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国哲学通史中龚自珍的思想与语言分类

龚自珍认为,语言与思想类型密切相关。“王统以儒墨进天下之言,霸统以法家进天下之言。”(86) 然而,从历史的起源看,古代的政治、文化是统一的,所以语言也是统一的。他说:“古之世,语言出于一,以古语古,犹越人越言,楚人楚言也。后之世,语言出于二,以后语古,犹楚人以越言名,越人以楚言名也。虽有大人生于霸世,号令弗与共,福禄弗与偕,观其语言,引弗可用;号令与共,福禄与偕,观其语言,卒弗可用;于是退而立大人之语言,明各家之统,慕圣人之文,固犹将生越而楚言也。”(87)

龚自珍对远古时代“语言出于一”的理论设想,与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所设想的中华民族源头上都共同出自一个祖先——黄帝的设想,具有思想结构上的同一性。如果从人类学的角度看,人类起源是多源并生的,并非同出于一个地区,然后分散开来的。(88) 依此而言,龚氏的“古之世,语言出于一”的理论设想其实是没有根据的,但他由此而得出的个别结论,即后之世文化具有差异性是非常有价值的。这就从理论上否定了回归“圣人原意”,以及通过“因声求义”方式发掘古汉语的原初意义的可能性。因为“后之世”语言出于二,与“古语”不同,这种不同就如同楚国人用越国的语言来命名或称谓,越国人用楚国的语言来命名或称谓,势必会引起命名或称谓的混乱,无法展开交流。

他还从教派的角度区分“域外之言”与“域中之言”两大语言类型。而这两大语言类型实际是两大思想类型,即“方外之言”——儒家学派以外的佛、道二教的语言与“方内之言”——儒家学派的语言。他说:

有域外之言,有域中之言,域外之言有例,域中之言有例。有以天为极,以命为的;有不以天为极,不以命为的。域外之言,善不善报于而身,历万生死而身弥存,域中之言,死可以休矣,善不善报于而胤孙。(89)

龚氏在此所谓的“域中之言”,即是中国本土的思想类型,尤其是以儒家为典型代表。他通过对“域中之言”所构筑的名言世界及其一切行为的分析,最终否定了“域中之言”的名言世界一切价值判断的实有性,从而走向了否定“名教”的结论,这是龚自珍语言哲学思想中的“异端”成分,以往学者对此少有论及。如他说:“域中之言,名实其大端,兵为其几。有名,天下兵集之有辞矣;无实,天下之兵集之无患矣。有名无实,是再受兵;有实无名,是再却兵。无名伪有名,耻;无实伪有实,败。名实中,不败,战亦不胜。有名伪无名,霸。败果何丧?败者不能言;霸果何获?胜者不能言。非不能言,无以言。故曰:万物不自立。有说十之一,无说十之九;无说十之一,始有说卒无说十之九。善非固有,恶非固有,仁义、廉耻、诈贼、很忌非固有。”(90)

上述“善非固有,恶非固有,仁义、廉耻、诈贼、很忌非固有”的语言哲学结论,已经远远溢出乾嘉考据学“由字以通词,由词以通道”的语言哲学纲领。戴震所开创的由文字、语言探索“经中之道”的语言哲学体系,在龚自珍的历史语言学和语言哲学里已经变成了否定儒家经典中蕴涵着“道”的思想了。因此,龚自珍的语言哲学还从思想性质上开启了对乾乾语言哲学与语言学研究“经中之道”的解构与否定的端绪。

龚自珍还从思想的性质角度区分语言的类型:他说:(www.xing528.com)

温而文,王者之言也;惕而让,王者之行也;言文而行让,王者之所以养人气也。(91)

又说:

大人之所难言者三:大忧不正言,大患不正言,大恨不正言。忧无故比,患无故例,仇无故诛,恨无故门,言无故家。(92)

这种语言类型与思想之间相关性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思维与语言的统一性问题,而这一语言哲学思想也是乾嘉时代所没有的新内容。

从语言学的角度看,龚自珍本人在这方面并没有多少贡献。但通过他对语言论述的一系列文字看,他对乾嘉以来中国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路径及其局限性是有着某种历史的自觉。他个人能够跳出乾嘉学术透过语言来从事哲学思考的限制,直面现实,直抒己见,表达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与哲学思想,为中国哲学的新发展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在《己亥杂诗》中,他非常自豪地说:“河汾房杜有人疑,名位千秋处士卑。一事平生无龁,但开风气不为师。”现在看来,龚自珍的自许并不过分。非常可惜的是,龚自珍存留于世间的文字不够多,再加上他的语言深奥难懂,思想奇诡飘忽,对于后人确切地、完整地把握其思想,带来了极大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