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的经世思想及其变革观

魏源的经世思想似可分成两个阶段来理解。前期主要是立足于嘉道时期的社会现实矛盾,提出了一些抽象的变法思想。后期则针对西洋列强的入侵,针对具体的社会现实问题,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新经世策略,为中国文化在新的国际环境中的生存与发展,提出了带有一定开放倾向的新思想。其所著的《海国图志》一书,对于中国人全面了解西方文化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文化窗口。

(一) 重有用之学、重“逆”与变革思想

在中国社会未受西方经济、军事势力的粗暴入侵之前,魏源也像当时少数进步士人一样,还是从中国传统文化内部寻求社会变革的思想资源。他仍然相信“内圣外王”之道,认为王道必有性命精微流行其间,他说:“王道至纤至悉,井牧、徭役、兵赋,皆性命之精微流行其间。使其口心性,躬礼义,动言万物一体,而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计边防之不问;一旦与人家国,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苏民困,举平日胞与民物之空谈,至此无一事可效诸民物,天下亦安用此无用之王道哉?”(128)

由此,魏源批评一些士人瞧不起农桑等具体事务的观点。他说:“工骚墨之士,以农桑为俗务,而不知俗学之病人更甚于俗吏;托玄虚之理,以政事为粗才,而不知腐儒之无用亦同于异端。彼钱粮谷簿书不可言学问矣,浮藻饾饤可为圣学乎?释老不可治天下国家矣,心性迂谈可治天下乎?”(129)

在经世的问题上,魏源强调经验之知与众人之智的重要性。他说:“以匡居之虚理验诸实事,其效者十不三四;以一己之意见质诸人人,其合者十不五六。古今异宜,南北异俗,自非设身处地,乌能随盂水为方圆也?自非众议参同,乌能闭户造车出门合辙也?历山川但壮游览而不考其形势,阅井疆但观市肆而不察其风俗,揽人材但取文采而不审其才德,一旦身预天下之事,利不知孰兴,害不知孰革,荐黜委任不知孰贤不肖,自非持方枘纳圆凿而何以哉?”(130)

而且,魏源十分重视“逆”的作用。他说:“故真人之养生,圣人之养性,帝王之祈天永命,皆忧惧以为本焉。真人逆精以反气,圣人逆情以复性,帝王逆气运以拨乱反治。逆则生,顺则夭矣;逆则圣,顺则狂矣。草木不霜雪,则生意不固;人不忧患,则智慧不成。大哉《易》之为逆数乎!五行不顺生,相克乃相成乎!……顺流之可畏也如是夫!”(131)

魏源强调“逆”的作用,其实是强调人在社会政治活动中积极、主动参与的作用,并非是完全违反天道或自然规律。圣人“逆气运”,并非是逆天道,至多是一种逆潮流、逆风气,然其所逆之中蕴含着更为深刻的道与理,那就是通过仁道的方式去“聚人气”。 在政治治理过程中,魏源特别重视聚“人气”,而且对于君子与细民,应当采取不同的治理手法。他说:“人者,天地之仁也。人之所聚,仁气积焉;人之所去,阴气积焉。山谷之中,屯兵十万,则穷冬若春;邃宇华堂而皇,悄无綦迹,则幽阴袭人。人气所蕴,横行为风,上泄为云,望气吹律而吉凶占之。”(132) “圣人以名教治天下之君子,以美利利天下之庶人。……故于士大夫则开之于名而塞之于利,于百姓则开之于利而坊之于淫。……故曰:刑期以坊淫,庶民之事也;命以坊欲,士大夫之事也;礼以坊德,圣贤自治之学也。世之极盛也,使天下以义为利,其次则以民为利。”(133)

魏源重“逆”的思想倾向,也在其社会变革论得到了较充分的体现。他要求政治治理根据变化了的实际情况来采取具体的措施,特别重视“时异则世变”的道理。他说:“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天官之书,古有而今无者若干星,古无而今有者若干星;天差而西,岁差而东,是天不同后世之天也。”(134)

在具体的社会政策方面,魏源认为变革得越是彻底,对于民众越是方便。“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观点,曾经被看作是激进的变革观念。其实,魏源在此处所讲的变革仅是具体政策层面的变革,而对于儒家的纲常伦理之道是不能变的。他说:“租、庸、调变而两税,两税变而条编。变古愈尽,便民愈甚,虽圣王复作,必不舍条编而复两税,舍两税而复租、庸、调也;乡举里选变而门望,门望变而考试,丁庸变而差役,差役变而雇役,虽圣王复作,必不舍科举而复选举,舍雇役而为差役也;丘甲变而府兵,府兵变而骑,而营伍,虽圣王复作,必不舍营伍而复为屯田为府兵也。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变可复,人情所群便者变则不可复。江河百源,一趋于海,反江河之水而复归之山,得乎?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是以忠、质、文异尚,子、丑、寅异建,五帝不袭礼,三王不沿乐,况郡县之世而谈封建,阡陌之世而谈井田,笞杖之世而谈肉刑哉!”(135)

不过,魏源并不完全割裂古与今的内在关系,只是反对僵化地照搬古代已经不适应变化了的形势的旧法则而已。所以他又讲:“君子之为治也,无三代以上之心则必俗,不知三代以下之情势则必迂。……善治民者不泥法;无他,亲历诸身而已。读、黄、农之书,用以杀人,谓之庸医;读周、孔之书,用以误天下,得不谓之庸儒乎?靡独无益一时也,又使天下之人不信圣人之道。”(136)

魏源认为,“后世之事,胜于三代者三大端:文帝废肉刑;三代酢酷而后世仁也;柳子非封建,三代私而后代公也;世族变贡举,与封建之变为郡县何异?三代用人,世族之弊,贵以袭贵,贱以袭贱,与封建并起于上古,皆不公之大者”(137) 。

而且在变与不变的问题上,魏源认为,气化无一息不变,而“道”是不变的。他说:“故气化无一息不变者也,其不变者道而已,势则日变而不可复者也。”(138) 魏源所讲的不变之道,实即儒家社会政治哲学中的三纲五常之人伦。

(二) 早期民主主义的政治思想

在有关封建与郡县之制的优劣问题上,魏源不同于他之前的一些学者的观点,而是以分析的眼光看待封建与郡县之制的优势与不足。他认为:“春秋以前,有流民而无流寇,春秋以后,流寇皆起于流民,往往宗社,痡四海。读诗则《硕鼠》‘适彼乐郊’,《黄鸟》‘复我邦族’,《鸿雁》劳来中泽,未闻潢池揭竿之患,此封建长于郡县者一也。”(139)

“春秋以后,夷狄与中国为二,春秋以前,夷狄与中国为一。读《诗》与《春秋》,知古者名山大泽不以封,列国无守险之事,故西戎、徐戎、陆浑之戎、赤狄、白狄、姜狄、太原之戎,乘虚得错处其间。后世关塞险要尽属王朝,而长城以限华、夷,戎、狄攘诸塞外,此郡县之优乎封建者一也。”(140)

他还认为:“治天下之具,其非势、利、名乎!井田,利乎;封建,势乎;学校,名乎!圣人以其势、利、名公天下,身忧天下之忧而无天下之乐,故褰裳去之,而樽俎揖让兴焉;后世以其势、利、名私一身,穷天下之乐而不知忧天下之忧,故慢藏守之,而奸雄觊夺兴焉。争让之分,帝王之忧乐天下为之也。”(141)

在魏源早期的经世思想中,还有一些闪光的思想火花。如他在人才观方面提出“有情方有才”的思想,他说:“人有恒言曰‘才情’,才生于情,未有无情而有才者也。慈母情爱赤子,自有能鞠赤子之才;手足情卫头目,自有能捍头目之才。无情于民物而能才济民物,自古至今未之有也。小人于国、于君、于民,皆漠然无情,故其心思智力不以济物而专以伤物,是鸷禽之爪牙,蜂虿之芒刺也。”(142)

在天子与众人的关系问题上,魏源还认为天子亦为众人之所积,故当视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而不能私天下为一人、为一家。他说:“地气随人气而迁徙也。‘天地之性人为贵’,天子者,众人所积而成,而侮慢人者,非侮慢天乎?人聚则强,人散则尫,人静则昌,人讼则荒,人背则亡。故天子自视为众人中之一人,斯视天下为天下之天下。”(143)

嘉庆之后,清代的文字狱有所松动,但也没有完全解禁。与魏源同时的龚自珍就有“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梁谋”的诗句。然而魏源已经明确意识到,民众对时政的批评与国家昌盛的内在关系。他将整个天下看作是人的身体一样,需要息息相通:“天下其一身与!后元首,相股肱,诤臣喉舌。然则孰为其鼻息?夫非庶人与!九窍百骸四支之存亡,视乎鼻息,口中以终日闭而鼻不可一息柅。古圣帝明王,惟恐庶民之不息息相通也,故其取于臣也略而取于民也详。天子争臣七人而止,诸侯争臣五人而止。至于彻膳之宰,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敢谏之鼓,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士传言,遒人木铎以徇于路,登其歌谣,审其诅祝,察颜观色其谤议,于以明目达聪,而元首良焉,股肱康焉。”(144) 这一要求当然也与道光之后清王朝社会矛盾的激化密切相关。他希望在上位的统治者能够给民众以表达自己诉求的机会,从而让整个社会上下之间信息沟通,让在上位的统治者做出更加明智、合理的决策。

(三)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与开放的文化观

鸦片战争爆发后,魏源的经世思想明显地转向到更为实际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的处理方面,其中如何抵抗西洋列强的入侵,保卫中华民族的领土与主权就成为其后期经世思想的主要内容。他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经世策略,在近代中国之初具有极其重要的文化意义。魏源针对当时中国处于劣势的现实,提出了以守为战,以守为款的政治、军事、外交策略。他说:

自夷变以来帏幄所擘画,疆场所经营,非战即款,非款即战,未有专主守者,未有善言守者。不能守,何以战?不能守,何以款?以守为战,而后外夷服我调度,是谓以夷攻夷;以守为款,而后外夷范我驱驰,是谓以夷款夷。自守之策二:一曰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二曰调客兵不如练士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攻夷之策二:曰调夷之仇国以攻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款夷之策二;曰听互市各国以款夷;持鸦片初约以通市。(145)

且不说魏源的守策能否行得通,仅就其“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而言,的确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该主张虽然仅停留在技术层面学习西方文化,但毕竟重新打开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一条通道。自晚明以来,中国已经开始了学习西方文化的历程,徐光启等先进的中国人大体上都坚持一条“欲求超胜,必先会通”的文化主张。然而自清代康熙年间出现了“礼仪之争”后,中国社会基本关闭了向西方学习的通道。乾隆皇帝又自高自大地拒绝了英国使团马嘎蒂尔要求通商的请求,就更加剧了中国与外界的隔离与封闭,从而使得中国社会对于欧洲社会17世纪到19世纪前半叶近二百五十年所取得的现代文明的巨大成就一无所知。魏源能在当时整体上还处于封闭的中国上层社会提出向西方学习的文化主张,的确重新打开了中国与西方世界接触的一条正确的通道。因此,“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政治与军事主张虽然还停留于具体的技术层面,却蕴涵着丰富的思想与文化的含义。因此,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上,将魏源象征性地看作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确是一个正确的观点。实际上,魏源向西方学习的观点并非仅停留于“师技”的层面,他也提到了一般意义上的了解夷情。如他说:“然则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欲造就边才者,必先用留心边事之督抚始。”(146) 既然要了解夷情、翻译夷书,就必然要了解西方的经济、政治制度与学术、思想。而且,在实际的与西方打交道的过程中,魏源已经看到了西方之长不只是在兵器上,而且在军事组织与士兵管理制度上也有其长。他说:“人但知船炮为西洋之长技,而不知西夷之所长不徒船炮也。每出兵以银二十圆安家,上卒月饷银十圆,下卒月饷银六圆,赡之厚故选之精,练之勤故御之整。即如澳门夷兵仅二百余,而刀械则昼夜不离,训练则风雨无阻。英夷攻海口之兵,以小舟渡至平地,辄去其舟,以绝反顾。登岸后则鱼贯肩随,行列整齐,岂专恃船坚炮利哉?”(147)

魏源还进一步提出了与外国展开正常的经贸活动的思想,并希望通过正常的经贸活动来阻止鸦片的邪恶贸易,内修武备,整饬吏制;外拒强敌,开放市场,从而做到威利并举。他认为,要禁止鸦片对中国人的毒害,必须是内禁与外禁并举。有些人认为“外禁”不可能。魏源认为外禁是可以实现的,而实现“外禁”的手段就是严修武备,同时与西方国家展开正常的贸易,并对正常贸易的物品关税加以减裁,而对夹带的鸦片课以重税,这样就可以从根本上杜绝鸦片贸易。他说:

今与夷约,果鸦片不至,则尽裁一切浮费,举前此贡使所屡求,大班所屡控者,一旦如其意而豁除之,俾岁省数百万,夷必乐从者又一。彼国入口之货,莫大于湖丝、茶叶;出口之费,莫大于棉花、洋米、呢、羽。今中国既裁浮费,免米税,商本轻省,则彼国不妨于进口之茶、丝,出口之棉、米、呢、羽酌增其税,以补鸦片旧额。此外铅、硝、布等有益于中国之物,亦可多运多销,夷必乐从者又一。威足慑之,利足怀之,公则服之,有不食桑葚而革鸮音者乎?水师之通贿不惩,商胥之浮索不革,战舰之武备不竞,而惟外夷操切是求,纵获所求,且不可久。矧乃河溃而鱼烂,鸟惊而兽骇,尚何暇议烟禁哉!(148)

由上所引的文献可以看出,魏源提出的向西方学习的文化主张,其实并非停留在技术层面,而是已经广泛地注意到文化与制度的诸方面内容。其中还包含着非常具体的商贸往来的经济互惠思想,以及通过经贸活动而改革内部的税制与吏制的经济与政治改革思想。从哲学思想而言不够具有普遍性,但从政治改革的角度看,却是非常具体的,具有可行性。

魏源还在中外文化观方面提出了非常具有震撼性的观点,对于数千年的夷夏之大防的观念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他说:

夫蛮狄羌夷之名,专指残虐性情之民,未知王化者言之。故曰:先王之待夷狄,如禽兽然,以不治治之,非谓本国而外,凡有教化之国,皆谓之夷狄也。且天下之门有三矣,有禽门焉,有人门焉,有圣门焉。由于情欲者,入自禽门者也;由于礼义者,入自人门者也;由于独知者,入自圣门者也。诚知夫远客之中,有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串今古者,是瀛寰之奇士,域外之良友,尚可称之曰夷狄乎?(149)

魏源要求人们破除陈腐的“夷夏”的观念,睁开眼睛看看中国以外的“教化”之国,认真虚心地学习他国的先进、合理的文化。他对美国的民主政治体制不仅有所介绍,而且持有极其肯定的态度,体现了魏源向西方学习主张的全面性。他说:

呜呼!弥利坚国非有雄材枭杰之王也,涣散二十七部落,涣散数十万黔首,愤于无道之虎狼英吉利,同仇一倡,不约成城,坚壁清野,绝其饷道,(遂)[逐]走强敌,尽复故疆,可不谓武乎!……二十七部酋分东西二路,而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徇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150)

上述文献对于美国的民主政治介绍虽然简略,对于民主决策程序的介绍亦有想象之词。但基本内容及其精神是准确的。特别是其中所讲到的不世及、不四载而换届的方法,魏源称之为“一变古今官家之局”,实乃睿见卓识!他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崇公”的思想传统出发,将其“大公”的政治思想,非常巧妙地与西方现代民主政治的精神对接,亦是创见。魏源肯定西方民主政治自下选贤的任官制度,认为这是周密的选拔人才的制度,予以肯定与歌颂,亦体现了他的开放精神与敏锐的洞察力。其表述的语言亦是中国化的,且与中国古代理想的选贤任能思想具体有高度的吻合之处,因而亦很容易被中国人所接受。

魏源是一个非常重视社会实际情况的思想家,他的经世思想与他重视实践知识的哲学思想有高度的内在关联。他所受的教育使得他一时无法摆脱儒家纲常伦理思想的束缚,不可能从根本上意识到中国在近代社会的被动、挨打,是因为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落后所导致的。但他能从实际的社会情况分析出发,提出一些比较可行的政治、经济、外交的主张。其所编的《海国图志》一书,不断地扩大内容,对于当时中国知识界全面了解西方的经济、政治、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引导意义。只是非常遗憾的是,腐朽的清王朝政府无法接纳他的一些相当正确可行的对策与建议。而满汉联合的地主阶级政权按照专制政治的固有逻辑,既拒绝从内部展开真正的自改革,又不能积极主动地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现代工商业文明,最终一步一步地走向灭亡,同时也将中华民族拖进了灾难深重的历史深渊,使得中华民族在近代的一百五十年里饱受外敌的蹂躏与欺侮。这一沉痛而又血腥的教训,应当永远为中华民族的儿女所牢记,绝对不能让它再次重演!

(1) 吴昌绶:《定庵先生年谱》,《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594页。

(2) 李鸿章说:“古今雄伟非常之端,往往创于书生忧患之所得,龚自珍议西域置行省于道光朝,而卒大设施于今日。盖先生经世之学,此尤其为犖犖大者。”参见吴昌绶《定庵先生年谱》,《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604页。

(3) 龚自珍:《与江子屏笺》,《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347页。

(4) 参见陈铭《龚自珍评传》,第209—210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 参见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第十七章,王茂、蒋国保等《清代哲学》第二十四章,陈铭《龚自珍评传》,樊克政《龚自珍年谱考略》等著作。

(6)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第650页。

(7) 龚自珍:《五经大义终始论》,《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41页。

(8) 龚自珍:《五经大义终始论》,《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41—42页。

(9) 龚自珍:《农宗》,《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49页。

(10) 龚自珍:《农宗》,《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49页。

(11) 龚自珍:《农宗》,《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49页。

(12) 龚自珍:《农宗》,《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49页。

(13) 龚自珍:《农宗》,《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51页。

(14) 龚自珍:《农宗》,《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51页。

(15) 龚自珍:《明良论四》,《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36页。

(16) 龚自珍:《明良论一》,《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29页。

(17) 龚自珍:《明良论二》,《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31页。

(18) 龚自珍:《京师东藉说》,《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118页。

(19) 此“则”字当为“若”字。

(20) 龚自珍:《明良论二》,《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32页。

(21) 龚自珍:《明良论四》,《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34页。

(22) 龚自珍:《明良论四》,《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35—56页。

(23) 龚自珍:《古史钩沈论四》,《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28页。

(24) 龚自珍:《古史钩沈论四》,《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27页。

(25) 龚自珍:《古史钩沈论四》,《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28页。

(26) 龚自珍:《古史钩沈论四》,《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27页。

(27) 龚自珍:《葛伯仇饷解》,《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124页。

(28) 龚自珍:《乙丙之际塾议第九》,《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6页。

(29) 龚自珍:《乙丙之际塾议第九》,《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6页。

(30) 龚自珍:《乙丙之际塾议第九》,《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6—7页。

(31) 《晋书·乐志》载:“是以闻其宫声、使人温良而宽大……闻其羽声,使人恭俭而好礼。”宫音为五音之首,“声始于宫……属土”,《汉书·律历志》说:“宫,君也,倡始绝生,为四声纲也”,认为宫声在五音之中最重要。土为大地,万物之母,脾土为后天之本,生命活动的持续和气血津液的生化都有赖于脾胃运化水谷精微,而同为“土”的宫音,因为性质的相似,同气相求,可以与脾发生联系。羽音悠扬澄静,柔和透彻,同有水的特性,故羽声入肾。

(32) 龚自珍:《乙丙之际塾议第九》,《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7页。

(33) 龚自珍:《尊隐》,《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87页。

(34) 龚自珍:《尊隐》,《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87页。

(35) 龚自珍:《尊隐》,《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88页。

(36) 龚自珍:《乙丙之际塾议第七》,《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5页。

(37) 龚自珍:《古史钩沈论四》,《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27页。

(38) 龚自珍:《乙丙之际塾议第七》,《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6页。

(39) 龚自珍:《释风》,《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128页。

(40) 龚自珍:《释风》,《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128页。

(41) 龚自珍:《释风》,《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129页。

(42) 龚自珍:《壬癸之际胎观第四》,《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15—16页。

(43) 龚自珍:《尊史》,《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80页。

(44) 龚自珍:《尊史》,《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81页。

(45) 龚自珍:《尊史》,《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81页。

(46) 龚自珍:《庐之推》,《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96页。

(47) 龚自珍:《古史钩沈论一》,《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20页。

(48) 龚自珍:《古史钩沈论一》,《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20页。

(49) 龚自珍:《发大心文》,《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392—393页。

(50) 龚自珍:《发大心文》,《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392—393页。

(51) 龚自珍:《尊命一》,《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83页。

(52) 龚自珍:《尊命二》,《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83页。

(53) 龚自珍:《尊任》,《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85—86页。

(54) 虽然,目前并没有直接文献证明龚自珍读过李贽的书。

(55) 龚自珍:《论私》,《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92页。

(56) 龚自珍:《论私》,《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92页。

(57) 龚自珍:《论私》,《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92页。

(58) 龚自珍:《论私》,《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92页。

(59) 龚自珍:《论私》,《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92—93页。

(60) 龚自珍:《阐告子》,《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129页。(www.xing528.com)

(61) 龚自珍:《阐告子》,《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129页。

(62) 龚自珍:《阐告子》,《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129页。

(63) 参见樊克政《龚自珍年谱考略》,第41、5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64) 龚自珍:《最录段先生定本许氏说文》,《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258页。

(65) 龚自珍:《抱小》,《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93页。

(66) 龚自珍:《古史钩沉三》,《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25页。

(67) 龚自珍:《古史钩沉三》,《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25页。

(68) 龚自珍:《古史钩沉三》,《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25—26页。

(69) 龚自珍:《壬癸之际胎观第一》,《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12页。

(70) 龚自珍:《壬癸之际胎观第一》,《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13页。

(71) 龚自珍:《壬癸之际胎观第一》,《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13页。

(72) 龚自珍:《壬癸之际胎观第一》,《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13页。

(73) 龚自珍:《壬癸之际胎观第二》,《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14页。

(74) 龚自珍:《商周彝器文录序》,《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267页。

(75) 龚自珍:《乙丙之际塾议第十七》,《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8页。

(76) 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二》,《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21页。

(77) 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二》,《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21页。

(78) 龚自珍:《古史钩沉二》,《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22页。

(79) 龚自珍:《古史钩沉二》,《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22页。此处龚氏所列各种“史”类,颇类似方以智《东西均》中各种“均”。

(80) 龚自珍:《古史钩沉二》,《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22页。

(81) 龚自珍:《与徽州府志局纂修诸子书》,《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334页。

(82) 《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天地有四时,莫病于酷暑,而莫善于初秋,澄汰其繁缛淫蒸,而与之为萧疏澹荡,冷然瑟然,而不遽使人有苍莽寥泬之悲者,初秋也。今扬州,其初秋也欤?”参见《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186页。

(83) 龚自珍:《六经正名答问五》,《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40页。

(84) 龚自珍:《壬癸之际胎观第八》,《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119页。

(85) 龚自珍:《壬癸之际胎观第七》,《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18页。

(86) 龚自珍:《壬癸之际胎观第一》,《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15页。

(87) 龚自珍:《壬癸之际胎观第一》,《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15页。

(88) 参见萧萐父《古史祛疑》,《吹沙集》,成都,巴蜀书社,1991。

(89) 龚自珍:《壬癸之际胎观第六》,《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17页。

(90) 龚自珍:《壬癸之际胎观第七》,《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17页。

(91) 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一》,《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20页。

(92) 龚自珍:《壬癸之际胎观第六》,《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17页。

(93) 本节在写作的过程中主要参考了侯外庐著《中国思想通史》与蒋国保等著《晚清哲学》诸书中有关魏源学术、思想的论述。欲全面了解魏源的思想可以参看陈其泰、刘兰肖著《魏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湖南岳麓书社2004年出版的《魏源全集》(20册)是目前研究魏源思想的较好文本。

(94) 《魏源集》上,第24页,北京,中华书局,2009。

(95) 《魏源集》上,第132页。

(96) 赵汸、崔子方:赵汸,字子常,休宁(今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人,生于元仁宗延祐六年(1319),卒于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师事黄泽,受易象春秋之学。隐居著述,作东山精舍以奉母。洪武二年召修元史。不愿出仕,乞还山。未几,卒。学者称东山先生。汸著有《东山存稿》七卷,《周易文诠》四卷(均《四库总目》)与《师说》《左氏补注》《春秋集传属辞》,并传于世。崔子方是北宋苏氏蜀学派的重要人物,以《春秋》学显名。

(97) 《魏源集》上,第133页。

(98) 《魏源集》上,第135页。

(99) 《魏源集》上,第100—101页。

(100) 《魏源集》上,第5页。

(101) 《魏源全集》第12册,第2—3页,长沙,岳麓书社,2004。龚自珍亦重视“天”。似乎可以认为,嘉道时期的哲学形上学开始以“天”为宗。

(102) 《魏源集》上,第12页。

(103) 《魏源集》上,第13页。

(104) 《魏源集》上,第20页。

(105) 《魏源集》上,第15页。

(106) 《魏源集》上,第15页。

(107) 《魏源集》上,第26页。

(108) 《魏源集》上,第26页。

(109) 《魏源集》上,第10页。

(110) 《魏源集》上,第20—21页。

(111) 魏源:《海国图志》卷七六,《魏源全集》第7册,第1866页。

(112) 《魏源集》上,第3页。

(113) 《魏源集》上,第18页。

(114) 《魏源集》上,第32页。

(115) 《魏源集》上,第29页。

(116) 《魏源集》上,第30页。

(117) 《魏源集》上,第30页。

(118) 《魏源集》上,第30—31页。

(119) 《魏源集》上,第28页。

(120) 《魏源集》上,第28页。 

(121) 《魏源集》上,第1页。

(122) 《魏源集》上,第5—6页。

(123) 《魏源集》上,第7页。

(124) 《魏源集》上,第46页。

(125) 《魏源集》上,第18页。

(126) 《魏源集》上,第19页。

(127) 魏源:《老子本义》,《魏源全集》第2册,第649页。

(128) 《魏源集》上,第36页。

(129) 《魏源集》上,第37页。

(130) 《魏源集》上,第36页。

(131) 《魏源集》上,第39页。

(132) 《魏源集》上,第44页。

(133) 《魏源集》上,第45页。

(134) 《魏源集》上,第47页。

(135) 《魏源集》上,第48—49页。

(136) 《魏源集》上,第49页。

(137) 《魏源集》上,第60页。

(138) 《魏源集》上,第48页。

(139) 《魏源集》上,第42页。

(140) 《魏源集》上,第42页。

(141) 《魏源集》上,第44页。

(142) 《魏源集》上,第35页。

(143) 《魏源集》上,第44页。

(144) 《魏源集》上,第67—68页。

(145) 《魏源集》下,第839页。

(146) 《魏源集》下,第868页。

(147) 《魏源集》下,第874页。

(148) 《魏源集》下,第886页。

(149) 魏源:《海国图志》卷七六,《魏源全集》第7册,第1866页。

(150) 魏源:《海国图志》卷五九,《魏源全集》第6册,第15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