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饮食为基：中国哲学通史清代卷

龚自珍的社会政治思想有一种非常朴素的历史唯物论倾向,将人的饮食之需及其满足看作是圣人之道的开端。他说:“圣人之道,本天人之际,胪幽明之序,始乎饮食,中乎制作,终乎闻性命天道。”(7) 就政治上的“聪明”——明智而正确的决断而言,古代圣王要高于普通百姓,但“聪明”之中最伟大的“聪明”是什么?就是能够首先给民众解决饮食问题的人。故龚自珍说:

聪明孰为大?能始饮食民者也。其在《序卦》之文曰:“物不可不养,屯蒙而受以需,饮食之道也。”其在《雅诗》,歌神灵之德,曰:“民之质矣,日用饮食。”是故饮食继天地。又求诸《礼》曰:“夫礼之初,始诸饮食。”礼者,祭礼也。民饮食,则生其情矣,情生则其文矣。……谨求之《春秋》,必称元年。年者,禾也。无禾则不年,一年之事视乎禾。《洪范》称祀者何?禾熟而当祀;祀四时而遍,则一年矣。元年者,从食以为祀;无祀者,从祭以为纪。(8)

龚自珍将儒家传统的《五经》大义的核心精神解释成以“饮食为始端”,从经学的角度看未必那么贴切,但从哲学思想的创新角度看,恰恰体现了龚自珍社会政治思想中以满足民众物质生活为出发点的朴素唯物论思想萌芽。这一朴素的唯物论思想,在其《农宗》篇亦充分地体现出来。当代中国哲学界著作中,有很多论著将此篇所表达出的社会政治思想看作是落后的、以农业宗法社会为理想蓝图的乌托邦思想。从社会理想的角度看,这种评价虽也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但就该篇文章的思想核心精神来看,其主要论述的还是以饮食满足为政治的出发点的观念。《农宗》篇开篇对社会政治哲学诸问题的思考是非常有深意的,龚自珍这样追问道:“古者未有后君公,始有之而人不骇者何?古者未有礼乐刑法,与礼乐刑法之差,始有之而人不疑惧者何?古者君若父若兄同亲者何?君若父若兄同尊者何?尊亲能长久者何?古之为有家,与其为天下,一贯之者何?古之为天下,恒视为有家者何?”(9)

对于上述七个问题的回答,龚自珍归结为如下一点,即能够让土地生产出更多粮食的人,就可以成为社会的领导者与统治者。他说:

生民之故,上哉远矣,天谷没,地谷茁,始贵智贵力,有能以尺土出谷者,以为尺土主;有能以倍尺若十尺、伯尺出谷者,以为倍尺、十尺、伯尺主;号次主曰伯。帝若皇,其禄尽农也,则周之主伯欤?(10) (www.xing528.com)

不仅古代的政治领袖是那些能让土地长出更多粮食的聪明农人,而且礼乐刑法等上层意识形态也是建立在粮食生产的基础之上,“土广而谷众,足以芘其子,力能有文质祭享报本之事,力能致其下之称名,名之曰礼,曰乐,曰刑法。儒者失其情,不究其本,乃曰天下之大分,自上而下。吾则曰:先有下,而渐有上。下上以推之,而卒神其说于天,是故本其所自推也,夫何骇?本其所自名也,夫何疑何惧?儒者曰:天子有宗,卿大夫公侯有宗,惟庶人不足与有宗。吾则曰:礼莫初于宗,惟农为初有宗”(11) 。

既然一切上层建筑均以农为初宗,则各种政治设施均起于农业生产物质基础之上。龚自珍说:

上古不讳私,百亩之主,必子其子;其没也,百亩之亚旅,必臣其子;余子必尊其兄,兄必养其余子。父不私子则不慈,子不业父则不孝,余子不尊长子则不悌,长子不赡余子则不义。……农之始,仁孝悌义之极,礼之备,智之所自出,之为也百亩之农,有男子二,甲为大宗,乙为小宗,小宗者,帝王之上藩,实农之余夫也。(12)

龚自珍甚至由此得出了一个非常惊世骇俗而又颇有道理的结论:“不以朝政乱田政”(13) 。他给出了这样一个政治结论:“是故筹一农身,身不七尺,人伦五品,本末原流具矣!筹一农家,家不十步,古今帝王,为天下大纲,细目备矣!木无二本,川无二原,贵贱无二人,人无二治,治无二法,请使农之有一田、一宅,如天子有万国天下。”(14) 龚自珍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只要筹划好一个农人的身体之所需,则治天下的本末之事全部解决了。只要筹划好一个农人家庭之所需,而一个家庭所需之地不需要“十步”那么大,则古今帝王治理天下的大纲细目全部都具备了。树没有两个根本,河流没有两个源头,人不分贵贱,没有额外不同的治理办法;治理国家没有另外特殊的制度,只要让农民有一份田地,有座房子,这样天子就有万国天下的领土。可见,龚自珍以非常晦涩的语言表达了非常深刻的社会政治与社会治理思想,也是明代农民起义与近代太平天国起义要求“耕者有其田”的政治纲领在龚自珍思想里的集中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