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政治经济学：社会结构与人类机构

第九章研究的是复兴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第三个切入点——结构化。结构化过程相当于马克思观念的当代阐释，即人民创造历史，但却并非是在自己所创造的条件中创造。换言之，社会行动发生于行动发生于其中的结构所提供的机遇与局限中。只有在社会结构适宜的条件下，我们才可以带来社会变迁与“创造历史”。基于结构化的研究通过整合人类机构、社会过程和社会实践，有助于平衡政治经济学分析强调结构的趋势，典型的是聚焦于企业与政府机构。这个观念被吉登斯（1984）有效地探讨过，但是本章却在社会意义上更强地强调了这一点。聚焦于社会结构化对于在政治经济学与社会阶级、社会性别与种族之间建立联系尤为重要。

结构化意味着把社会阶级的概念从原来的结构化或类别化层面延伸到该词的关系的和建构的层面，结构化和类别化是以一部分人拥有什么而另外一部分人没有的形式来界定阶级的。这样做丝毫不会贬低把阶级部分地看作是“拥有者”与“缺失者”之间的区别的一个指称的价值。传播政治经济学通过如下途径对阶级作了阐述：它通过研究证实了在传播系统中持续的阶级不平等，尤其是利用传播手段的地位的不平等，以及这种不平等在社会机构中的再生产（Kyasny，2006；Murdock and Golding，2004）。这种研究也被运用到了传播业的劳动上，尤其是用于研究通讯与信息技术是如何被用作自动化与去技能化的工作，包括在媒介产业中的作用（McKercher，2002；Rodino-Colocino，2006）。它同样被用于分析监控系统是如何运用通讯手段来衡量与监管劳工们的工作积极性，从而有利于非常精确地管理整个劳动过程（Parenti，2003）。劳动进程中精密的电子监控也被用来建构员工越轨行为（employee deviance）的新形式，这已被新自由主义关于劳工“窃取时间”的论述所例证（Snider，2002）。

为了使关于社会阶级这一类别化观点更加丰富，第九章在这一类别化的概念基础之上还阐释了阶级的关系观，即按照联结社会阶级类别的那些实践和进程来界定阶级的关系观，比如企业和劳动的关系。在这种观点中，劳工阶级，就不再简单地用相对缺少传播手段来定义，而是根据其与资产阶级的和谐、依赖以及冲突关系来界定（Mckercher and Mosco，2007）。另外，阶级一词的建构性概念认为劳工阶级是自身身份的产物，而这种身份与资本相关并独立于资本（Dyer-Witheford，1999；Maxwell，2001；Mosco and Mckercher，2008）。社会阶级建构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在面对关于历史创造行为的局限性条件的成熟研究状况下，致力于揭示阶级如何建构它们自己，它们如何创造历史。社会阶级是一个由某些人拥有什么而另一些人缺失来定义的类别，但是，各个阶级也积极地彼此发生关联，并且它们也以独立于彼此的姿态建构或者创造了它们自己。

第九章同时也揭示了平衡该领域中另外一种趋势的重要性。政治经济学一旦关注社会机构、社会过程以及社会实践，就趋向于强调社会阶级。开始于社会阶级的分析事出有因，阶级结构化是解释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传播政治经济学中不胜枚举的研究也证实了社会阶级在持续分化。然而，第九章重新强调了避免本质论的普遍需要。在本质论的情况下，所有的社会关系被简化为阶级关系。对于结构化的其他维度与社会结构化相互补充或者冲突，比如，社会性别、种族以及包罗万象的社会运动，这些维度与阶级一起，组成了传播中众多的社会关系。(www.xing528.com)

在论述女性主义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交叉中，政治经济学迈开了重要的步伐，即便还有大量关键的工作要做（Byerly，2004；Lee，2006；Mclaughlin，2004；Meehan and Riordan，2002；Sarikakis and Shade，2007）。同时，政治经济学也逐步对信息技术、社会性别、国际劳动分工等做了研究，揭示了诸如微电子行业的妇女员工们所面临的双重压力，在这些行业里她们遭受的是最低的工资与最恶劣的工作待遇（Huws，2003；Mosco and Mckercher，2008，esp.chapter 2；Pellow and Park，2002）。

在这种分析中，更为普遍地是在结构化的社会过程中，种族仍极富意义，如，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方法发展的中心人物——奥斯卡·甘地（Oscar Gandy，1998，2003）对种族与媒介进行了多视角的评估。种族分化是当今构成全球政治经济的种族的多元等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无论是作为类别还是社会关系，种族都有助于解释对国家与全球资源——包括通讯、媒介以及信息技术——的获得（Green，2001；Pellow and Park，2002；Ya'u，2004）。

第九章的结论揭示了，在反对主流媒介及其“常识”看法或者霸权的过程中——这种霸权带有可以融合成一种真正的反霸权的另类媒介——与阶级、社会性别和种族交叉的社会运动是极有意义的力量（Downing，2001；Hanke，2005；Howley，2005；McChesney，2007）。政治经济学家们的结论是，在各种结构化中由于各种张力和冲突，媒介终被组织为主流的却又是反对的、另类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