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政治经济学》中文版第二版新发表

我非常高兴看到《传播政治经济学》新版中文版的出版，正是中国给我的修订本赋予了灵感。过去十年，我很荣幸几次访问中国，人们对政治经济学以及如何应用政治经济学去理解世界（尤其是中国）的媒介和传播体系的浓厚兴趣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并让我感到惭愧。师生们来听我的讲座，热切地提出诸多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在我演讲后，他们簇拥着我，继续谈论着上海、北京、香港以及其他城市的街道。当他们带着我在一个个城市之间漫游时，他们询问我对以下问题的看法：新闻业中的劳动过程，媒介的私有和国有以及民主传播的意义。曾经有个学生带着我去旅游，他还随身带着一本写满标签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他希望能够从我这里得到资本论如何应用于解释媒介劳工问题的答案，甚至在他为我介绍一个个旅游景点时，他也没有忘记向我发问。

如此程度的兴趣当然感染了我，但也因此，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在整个亚洲大学得到发展。于是，我决定写作1996年版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更新版，而1996年版已经有两个中文版本。由于以下一些原因，出新版必然是一个挑战性任务：在第一版和我开始考虑写作第二版之间，十年转瞬即逝。任何新版都需要大规模的修订和更新，第一版出版一到两年后发生的巨大变化都在新版中反映出来；第二，大量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在这些版本之间问世，包括来自亚洲的主要贡献，新版本不得不反映亚洲的贡献。亚洲的一些研究挑战了原版中的关键观念。因此，写新版不光是旧瓶装新酒，还要对旧瓶（旧的结构）本身进行重新思考。然而，每每当我在写作新版这个艰难任务面前热情消退时，我就想起我对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那些访问，如果新版提供了这个领域的改版地图并考虑了自1996年以来的显著发展，那么，许多学生和教师的思考、研究和写作也许可能从中获得启发。这些回忆推动我按时完成了计划。

第二版有很多新观念，但也还保留了旧版的精华部分。包括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定义与关键特征，在这里概括一下很有必要。政治经济学是社会关系的研究，尤其是权力关系的研究，各种权力关系彼此建构着资源（包括传播资源）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这个定义有实用价值，因为它引起我们对传播产业运作的关注。比如，媒介产品如何从诸如电影工厂等制作者链条流动到批发商、零售商以及最后到消费者手中，消费者购买、下载产品，而其注意力反哺了新的生产过程。但是，就其最为普遍和雄心勃勃的定义来说——政治经济学就是对社会生活的控制（control）和存在（survival）的研究，政治经济学远比标准商业模式要深刻得多。控制特指在一种持续变化的环境中，社会群体成员的内部组织；存在意味着人们如何在同样动态的语境中，生产着为社会再生产所需要的条件。控制过程广义地讲是政治性的，因为这些过程包含着一个社会的社会关系的组织；而存在过程主要是经济性的，因为这些过程牵涉到生产和再生产是如何进行的。总体来讲，存在和控制需要置于历史条件的语境中。

因此，政治经济学始终被置于理解社会变迁和历史转型目标的前沿。对于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来说，如，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政治经济学意味着理解资本主义大革命，这个社会巨变把主要奠基于农业劳动的社会转变为商业的、制造业的并最终是工业的社会。对于卡尔·马克思来说，政治经济学意味着检视资本主义的动态力量以及资本主义和其他政治经济组织的形式之间的关系，最终是为了理解社会变迁，而他认为，这种社会变迁最终导致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正统的经济学家在19世纪晚期开始联合打击政治经济学，他们倾向于把对历史动力和社会变迁的关注弃之不顾，以便把政治经济学转化为经济科学，而这种经济科学像物理科学一样，将提供一般的、静态的解释。根据这种观点，经济学家能够精确解释购买者和销售者是如何联合进行市场定价的，但是却不考虑为定价创造条件的广泛的社会与经济变迁过程。当代政治经济学者占据着与成为经济学主流毫不相干的位置，他们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处理社会变迁和变革主题的传统，在当代，他们聚焦于诸如工业向服务与信息经济转型的领域。有关大众传媒、信息和传播技术的研究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因为被这些领域的研究所包围的工业是创造当代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力量。

同时，政治经济学的特征是检视社会整体或者叫社会关系的总体，这些社会关系的总体组成了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从亚当·斯密开始，他把社会生活理解为并非由学科界限所约束的——而在今天，学科分界标志着学术生活，经由马克思，再到当代制度的、保守主义的以及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经济学始终如一地以建构政治和经济的统一为目标，他们解释政治和经济的彼此影响以及它们与广泛的社会和符号行为领域之间的关系。政治经济学者要问的是：权力和财富的关系如何？它们如何建构和型塑我们的大众传媒、信息、文化和娱乐体系？(www.xing528.com)

政治经济学也因其忠诚于道德哲学而著称，道德哲学被理解为既是关注有助于创造社会行为的价值观，也关注那些应该成为引导改变社会行为而进行的奋斗的道德准则。对于亚当·斯密来说，比起他那本更著名的《国富论》，他更钟情于《道德情操论》。在《道德情操论》里，他指出，道德哲学意味着理解诸如自利、物质主义和个人自由这样的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推动了商业资本主义的兴起。而对马克思来说，道德哲学就是意识到人类劳动中个人和社会价值的驱动力和把劳动简化为市场商品的驱动力之间的行进式争斗。这就超越了政治领域而进入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因为政治领域只保障了参与政府的权力，而在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民主的支持者呼吁收入更为均等，对普遍的教育的获得，对各种形式的文化生产的公共参与，以及对表达和自由发表观念的权力的保障。

根据这种观点，社会实践，或者叫思与行的根本统一也在政治经济学中占有中心地位。具体来说，它反对传统的学术立场，因为该立场把研究领域和社会干预领域分裂；政治经济学者在一种可以追根溯源到古代为领导人出谋划策的传统中，始终把知识生活看作是社会变革的一种形式，把社会干预看作是学习的一种形式。尽管他们对于社会干预的特征各执己见，从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支持作为一种人口控制方式的结扎，到马克思呼吁劳工在革命中实现自身，都是如此，但政治经济学者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即研究和行动之间的分离是人为的，必须被克服。

政治经济学在传播研究中是一种充满活力的知识传统，这种知识传统回应物质条件的变迁以及知识生活的巨变，中国在近些年已经经历了这些巨变。本书新版通过论述传播政治经济学当代重要趋势，回应了这些发展。这些思潮包括政治经济研究的全球化以及重新强调市民和劳工如何影响传播的历史；这些思潮也包括向另类立场的转向，尤其是女性主义和劳动，转向的重点是从老媒介到新社会媒介以及对媒介的政治参与的扩展。这些思考无一是全新的，而是建立在已经存在的知识上，只不过它们原先被埋藏在该领域的主流潮流之下。如该书所例证的，华人学者，无论是中国国内的还是国外的，为这些思潮作出了贡献，这是我在亚洲之旅中已经乐见的事实。最终，政治经济学传统，这种一度主要扎根于北美和欧洲的学术传统现在已是全球化的和跨文化的，包括来自中国和关于中国以及整个亚洲的意义深远的贡献。

有很多学者我需要感谢，因为他们使这个翻译本问世成为可能，但我想特别感谢复旦大学的曹晋教授，她以许多重要的方式为该书作出了贡献，包括邀请我到中国讲课，翻译我的讲稿和文章，激发关于中国历史及其当代社会转型的对话，以及对该项目的支持。我还要感谢胡春阳教授和黄红宇博士，以及姚建华博士的辛勤翻译，胡春阳教授的认真统稿与精心核对保证了翻译文本的品质。同时，没有曹晋教授的一贯支持，这个中文版的问世必无可能。我也要谢谢她把她的学生姚建华推荐到我这里，姚将完成关于中国信息劳工的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论文，这是对该领域全球化的进一步贡献。

文森特·莫斯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