些变体当中比较显著的一种是规制理论（Lipietz，1988；Boyer，2000），研究基于积累制度和规制方式综合的资本主义连续发展时期。积累制度是稳定的，是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可再生产关系。这种关系尽管受到全球经济的限制，却也包含国家和地区经济的独特特征，取决于其历史和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四大积累制度在现代资本主义史中被识别出来：广度积累（extensive accumulation），泰勒主义（Taylorism）或者没有大众消费的强度积累（intensive accumulation），福特主义或者包含大众消费的强度积累，和一种正在兴起的、包含定制消费和不稳定就业的后福特主义弹性积累制度。规制方式由制度和规范机构组成，它们保证在个人和群体的层次上顺应统治政权。根据这种观点，资本主义正在经历从垄断到弹性规制形式的转变，即广泛利用传播和信息技术，通过控制劳动的过程和消费物质及非物质产品的模式，将人们整合入社会。

对规制理论的系统批判更明确地主张转向后福特主义时期。这包括受到激进地理学（radical geography）浓厚影响的著作，试图整合后福特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研究，以分析在全球物质、信息和文化流动空间的变革（Castells，2001；Harvey，1989，1999；Thrift and Crang，2007）。批判也涵盖专注于政治科学制度文献的研究，主张从有组织资本主义到无组织资本主义（disorganized capitalism）的转变（Lash and Urry，1987），这种研究近来被应用于理解全球文化产业（Lash and Lury，2007）。最后，有理论试图通过审视革新和发展的各种长期浪潮来理解资本主义。正是革新和发展让资本主义经历了增长和不可避免的衰落的新时期，其中最主要的是技术革新，传播和信息技术为其最新浪潮提供了动力（Mandel 1995；Freeman，2007）。

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延续了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批评，后者常常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批判性对抗。分析的马克思主义（Analytical Marxism）（Cohen，2000；Tarrit，2006）在整合政治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方面，正契合政治经济学的精神。它攻击新古典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辩护，不仅是因为资本主义造成了不平等，还因为即使是在资本主义能够削减劳动时间的时候，它还是着了魔似的选择增长。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的核心价值受到了攻击：不仅是因为他们的体系拒绝提供一种社会安全网络——事实上它提供了这种网络——而且还因为资本主义没有能够保证用自由时间来追求它许诺最多的东西：自由。这种理论对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它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持批评态度。尽管如此，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支持一个理性社会组织的根本承诺，这样可以允许人们控制自己的命运，最小程度地受到社会的约束。

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受到了接受市场的好处、但不接受资本主义的著作的影响。诺伍（Nove，1983）和米勒（Miller，1989）追求市场社会主义（market socialism）的视界，以此作为废除资本和劳动的区别——即面对放弃控制生产资料的工人的业主阶级——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代之以基于工人享有产权的公司的市场体系。正是由于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尤其是中国——的兴起，对于在竞争性市场经济内部收入和公众（不是政府）产权的公平分配，人们又重新发生了兴趣。（Milonakis，2003）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非常多样化。可是这种传统大部分都在寻求理解资本主义、商业和统治阶级的权力。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阶级冲突、工人阶级和穷人的自主活动的思想，政治经济学的关注相对不那么明显。一种寻求矫正这一点的思潮就是自治学派或者自治的马克思主义（autonomous Marxism）。以意大利社会理论的悠久传统为基础，哈特（Hardt，1960—　）和内格里（Negri，1933—　）2000年的著作《帝国》（Empire）和2004年的《民众》（Multitude）令这种自治主义观点广为流传（也可参见Dyer-Witheford，1999；Lazzarato，1997；Terranova，2004）；它业已成为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批评性反思的对象（Sayers，2007）。最重要的北美自治主义者之一哈利·克利弗（Harry Cleaver，1944—　）通过探讨它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有与劳动和性别的关系而成名。在1993年一次和意大利杂志《面对面》的采访中，他讨论了这些主题。对克利弗而言（“访问克利弗”，1993），“自治主义者”指工人自主定义自身的权力，“而不是受制于资本、受制于他们所属的官方机构（比如商会、政治党派），甚至特定的工人群体自主行动的权力，而不是受制于其他群体（比如女性不受制于男性）。”这个名词也代表了承认人们反对自身被简化为“仅仅是工人”的斗争权利。克利弗说：“恰恰是因为资本寻求干预和塑造一切生活和一切生活的反叛者，它的每一个角落都成为反抗这种从属关系的场所。家庭主妇们要么在家里罢工，要么联合起来走出家庭、到大街上游行。”性别在这种视界里占据了中心位置，不仅是因为家庭成为抵制的场所。自治同时意味着一种拒绝和一种重构，因为“妇女反抗的大部分可以被视为拒绝其在社会工厂里的传统角色：作为劳动力的生产者和再创造者，伴之以对新种类的性别和其他社会关系的需求。”(www.xing528.com)

马克思主义传统继续启发着形形色色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尽管千差万别，他们在致力于研究历史、社会整体性、道德哲学和实践方面大致类同。本纵览的最后两种观点，女性主义和环境政治经济学（feminist and environmental political economy），与马克思主义传统有强烈的共通性，但是其差异性也相当显著，值得另列专节。这两种观点都来源于可能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社会运动。他们都对新古典主义学派提出了重要的批判性评估。

在20世纪早期，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1860—1935）攻击新古典主义的观点“天真地富有男子气概”，称之为“幼稚的政治经济科学”：

他们毫无疑问地假定“经济人”不是不得已的话永远也不会做任何事；做事的唯一目的就是逃避痛苦或者获得快乐；必然会尽量攫取，并且会不择手段地智胜、击败，如果有必要的话还会毁灭其敌人。（1966：235—236）

一种女性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逐年发展，部分是因为主流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变化甚微。这一学科领域的女性主义理论起源于行动主义（activism），从忽视家务劳动和家政管理之类的具体问题，到拓展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领域以便将女性主义思想纳入考虑的迫切需要。

行动主义确实大大推进了女性主义者重新思考经济学。比如玛丽莲·魏林（Marilyn Waring，1952—　）开始从事社会运动工作，该工作促使她进入新西兰国会，负责评估一份采用联合国国家账户体系（United Nations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简称UNSNA）的建议书。⁽²³⁾她不久就认识到，由于联合国国家账户体系基于市场和交换价值原则，它“支持妇女劳动、环境价值等的不可见性，并令其正式化”（1988：xx）。比如，联合国国家账户体系计算慈善机构看护儿童、使用在市场上购买的能源燃料、在工厂里加工或者生产食品、自来水、在饭馆吃饭或者洗衣服。可是，当一位津巴布韦妇女单独将这一切作为家务活儿来做的时候，它们却什么也不算。魏林还发现，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把一位男性雇员一天八小时的工作算作“积极劳动者”，却不计算他的妻子在家庭里和家庭附近投入的十一个小时工作。她仅仅是“协助一家之长从事其工作”（Waring，1988：29—30）。

理念和方法论的问题往往被用来解释为什么会忽视家务劳动。可是，女性主义批评家指出，更多精力被用于解决由地下犯罪经济、毒品交易和卖淫造成的理念和方法论问题，而不是被用于解决怎样包括家务劳动和抚养儿童的问题。在其1934年论家务劳动的著作里，玛格丽特·里德（Margaret Reid，1935—　）提供了一条解释家务劳动的指导性原则：任何产生可以购买或者雇佣他人从事的服务或者产品的活动就是经济活动，无论金钱交易是否发生。尽管如此，全世界的经济实践和政府政策还是继续反映1968版《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在“劳动力——定义和衡量”这个词条里提出的观念：

家庭主妇被排除在被算作从业人员的人群之外，因为该种劳动处于工作组织或者生产的独特体系之外。此外，将她们纳入从业人员不会帮助政策制定者解决美国社会的重大经济问题。

结果，女性主义行动主义分子和理论家继续提倡将家务劳动纳入考虑：

通过将经济定义为由公司和市场组成，传统经济学没有能够承认并尊重家务劳动、看护儿童和其他家庭成员、购物和家政管理（Meaghar and Nelson，2004：109；也可参见Huws，2003；Jefferson and King，2001）。

女性主义者奋斗的目标是令主流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包括家务及其相关劳动，前者成效甚微，后者小有战绩。除此以外，他们还鼓吹将妇女的状况作为重新思考经济学思想基本要素的基础。这就包括使用女性主义思想重新定义这一学科：

一种建议是将经济学视为研究人类如何组织自身，为维持和繁荣生活提供给养。该定义既包括选择行为，也包括受到习惯和社会制度强烈塑造的行为；既包括市场行为，也包括非市场行为。（Meaghar and Nelson，2004：110）

学者们不但提倡使用女性主义思想来振兴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也提倡女性主义者——其工作主要忙于文化关怀——多加关注特别是政治经济学已经探讨过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不断变化的全球劳动分工，公共服务的私人化，福利国家津贴的丧失，还有种族主义和社会阶级剥削（Bezanson and Luxton，2006；Peterson，2005；Vosko，2002）。该领域最有趣的一些著作出自研究媒介、传播和信息技术的学者（Huws，2003；Lee，2006；Sarikakis and Shade，2007）。结果，在过去十年里，整合女性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思想取得了长足进步（Baker，2005；Peterson，2005）。

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探讨了一种完全不清楚怎样计算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妇女所做工作的分析方式的种种不合理性。在一种将经济增长归因于巨量石油外溢、因为清除工作增加了劳动力和主要设备花费的理论里，环境政治经济学识别出不合理性。生态学问题对经济学分析至关重要的观点已经是老生常谈。古典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著作——特别关注面临人口增长的土地负载力。

气候变化问题已经加速了环境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Wall，2006；Rosewarne，2002）。主流环境主义者旨在通过节制市场过剩或者创造表面上令环境的价值更加透明的市场，挽救资本主义本身自我毁灭的趋势——在这一点上，和主流经济学家颇为相似。排放废气得付费，会使得经济更有可能在财政上更好地斟酌具有社会毁坏性的经济活动。公共选择理论家信奉几乎任何问题都可以由市场解决，故此建议以市场作为解决污染的对策，使得公司可以交易污染限额（pollution credits）。在这种体系下——有些司法系统已经将其付诸实践——政府对于允许排放的污染设置最高限额，造成污染的组织可以互相交易污染限额，但总数不能超过最高限额。

传统上，一种主要反映在“绿色经济学”（Green economics）里的坚定的环境主义理论既攻击新古典主义传统，又攻击马克思主义传统，因为“两者都致力于工业增长、生产资料的扩展、作为满足人们需要最佳方式的实利主义伦理和不受阻碍的技术发展”（Porritt，1984：52）。可是，最近几年里，一种交互关联的理论网络常常寻求接纳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探讨了针对天气变化必须采取有力行动的问题。这种理论一开始通过期刊《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亦见Benton，1989）获得关注。它以信奉社会主义和环境保护主义为起点，主张只有民主社会主义特有的集体式、参与式决策才能创造一种健康的社会生态学。此外，它还认为有必要在社会主义者、女性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之间建立同盟，以纠正马克思主义的下列倾向：“认为社会因素的重要性远远超过自然因素，无异于将生物性完全抽离存在。”（Soper载J. O'Connor，1991：10）

对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已经用他们自己的环境批判政治经济学视界做出回应。这种视界探讨了自然和经济价值、将自然作为资本处理的后果和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概念（Foster，2000；Burkett，2006）。强调“生物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之间的理论和物质联系，和这两种过程对于经济的重要性”（Perkins and Kuiper，2005：108），还有“边缘化和剥削自然世界以及妇女劳动之间的联系”（Mellor，2005：122）的女性主义者同样如此。最后，制度政治经济学已经着手进行自身的综合，将环境经济学与对公共机构为了增进或者延迟支配自然环境的各种形式采取的措施的正确评价结合起来（Paavola and Adger，2005）。

总的说来，环境主义理论通过融合有机生命的自然整体，提升了政治经济学对于社会整体的兴趣。随之而来的是，通过将道德视界从人类生命扩展到所有的生命过程，它扩大了政治经济学对于道德哲学的关注。正如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玛丽·梅乐（Mary Mellor，2005：125）坚决主张的：“一切人类活动都必须考虑自然条件、限制和不确定性，因为人类存在于自然世界之内，而不是超越它。”人类是世界的一部分，依赖世界而生长，而不是凌驾于其上。尽管如此，即使我们承认人类根植于世界，我们还是必须承认人类是唯一的道德行动者，因此也是能够在民主实践的过程中结合理念和实行的唯一生物。

传播和信息技术的增长引发了对环境的关注，认为这些是清洁技术的观念和它们以毒性危害人类健康日益增长的证据之间的互相抵触尤其引人注目。事实上，高技术发展的象征硅谷含有一些全世界最危险的废物堆。中国的一些地区也是，全世界的废旧电子设备被搜集和倾倒在这里（Grossman，2006；Pellow and Park，2002；Smith，Sonnenfeld，and Pellow，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