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派的批判及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观点

回应18世纪后半期震荡欧洲的社会和知识界转型，英国保守主义哲学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955：86）声称：“骑士时代结束了。诡辩家、经济学家和谋略家的时代已经到来，欧洲的光荣永远暗淡下去。”对于伯克来说，法国大革命不但作为政治方案失败了，也是知识界的一场灾难。对于他和托马斯·卡莱尔等其他保守主义者而言，法国大革命证明了一种启蒙主义观点的彻底失败，即宇宙是一个宏大的理性机器，就像时钟一样，可以被认识、修理和改善。毕竟，这场革命以理性、民主和自由的名义进行，而它带来的却只是恐怖、大屠杀和独裁主义。根据这种观点，社会并不是一种机械结构，可以拆开以后再重新拼接起来，而是一种脆弱的有机组织，由传统和智慧连接在一起（Gray，2007）。

这种本质上反现代主义的观点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支持者能够改善物质或者理智生活不抱希望。事实上，卡莱尔是将政治经济学称为“沉闷的科学”的始作俑者，还说政治经济学比“猪的哲学”好不了多少。如果伽利略和牛顿的大时钟对社会起不了作用（实际上，它只是增加了狂妄自大，由此激发了许多失败的革命），那么它对由它激发的经济模式也起不了作用。保守主义者特别反对这种假说：经济增长源于个人出于自我利益而理性地寻求最大化自身财富。亚当·斯密笔下的屠夫、酿酒商和面包师的自我利益也可能会驱使他们互相毁灭。财富的增长毋宁说起源于一种有机秩序，这种秩序令人们尊敬传统，传统令人们清楚地了解自身的社会角色以及驱使他们行使该角色的道德基础。与此不同的观点可能在短期内奏效（尽管法国大革命刚好证实了这种奏效究竟多么短命），可是长远来说，理性的自我利益是社会统一体一种脆弱的根基。(www.xing528.com)

一种极端的保守主义观点赞成所有对等级制度和差别的维护，不管是基于社会性别、种族还是阶级。自然的秩序会由富有的白人男性领导。在他们的阵营里，没有密尔、马克思或者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1759—1797），他们捍卫必须以平等作为有序社群的基础。但另一方面，保守主义者比大多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更加支持劳动者。例如，卡莱尔（1984）建议赋予劳动者更多权力，以便在工作场所创造更多的集体感与和谐感。他还支持政府干预，以规范工作场所的健康与安全，并对那些被摈弃于体系之外的人提供社会援助。在他们的阵营里没有马尔萨斯，他支持放任污水横流，以此手段控制人口。可是，无论是空想社会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受到欢迎。不管在承认劳动者和穷人的需求方面，两者在表面上如何契合，保守主义者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模式在根本上互相抵触。保守主义者拒不接受改善社会变化最恶劣后果的社会干预。他们反对由社会民主主义者和马克思坚决贯彻的启蒙主义观点，即个人可以干预社会生活，以根本改变其各种安排，创造一个更加理性的世界。他们尤其反对赋予大众权力，以实现这种社会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