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对古典文献定本及本字的怀疑

从现存的《龚自珍全集》看,他在语言学方面并没有多少成就,但是他通过对其前辈语言学得失的考察,在语言哲学方面倒是提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思想。从整体上看,他的语言哲学方面主要思想表现在对文字的起源,以及语言的类型分析上面;另外,与乾嘉后期不断发现的金石文献资料有关,其语言学的兴趣更多的表现在对这些保留着古代语言的金石材料的关注上面。龚自珍的这些努力与清末民初的金文、甲骨文研究倒是有内在的学术史关联,从而使得他的语言哲学思考转向了更为广阔的文化、考古领域。

由于中国哲学在18世纪所发生的“语言学转向”,发展到龚自珍时代基本上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而外在的社会环境变化,使得这种关注文本的研究已经没有多少工作可做了。另一方面,乾嘉学者们所追求的恢复古代经典原貌的学术目标本身,也有值得怀疑之处。对此,龚自珍有明确的认识。在《古史钩沉三》一文中,龚自珍以问答的形式表达了这种新的思想认识。当他的朋友李锐、陈奂、江藩要求他为《诗》《书》《易》《春秋》的版本整理出一个定本时,他首先推脱说自己的兴趣不在于此,“方读百家,好杂家之言,未暇也”(66) 。接下来又论证说,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他说:“然而文、武之文,非史籀之孳也。史籀之孳,孔子之雅言,又非汉廷之竹帛也。汉之徒隶写官,译有借声,皆起而与圣者并有权。然而竹帛废,契木起,斠紬者不作,凡契令工匠胥史学徒,又皆起而与圣者并有权,圣人所雅言益微。”(67)

这即是说,由于历史上文字发展史的几次形体变化,每一种形体之间的内在联系无法搞清楚,故要将古代的经典整理出一个所谓的“定本”,那是不可能的。他还进一步地申述道:(www.xing528.com)

今夫《易》《书》《诗》《春秋》之文,十五用假借焉,其本字盖罕矣。我将尽求其本字,然而所肄者孤,汉师之泛见雅记者阙;孤则不乐从,阙则不具,以不乐从之心,采不具之储,聚而察之,能灼然知孰为正字、孰为假借?固不能以富矣。诸师籍令完具,其于七十子之所请益,仓颉、史籀之故,孔子之所雅言,又不知果在否焉。(68)

龚自珍上述的论述当然带有强烈的夸张性,但在其夸张的语言背后所蕴涵的思想还是相当有说服力的。因为,从文字、语言的变化与发展一面看,很难进行全面的还原,在没有足够证据的前提下从事经典版本的勘定工作,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当然,在龚自珍的时代,他还很难有现代人所具有的解释学的系统思想,但他上述的一番话也明确地表达了对乾嘉考据学在经典释义方面追求客观性、原始性的怀疑,从而与现代解释学的精神颇有相通之处。在现代解释学看来,古代经典一旦进入思想的解释领域,那种理想的客观性就已经渗透了解释者的主观性。诗人龚自珍的眼光的确是非常敏锐的,他在那个时候已经领会到经典文本还原的不可能性了。因而,他将乾嘉学者对语言学“因音求义”的实证研究、语言运用规律、词汇学研究等合乎逻辑地转向了对广义的语言、文字历史的追溯和对语言与人类文明史关系的探索方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