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对名实关系与言语方式的新阐释

“正名”曾经是先秦诸子语言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端于春秋末年礼乐制度崩溃之际。孔子和老子对名实之间的关系问题都有论述。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老子说:“名可名,非常名。”龚自珍处在清代社会由盛转衰的关节点上——按照龚自己的说法,是处在初秋之际(82) ,他对“名”的问题特别敏感。在《六经正名》一文里,他提出了“六经在孔子之前”的主张:“孔子之未生,天下有六经久矣”。因此,“六经、六艺之名,由来久远,不可以臆增益”。这样,龚自珍从历史学的眼光出发,再一次从学术上解构了经学的权威与孔子作为经学创始人的圣人权威,其所蕴含的思想解放意义虽然含蓄却意义深远。

不仅如此,龚自珍反对将《论语》《孟子》《尔雅》《孝经》等书当作“经”来侍奉,主张“以经还经,以记还记,以传还传,以群书还群书,以子还子”(83) 。这种历史还原主义思想,一方面是乾嘉考据学精神的延续,另一方面又更加明显地带有历史批判意识,对于科举制度下的士人与现行的考试制度将《论语》《孟子》《孝经》当作“经”来看待的普遍看法,无疑构成了一种巨大的挑战。

龚自珍从人的主体性的角度讨论名的产生问题,并对名与实的对应关系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他说:

万物不自名,名之而如其自名。是故名之于其合离,谓之生死;名之于其生死,谓之人鬼;名之于聚散,谓之物变;名之于其虚实,谓之形神;名之于久暂,谓之客主;名之于其客主,谓之魂魄,名之于其淳浊、灵蠢、寿否、乐否,谓之升降;名之于其升降,谓之劝戒;名之于其劝戒、取舍,谓之语言文字。有天,有上天,文王、箕子、周公、仲尼,其未生也,在上天。其死也,在上天。其生也,教凡民必称天,天故为群言极。(84)

在这一段文字里,龚自珍对实与名的关系,以及一些重要的名的内涵作了界定。从一般的名到表述价值概念的名,直到最高的称谓“天”,龚自珍都从哲学的角度给予了重新的解释。首先,“名不自名”,表明万物的命名都是由人开始的,突出了人类主体对万物命名的作用与意义。

其次,人类的所有命名都有与之相适应的对象,如以人鬼来表达生死现象,物变表达气之聚散现象等,而所谓的“语言文字”无非表达人类的劝诫、取舍的价值诉求而已。这种语言分析的思想,在其前辈如段玉裁那里是没有的,但在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那里是有的。戴震对理、天理、善、性的界定,颇似龚自珍的语言分析方法。只是戴震的哲学思考更为系统,而从现存的文献看,龚自珍的思考则比较零碎而已。(www.xing528.com)

其三,往古圣人不是终极价值,也就是说往古圣人不是人类价值的源泉,而只有上天才是人类终极价值的源泉。所谓“天为群言极”一语,再一次从历史文化的哲学本体高度否定了圣人的权威,而将自然之天加以神圣化。

龚自珍还认识到名的世界与实的世界的对应关系:

万物名相对者,势相待,分相职,意相注,神相耗,影相藏;势不相待,分不相职,意不相注,神不相耗,影不相藏,将相对之名不成,万事皆不立。万事不自立,相倚而已矣;相倚也,故有势。万理不自立,相譬而已矣;相譬也,故有辨。(85)

龚自珍透过对名言的相对关系的分析,揭示了对象世界的关系性特征。没有“相对之名”,则万事将无法得以区别开来,因而人也就无法从事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活动。通过“万物相对之名”,去理解、把握“势相待,分相职,意相注,神相耗,影相藏”的相对而存在的现实世界及其相互关系。因此,在名实问题上,龚自珍不是简单地认同名能反映实,循名可以责实的“名实”观。而且,他看到了名言世界的相对关系与对象世界分立关系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进一步凸显了名言世界对于人们把握对象世界的能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