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的经学思想及与章学诚的差异

作为今文经学家,魏源的主要经学著作有《诗古微》《书古微》《公羊春秋上下》《董子春秋发微》《孝经集传》《礼记别录考》《易象微》《大戴礼记微》《论语类编》《孟子类编》《两汉经师今古文家考》等著作、文章。其经学所指的内容主要是当时认可的十三经,其经学研究方式主要是今文经学一贯使用的“微言大义”法。从哲学的角度看,这种“微义大义”法主要是一种经学的解释学方法。因此,在经学的方法论上,魏源竭力反对清代乾嘉以降的古文经学以“小学”方式治经、努力还原经义的实证经学的路数,主张治经“以淑其身”“通经致用”。他说:

道形诸事谓之治;以其事笔之方策,俾天下后世得以求道而制事,谓之经;藏之成均、辟雍、掌以师氏、保氏、大乐正,谓之师儒;师儒所教育,由小学进之国学,由侯国贡之王朝,谓之士;士之能九年通经者,以淑其身,以形为事业,则能以《周易》决疑,以《洪范》占变,以《春秋》断事,以《礼》《乐》服制兴教化,以《周官》致太平,以《禹贡》行河,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出使尊对,谓之以经术为治术。曾有以通经致用为诟厉者乎?以诂训为音声蔽小学,以名物器服蔽《三礼》,以象数蔽《易》,以鸟兽草木蔽《诗》,毕生治经,无一言益己,无一事可验诸治者乎?(94)

上述引文中,魏源对经的定义、经的多方面作用进行了简明扼要的阐述,并揭示了道与经的关系。可以从三层次来理解。其一是经的定义问题。魏源持一种经道合一论的思想,认为经即是道通过书面文字记载下来的古代诸事件,让后世人依照这些典型的事件来处理新的事件的历史典范。其二,这些记载在策的典范事件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国家层面的高级官员掌握了这些经典就称之为师儒,师儒教育出来的人可以称之为士。士经过九年以上的学习,利用其中的一经来处理天下各方面的事情,从而形成“事业”,总称“以经术为治术”。其三,诸经之中,以及与研究诸经相关的各种学问,总会对治经者有益,诸经亦总有合于治道的。很显然,魏源的“经”论与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六经为器”说颇为不同。与戴震所说的“经之至者,道也”的观点亦不相同。他属于绝对的尊经主义者。

与乾嘉古文经学重视人文学研究的实证特征极其不同,魏源特别重视今文经学“口受微言大义”的传经方式与“三世、三统”的历史演进论与政治正当性的谱系,进而为自己的“通经致用”,托经学以言政事提供经学方法论的根据。他说:

《春秋》之有公羊氏也,岂第异于左氏而已,亦且异于谷梁。《史记》言《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以制义法,为有所刺讥褒讳抑损之文不可以书见也,故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汉书》言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夫使无口受之微言大义,则人人可以属词比事而得之,赵汸、崔子方何必不与游、夏同识;惟无其张三世、通三统之义贯之,故其例此通而彼得,左支而右诎。(95)

上则文献表明,魏源相信经学传承中的口耳相传的师承统绪,不认为任何人可以摆脱师承而能够获得经中的微言大义。后世的经学家,赵汸、崔子方(96) 在见识上未必赶不上子游、子夏,但他们的经学中没有孔子口授的张三世、通三统的微言大义,所以他们的经说在这方面说通了在那方面又不通,显得捉襟见肘。这就表明,经学不只是单纯的知识,不能简单地通过文字的理解与解释来充分展现其中的精微义蕴。魏源的经学是与尊重孔子这一古老而又神圣的权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www.xing528.com)

在今文经学传统内部,魏源对于三科、九旨的解释,认同汉儒旧传,而对同时代孔广森的新三科、九旨说颇不以为然。汉儒三科、九旨说有两种,一是何休的说法。何休在《春秋文谥例》中指出:“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二是东汉宋衷注《春秋》的说法,以张三世、存三统、异内外为三科;以时、月、日,王、天王、天子,讥、贬、绝为九旨。在宋衷的说法中,三世是指夏商周,夏为人统,商为地统,周为天统;时月日,指纪事的详略。王、天王、天子,指称谓的远近亲疏;讥、贬、绝指《春秋》书法评价的轻重。魏源所信守的就是此二家的三科九旨说,不同意孔广森的新三科九旨说。孔氏以天道、王法、人情为“三科”,以时、月、日,讥、贬、绝、尊、亲、贤为九旨。他说道:“乃其三科、九旨,不用汉儒之旧传,而别立时月日为天道科,讥贬绝为王法科,尊亲贤为人性科。如是,则公羊与谷梁奚异?奚大义之与有!”(97)

在此一点上,魏源表现出惟汉儒传统是从的尊汉从古的思想倾向。而在对汉儒今文经学传统的取舍方面,他又特别推崇董仲舒。他说:“若谓董生疏通大诣,不列经文,不足颉颃何氏,则其书三科、九旨燦然大备,且弘通精渺,内圣而外王,蟠天而际地,远在胡母生、何邵公《章句》之上。盖彼犹泥文,此优柔而厌饫矣;彼专析例,此则曲畅而旁通矣;故抉经之心,执圣之权,冒天下之道者,莫如董生。”(98)

魏源站在今文经学的立场批评乾嘉以降的古文经学,又对今文经学传统里不同于汉儒的一些学术观点进行批判,表面上看是一种学术之争,实际上主要是一种不同的经世思想借助于学术争论体现出来的。除今文经学的立场之外,魏源在经学研究方面的另一个突出特色就是会通诸经之义,而试图对经学的“一贯”之思作出别开生面的解释。这一思想倾向集中体现在《庸易通义》的长文之中。在该文中,魏源列举了二十四条,从多个角度会通《中庸》与《周易》的思想,仅以他开篇总论与二条为例,略窥其综合庸易的思想。他说:“《中庸》之义全通乎《易》,而‘未发之中’‘立天下之大本’者,原于《易》之‘何思何虑’,各经所未泄之蕴,迥异《大学》以意、心、身为家、国、天下之本。……‘《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即‘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中节谓之和’,为天下之大本、达道者乎?《易》曰‘复其见天地之心’,岂非《中庸》‘莫见乎隐,莫显乎微’,徵慎独之心体乎;‘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非即‘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者乎?”(99)

不仅如此,在其所作的《默觚》上下篇里,他还通过调和宋明理学内部各大学派的思想,作孔、孟赞,颜子、曾子赞,周程、程朱、陆九渊、朱陆异同、杨慈湖、王文成、明儒高刘诸子赞;甚至融通儒道思想,从“为学”与“为治”两个方面,探讨社会治理与人才培养的重大问题,比较集中地体现了魏源的社会与政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