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的起源与古典范式

政治经济思想史倾向于以两个时代为起点：或者是古希腊时期，政治经济学一词的词源学起源正是由此发端；或者是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的道德哲学家们，以亚当·斯密为顶峰。⁽¹⁾不管选择以哪个时代为起点，凡是回顾主要历史，都不得不承认，绝大多数历史都建立在一种“元叙事”（metanarrative）的基础上，它将本学科牢牢植根于西方白人男性知识分子活动的特有模式。引用一个著名的遗漏例子：各种历史都忽略不计阿拉伯世界社会科学的发展，而正是阿拉伯世界的社会科学，尤其是伊本·哈勒敦（Ibn Khaldun，1332—1406）的著作，在好几个世纪以前就预先提出了我们西方所谓的“古典政治经济学”（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²⁾本纵览面临的困难之一就是，在短短的篇幅之内，既要介绍作为经济学传授给大多数人的经典理论，又要介绍旨在修正和改革它们的另类观点，必须平衡两者。⁽³⁾有了这样的目标，本章的基本任务就是概要综述大多数政治经济学分析特有的传统，为下一章论述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做好准备。

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启蒙运动的两大支柱为根基：笛卡儿（Descartes，1596—1650）的理性视界和培根（Bacon，1561—1626）的经验主义理论。总之，它寻求通过将物理学原则应用于18和19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拓展17世纪物理科学领域的革命。如贝尔（Bell and Kristol，1981）所提醒我们的，从研究具体对象转变到专注于诸如质量、加速度和速度之类的抽象属性对科学计划具有重大意义。对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继承人亚当·斯密及其英国同侪大卫·李嘉图、罗伯特·马尔萨斯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这就意味着确定经济恒量，它们构成了一个正在经历巨大转变的世界里稳定、基本的现实。这些当中最重要的理论可能就是将价值的概念与生产劳动挂钩，这与当时盛行的观点大相径庭。他们的论敌、重农主义者（Physiocrats）为当时盛行的观点辩护，坚决主张经济财富仅仅根植于土地中。

专注于价值、价格和成本之类的变量导致以数学形式描述其相互关系的抽象法则。此外，通过将价值的特定概念从重商主义者（mercantilists）所看重的黄金和其他贵金属、还有重农主义者所重视的土地这些狭义的背景中抽取出来，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为将他们的“法则”广泛应用于所有形式的产业和贸易开启了方便之门。古典理论并非经济学最早的学派，可是它可以说是最早的这样一个体系，即一整套人们相信适用于所有经济活动的抽象变量。⁽⁴⁾

据罗尔（Roll，1942）所说，古典理论直接根植于三大传统。从洛克（Locke，1632—1704）的政治哲学视界里，它吸取了私利（self-interest）、私有财产（private property）和劳动价值理论（labour theory of value）等观念。重商主义者的思想贡献了交换价值（exchange value）的概念，尽管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会在劳动价值理论中修正它。最后，尽管这也意味着否定土地为价值本源的观点，古典理论还是支持法国重农主义者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faire）的概念，与重商主义者支持援助经济的政府干预的观点相左。

继承启蒙运动的传统，古典理论家们主张个人能够运用理性最大化私利，并由此最大化社会利益。后者被简化为既没有独特存在也没有目的论的个人的聚合体。社会事业机构是人类相互作用的自然产物，可是应该以怀疑的眼光加以警戒，因为它们倾向于限制个人选择和社会交往的自由，包括观念、商业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只有个人自由才能最大化效率，由此最大化国家财富。政府机构特别值得警戒，因为主权国家的传统赋予国家保卫领土的权利，这种权利也很容易被用来创造特权，包括会抑制产业和贸易的政府企业。

古典理论内部形形色色的变体为后来的政治经济学家提供了大量可支持、可辩驳的话题。最有权威的观点就是亚当·斯密对私利超越善行的响亮辩护：(www.xing528.com)

我们所期待的饭食，不是来自屠夫、酿酒商或者面包师的善行，而是来自他们对本身利益的关注。（1937，第1卷，第2章：14）⁽⁵⁾

这种理论走向极端，会驱使托马斯·马尔萨斯赞成让阴沟污水在城市街道自由横流的做法，以此手段消灭弱者，确保人口控制和最适者生存。根据这种观点，政府不应该采取措施控制疫病的蔓延，因为这样的举措从长远的角度来说只会带来更多的贫困。为什么？因为不加限制地将人口和资源转向最弱者只会削弱社会的长远实力。⁽⁶⁾但是，尽管对政府管制抱有种种戒心，即使是亚当·斯密也否定了应该将国家的作用仅限制于国防一途的观点。承认劳动力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那个赞成在别针制作过程中实行分工的人也承认“如果一个人一辈子仅仅从事几项简单操作……通常会变成一个极端愚昧无知的人，除非政府设法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1937：734—735）。此外，在《道德情操论》（写于1759年，比《国富论》早问世17年）一书里，亚当·斯密攻击霍布斯（Hobbes，1588—1679）的自我利益观，提倡对他人行善（Smith，1976：71）。本书无意辨明两种观点中的哪一种真正代表亚当·斯密，而意在建议亚当·斯密被批评家们过度简化，特别是那些认为他捍卫自由化市场的批评家。

大卫·李嘉图（1819）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1848）的著作进一步偏离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毫无赧颜地作为自由市场经济学根据地的形象。他们对自由市场分配后果的注意引发了不平等和剥削的幽灵。李嘉图将最强烈的批评瞄准靠拥有土地牟利，认为这是利用控制关键资源来抬高租金，既损害工人也损害资本家。密尔本质上是个实用主义者，虽然跟社会主义也打过一点擦边球，但还是退步抽身，转而提倡推广教育以控制人口，由此减少贫困。只有空想社会主义者（Utopian Socialists）、当然还有马克思及其追随者，才会将系统地反对不受限制的市场摆上知识界的日程。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之所以重要，有好几重原因。尽管彼此观念歧异，他们都同意价值由生产劳动决定，从而成功地将知识分子的注意力从当时的主流观点转移开，即将经济价值等同于黄金、其他贵金属和土地。他们懂得市场分工创造财富的威力。他们还意识到，这种实践的扩展正在转变世界。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他们对自己刚刚开始经历的变革的总体利益抱有深刻的怀疑。

古典理论受到了保守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有力批评。在转向这些为另类观点奠基的批评之前，有必要考虑一下古典理论何以在某种本质意义上难以自圆其说。尽管注重自由和个体性，古典政治经济学将经济国家主义的目标视为当然。例如，亚当·斯密的主要著作旨在解释和推进国家的财富，而他指的基本上就是英国的财富。贸易会提高一个或更多国家的生产率。正如琼·罗宾逊《经济哲学》（Economic Philosophy）所言，尽管他们的理论“声称自身基于普遍善行，可是不用说，它们动辄从国家收入的角度谈论问题……只要操心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就差不多足够了”（1962：125）。国家主义霸权如此强大，以至于尽管古典政治经济学成功地使更早期学派确立的许多观点——比方说土地是财富之源——去除了神秘，它还是完全忽略了国家福利和普遍福利之间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