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批判与社会变革思想

龚自珍的社会变革思想萌芽甚早,在青年代时他就已经敏锐地觉察到清王朝政治的腐败,写出了《明良论》四篇,深得其外祖父段玉裁的欣赏:“四论皆古方也,而中今病,岂必别制一新方?”(15) 在这一组政论文中,龚自珍就王朝政治如何培养士气、增进廉耻、改革用人制度,奉行理想的“政道”,提出了自己的系列主张。龚自珍认为,王朝政治应当让士人、王公大臣有体面的生活,否则他们就无心于政治事务。这与今日高薪养廉论颇有相合之处。龚自珍说:“三代以上,大臣、百有司无求富之事,无耻于言富之事。……人主之遇其臣也,厚以礼,绳以道,亦岂以区区之禄为报?然而禹、箕子、周公然者,王者为天下国家崇气象,养体统,道则然也。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惟士惟能。’虽然,此士大夫所以自律则然,非君上所以律士大夫之言也。”(16)

年轻的龚自珍对专制政治泯灭士人气节的做法给予了猛烈的批判,他说:“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历览近代之士,自其敷奏之日,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官益久,则气愈媮;望愈崇,则谄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至身为三公,为六卿,非不崇高也,而其于古者大臣巍然岸然师傅自处之风,匪但目未睹,耳未闻,梦寐亦未之及。臣节之盛,扫地尽矣。非由他,由于无以作朝廷之气故也。”(17) 而之所以朝廷不能兴起士人、大臣之气节,主要是由于专制政治奴役从政者之心,“朝见长跪、夕见长跪之余”,让大臣坐而论道,与君主平起平坐的政治平等传统被消除殆尽的缘故。

龚自珍还非常深刻、犀利地揭露了专制政治消磨士气的另一种阴招,那就是在京城里广设妓馆,从而达到拑塞天下游士心思、言论的目的。他说:“士也者,又四民之聪明喜议论者也。身心闲暇,饱暖无为,则留心古今而好议论。留心古今而好论议,则于祖宗之立法,人主之举动措置,一代之所以为号令者,俱大不便。凡帝王所居曰京师,以其人民众多,非一类一族也。是故召募女子千余户入乐藉。乐藉既棋布于京师,其中必有资质端丽,桀黠辨慧者出焉。目挑心招,捭阖以为术焉则可以塞天下之游士。乌在其可以箝塞也?曰:使之耗其资财,则谋一身且不暇,无谋人国之心矣;使之耗其日力,则无暇日以谈二帝三王之书,又不读史而知古今矣;使之缠绵歌泣于床第之间,耗其壮年之雄材伟略,则思乱之志息,而议论图度,上指天下画地之态益息矣;使之春晨秋夜为匳体词赋、游戏不急之言,以耗其才华,则议论军国臧否政事之文章可以毋作矣。如此则民听壹,国事便,而士类之保全者亦众。”(18)

龚自珍非常敏锐地指出,士无气节,实是整个国家民族的悲哀,而造成灾难的原因则出自朝廷之上的专制政治。他说:“农工之人、肩荷背负之人则(19) 无耻,则辱其身而已;富而无耻者,辱其家而已;士无耻,则名之曰辱国;卿大夫无耻,名之曰辱社稷。由庶人贵而为士,由士贵而为小官,为大官,则由始辱其身家,以延及于辱社稷也,厥灾下达上,象似火!大臣无耻,凡百士大夫法则之,以及士庶人法则之,则是有三数辱社稷者,而令合天下之人,举辱国以辱其家,辱其身,混混沄沄,而无所底,厥咎上达下,象似水!上若下胥水火之中也,则何以国?”(20)

龚自珍虽然还缺乏现代西方式的民主政治理念,但他所提出的“为政之道”,在中国传统政治框架内还是具有消解皇权专制主义毒素的意义。他说:“律令者,胥吏之所守也;政道者,天子与百官之所图也。守律令而不敢变,吏胥之所以侍立而体卑也;行政道而惟吾意所欲为,天子百官之所以南面而权尊也。为天子者,训迪其百官,使之共治吾天下,但责之以治天下之效,不必问其若之何而以为治,故唐、虞三代之天下无不治。”(21)

 他吸收了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的政治改革思想,坚持“君臣共治群分” 与“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权”的精英民主政治理想,反对设立过于苛细的一家之私法、不可破之例束缚大臣为天下百姓办事的手脚。他说:“天下无巨细,一束之于不可破之例,则虽以总督之尊,而实不能以行一谋、专一事。夫乾纲贵裁断,不贵端拱无为,亦论之似者也。然圣天子亦总其大端而已矣。至于内外大臣之权,殆亦不可以不重。权不重则气不振,气不振则偷,偷则敝。权不重则民不畏,不畏则狎,狎则变。……圣天子赫然有意千载一时之治,删弃文法,捐除科条,裁损吏议,亲总其大纲大纪,以进退一世,而又命大臣以所当为,端群臣以所当从。内外臣工有大罪,则以乾纲诛之,其小故则宥之,而勿苛细以绳其身。”(22)

 如果说,黄宗羲曾经提出了“臣道”,要求传统士人从“为天下的目的”出发来做官,那么,龚自珍则提出了“宾宾”的理想,要求士人不要“籍道以降”。他是这样界定王朝政治中的“宾”之类大臣的身份的:“故夫宾也者,生乎本朝,仕乎本朝,上天有不专为其本朝而生是人者在也。”(23) 正因为“宾”不是专为一朝政治服务的,所以这些人从事政治活动主要是服从“政道”的原则,为国家、为百姓做事,因而具有相对独立的政治人格与处事原则。龚自珍说:

兴王圣智矣,其开国同姓魁杰寿考,易尽也,宾也者,异姓之圣智魁杰寿考也。其言曰:臣之藉,外臣也;燕私之游不从,宫库之藏不问,世及之恩不预,同姓之狱不鞠,北面事人主,而不任叱咄奔走,捍难御侮,而不死私难。是故进中礼,退中道,长子孙中儒,学中史。(24)

甚至在王朝更迭之际,这些“宾者”也应当受到真正的王者的尊重。其理何在?龚自珍认为:“古之世有抱祭器而降者矣,有抱乐器而降者矣,有抱国之图藉而降者矣。无藉其道以降者,道不可藉也。下至百工之艺,医卜之法,其姓氏也古,其官守也古,皆不能以其艺降。”(25)

而对于这样异姓的“圣智魁杰”之宾,王者应当“芳香其情以下之,玲珑其诰令以求之,虚位以位之”(26) 。

上述龚自珍通过历史学的方式阐述的反专制政治的思想,要求大臣以道自尊,也要求理想中的王者尊重抱道之大臣,其实是明末清初反皇权专制政治思想的继续,也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政治理想的一种继续。(www.xing528.com)

龚自珍还对传统政治中所谓的“王道”思想进行了犀利的批判,提出了“王者取天下有阴谋焉”的惊世骇俗之论。在《葛伯仇饷解》一文中,对《逸周书》中“葛伯仇饷”一事进行重新解释,认为葛虽贫,葛伯作为一国之君,绝对不可能做杀人夺酒肉之事,其原因是商汤制造的阴谋而已。他说:

王者取天下,虽曰天与之,人归之,要必有阴谋焉。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不祀,汤教之祀,遗以粢盛可矣;乃使亳众往为之耕,春耕、夏耘、秋收,乃囷乃米……亳众者何?窥国者也,策为内应者也。老弱馈者何?往来为间谍者也。葛虽贫,士可兼,葛伯放而柔,强邻圣敌,旦夕虎视,发众千百入其境,屯于其野,能无惧乎?……仇者何?众词,大之之词。杀者何?专词。杀一人不得言仇,仇不得言杀。史臣曰:“葛伯仇饷”,得事实矣。又曰:“汤一征,自葛载。”夫葛何罪?罪在近。后世之阴谋,有远交而近攻者,亦祖汤而已矣。(27)

上述龚自珍所论,显然借用《公羊春秋》的笔法,批评历史上所谓的“王道”政治,将儒家历史上歌颂的大圣人商汤看作是后世政治阴谋的始作俑者。这一曲折的笔法与王夫之在史论中将文王看作是剥夺相权、开始皇权专制始作俑者一样,都是借古讽今的手法。

龚自珍有关社会变革的思想往往通过托古改制的言语方式表达出来。他说:“吾闻深于《春秋》者,其论史也,曰:书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观其才;才之差,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别为一等。”(28) 他称自己所处之世为“衰世”,这一“衰世”表面上看“方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29) ,然而人才绝无,人心已经彻底腐烂,距离大乱之日仅有一步之遥:

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尟君子,抑小人甚尟。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戮之权不告于君,不告于大夫,不宣于司市,君大夫亦不任受。其法亦不及于要领,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又非一日而戮之,乃以渐,或三岁而戮之,十年而戮之,百年而戮之。才者自度将见戮,则蚤夜号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悖悍者则蚤夜号以求乱。夫悖且悍,且睊然眮然以思世之一便己,才不可问矣。曏之伦聒有辞矣。然而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30)

龚自珍对衰世的表象作了生动的刻画,黑白混淆,宽和之音与悠扬之音混淆(31) ,道路上一切稀松,不紧不慢,仿佛是治世一般,而实际上是整个社会各个领域里都缺乏人才。其主要原因在于国家将人们的能忧、能思、能作为、有廉耻之心等内在的积极主动意志全部摧毁,表现出的是一夫为刚,万夫为柔的景象。龚自珍还以十分形象的语言揭示了嘉道之际的清王朝政治与社会的现实状态:“履霜之屩,寒于坚冰;未雨之鸟,戚于飘摇;痹痨之疾,殆于痈疽;将萎之华,惨于槁木。”(32) 又说:“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莫气,与梦为邻”。(33) 他通过隐喻的方式,将京师与山中之民的力量作一鲜明的对比,预言清王朝社会里行将爆发一场下层民众的革命运动。他认为,由于权贵所处的京师之地,拒绝接纳社会中的“人功精英,百工魁杰”,以至于京师之气泄,京师之势力空虚,而让山中实力增加,其结果是“豪杰轻量京师;轻量京师,则山中之势重矣”(34) ,最后是“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35) 。

 透过对历史上王朝兴替的认识,龚自珍得出了“无八百年不夷之天下,天下有亿万年不夷之道”(36) 的历史常变观。这即是说,具体的王朝天下是会改姓换代的,然而政治之道的根本精神是不变的。而这不变的“政治之道”,或许就是他在《农宗》篇中所阐述的朴素的唯物论的政治思想。龚自珍甚至还说:“夫五行不再当令,一姓不再产圣。”(37) 这其实是在预言爱新觉罗氏的大清王朝即将灭亡。然而,即使如此,龚自珍还是希望清王朝的统治者能进行自我改革,他说:“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义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抑思我祖所以兴,岂非革前代之败耶?前代所以兴,又非革前代之败耶?何莽然其不一姓也?天何必不乐一姓耶?鬼何必不享一姓耶?奋之!奋之!将败则豫师来姓,又将败则豫师来姓。《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非为黄帝以来六、七姓括言之也,为一姓劝豫也。”(38)

非常遗憾的是,清王朝并未听从龚自珍的劝告,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洪流的冲击下迅速走向衰亡,最后在外国资本主义强大势力的攻击下,加上内部的混乱而迅速走向灭亡。

龚自珍是诗人、文学家,其有关社会变化的理论思考往往借助于文学形象表达出来。其《释风》一文就生动形象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变化的不可预期性、渐变而人不知的特征,并形象地论证了人是促使社会风气变化的根本原因。他甚至说社会性质的风气之“风”是风字的本义:“古人之世,儵而为今之世;今人之世,儵而为后之世;旋转簸荡不已。万状而无状,万形而无形,风之本义也有然。”(39) 当有人问“风”之古字“風”从“虫”作何解释时,龚自珍说:“且吾与子何物?固曰:倮蟲。文积虫曰蟲。天地至顽也,得倮蟲而灵;天地至凝也,得倮蟲而散;然而是天地至老寿也,得倮蟲而死;天地犹旋转簸荡于虫,矧虫之自为旋转而簸荡者哉?”(40)

龚自珍此处以文学的形象语言揭示了人为万物之灵,因人的作用而使天地发生变化的道理。他还进一步借道家之言,阐述了人受社会风气的影响而不知觉,然而因生病而衰老,因衰老而死亡的结局。他说:“道家者流,又言无形么虫万亿,昼夜啮人肤,肤觉者亿之一耳,是故有老死病。是说也,予亦信之。”(41) 龚自珍在此所说的道家其实为道教,先秦道家没有类似的说法。他这一带有诗化哲学特征的语言形式,带有极强的隐喻性、暗示性、启发力,如果我们仅从概念、范畴的角度来把握他的社会政治思想,往往会觉得他的思想贫乏、浅薄。实际上,他的思想极其深刻且值得反复咀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