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的语言学思想及历史还原主义

如果说,戴震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由字通词,由词通道”语言哲学纲领与方法,开始了利用文字、词汇、语言的新工具从事哲学思考的语言学转向,那么,其后学如段玉裁、高邮王氏父子、阮元等人则进一步对通道之“字”的新工具进行锻造,在更加精细的经典训诂层面追寻经典的原义,从而实现对经典原义的还原。如何彻底地实现对古代经典意义的还原呢?那就必须找到经典中关键词的“本义”,这样才能真正地获得经典的原初意义。所以,阮元说:“古圣人造一字必有一字之本义,本义最精确无弊。”(152)

他在辨别“佞”与“仁”二字的意思时说:“是故解文字者,当以虞夏商周初、周末分别观之。”(153) 阮元注意到文字意义的历史演变过程,在文字、语言与经典意义的解释与研究过程中,体现了历史主义的思想,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戴震过于重视语言的共时性特征,相对忽视语言的历时性特征的偏颇。简括地讲,阮元追求本义的历史还原主义是通过“因音求义”和崇尚汉人古训的方法来实现的。

(一) “古字义随音生”

阮元接受了乾嘉语言学研究的新成果,坚持义由音生、因声求义的学术共识,并通过这一语言学原则来寻求一字之古义,进而对经典的意义作出新的解释。他说:“古人造字,字出乎音义,而义皆本乎音也。”(154)  又说:“义从音生也,字从音义造也。试开口直发其声曰‘施’……重读之曰‘矢’……‘施’‘矢’之音皆有自此直施而去彼之主义,古人造从‘’从‘也’……之‘施’字’,即从音义而生者也。……‘矢’为弓弩之矢,象形字,而义生于音。凡人引弓发矢,未有不平引延陈而去止于彼者……此义生于音。”(155)

通过使用语言学的新工具,阮元对古代经典中的一些难以解释的字的确给出了新的解释,从而使一些千古以来闇而不彰的意思得以显豁出来,体现了语言学的新工具在哲学释义方面的魅力,也以此证明通晓古音的语言学方法在了解经典意义过程中的价值。在《释易音》与《释易意》两文中,阮元通过复杂的训诂学知识,将释为材。在《释易音》,通过辨别“彖”“”二字的不同,以此证明《易传·彖辞》中“彖”字实即古之“”字之误,并由此进一步论证《易传》“彖者,材也”的解释,符合孔子本来的意。“《周易》‘彖’之为音,今俗皆读‘团’之去声,与古音有异。古音当读若‘驰’,音近于‘才’,亦与‘蠡’字音近。故《系辞传》曰:‘彖者,材也。’此乃古音训相兼。是彖意必与‘才’音同部。”(156)

在《释易意》一文中,他进一步地说道:“‘’之为音,既据《系辞》、《大雅》定之矣,然则其意究如何?孔子‘材也’之训究如何?曰:此但当以‘’字为最先之字,但言其音,而意即在其中,即如‘’字,加与不加无异也。《方言》曰:‘,分也。’‘’尚训为‘分’,则‘’字本训为‘分’可知也。‘豕挩’即分也,此即孔子之所以训‘’为‘材’也。‘材’即‘财成天地之道’之‘财’,亦即‘三才’之‘才’,以天、地、人三分分之也。今人但知写‘化而裁之’之‘裁’,方谓用刀裁物,而不知古人音意相同,字多假借,‘材’即‘裁’也,‘财’亦‘裁’也。……是故学者以‘者材也’求孔子之意不能明,以‘蠡者裁也’求之则明矣。若执迂守浅,古音古意终不明矣。”(157)

在《释门》篇,阮元说道:“凡事物有间可进,进而靡已者,其音皆读‘门’,或转若‘免’、若‘每’、若‘敏’、若‘孟’,而其义皆同,其字则展转相假,或假之于叠韵,或假之于同纽之双声。试论之。凡物中有间隙可进者莫首于门矣,古人特造二户象形之字,而未显其声音,其声音为何则与‘釁’同也。”(158)

上述新思想的出现,全是依托音训方法。由此可见,乾嘉时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确给该时代的哲学思考提供了新的活力。但不无遗憾的是,这些新思想都被包裹在考据学的形式之中,一是在整体上未能形成新的思想冲击,二是对社会的影响甚微。梁启超曾在总结乾嘉学术不像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那样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原因时说到,乾嘉学术是一方法的运动,而不是一种思想的运动。这一说法未必完全正确。但就阮元的新思想与被考据学所遮蔽的事实来看,梁氏的说法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二) 崇尚“汉人之诂”的复古主义方法

对于文字训诂标准的选择问题,阮元的思想中有崇尚古人的复古主义方法与“实事求是”这一超越时空的本质主义学术理想的矛盾。他一方面说:“余以为儒者之于经,但求其是而已矣,是之所在,从注可,违注亦可,不必定如孔、贾义疏之例也。歙程易田孝廉,近之善说经者也,其说《考工》戈、戟、鐘、磬等篇,率皆与郑注相违,而证之于古器之仅存者,无有不合,通儒硕学咸以为不刊之论,未闻以违注见讥。盖株守传注,曲为附会,其弊与不从传注凭臆空谈者等。夫不从传注凭臆空谈之弊病,近人类能言之,而株守传注,曲为附会,其弊与不从传注曲为附会之弊,非心知其意者未必能言之也。”(159) 另一方面他又说,“两汉经学所以当尊行者,为其去圣贤最近,而二氏之说尚未起也。……吾固曰,两汉之学纯粹以精者,在二氏未起之前也”(160) 。

他甚至简单地从历史时间的角度出发,论证汉人的训诂具有可靠性。他说:“汉人之诂,去圣贤为尤近,譬之越人之语言,吴人能辨之,楚人则否,高曾之容体,祖、父及见之,云、仍则否,盖远者见闻终不若近者之实也。……谓有志于圣贤之经,惟汉人之诂多得其实者,去古近也。”(161)

这一崇尚汉人训诂的思想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实事求是”哲学主张的积极意义,并使他的哲学方法论与其哲学目标之间存在巨大的张力。而阮元思想中存在的这一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以惠栋为代表的“吴学”与以戴震为代表的“皖学”两者之间的学术目标不同所导致的。“吴派”惟汉是崇,而“皖派”重视求真求是。作为乾嘉学术的殿军人物的阮元,他想调和两派的思想,因而在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出现了顾此失彼的现象。

(三) 语言分析、典章制度研究与18世纪中国哲学的实证化倾向

以戴震、段玉裁、焦循、阮元等为代表的18世纪中国哲学,通过语言分析,以及典章制度的研究,以“人文实证主义”的方法重新阐释原始儒家的思想,从而达到对官方提倡的程朱理学的批判。其理论贡献主要有两点:第一,将中国传统哲学以求善为目标的思维方式,转向了以“求真”为目标的思维方式。“实事求是”成为那个时代的共同精神纲领。这一“求真”的学术活动虽然不是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里展开的,而仅是在古代经典研究领域里以考证经典原貌、求索经典原义的方式表现出来的,然这种“求真”精神为日后中国知识阶层接受现代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提供了思想的温床。尽管这种精神努力方向与同时期西方社会兴起的以自然科学为主体的“求真”思潮相比,并没有带来更加巨大的社会历史效应。第二,在这一精神努力方向的指引下,传统的语言学(广义的,包括语文学在内)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文字学、音韵学、版本学、校勘学的发展,使得这一时期的文献整理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而且,乾嘉时代末期的金石学的兴起与发展,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甲骨、金文学的研究奠定了学术与思想的基础。很多传统经典经过这一时期学者的整理、校对,由以往的不可卒读变成了文从字顺的善本图书,为19、20世纪学者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足资借用的善本。

当然,18世纪中国哲学的实证化倾向,其自身也有弊病,特别是乾嘉学术的后期,很多学者陷入了细枝末节的考证之中,思想光芒逐渐减弱。像阮元、段玉裁、高邮王氏父子,其哲学思想远逊于戴震,基本上没有多少突破,有些地方还有很大的倒退。不过历史的发展总会有自己的内在逻辑。正当乾嘉考据学走向衰落的初期,清代的“公羊学”却在悄然兴起。作为清代由古文经学向今文经学转化的关键人物之一龚自珍,其语言哲学及其思想的转化,恰好预示着乾嘉考据学的自我转化。这是历史的偶然呢,还是透过这一偶然的历史人物显示了某种历史的必然呢?

本章结语

由上三节所论我们似乎可以看出到,乾嘉时代后期以及嘉庆道光时代里,中国学术内部正在酝酿着一种新的变化。这种新的变化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论证,而就其原因而言,也是由多种因素而促成的。然而,从乾嘉学术自身的内在理念——实证方法,以及其所面对的对象——经典文本及其意义之间的关系角度去加以考察,可以看出其内在矛盾运动及其变化。而焦循的“性灵”经学主张,以及这一主张所彰显出的对研究者个体主体性张扬的哲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乾嘉考据学在嘉道以后的变化趋势,即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时代的“人文实证主义”方法论,以及由此方法论所体现的历史还原主义思想倾向,逐渐向着一种带有较强个体主体性的“性灵”经学方向转化。而在“后戴震时代”出现的章学诚的新史学,庄存与、刘逢禄等人为代表经今文学的逐渐兴起,直到龚自珍这位一身兼具经古文与经今文经学两种学统的特殊历史人物的出现,都在不同的学术领域里预示着一种新的、重视经学研究者个体主体性时代的到来。

在乾嘉考据学大的时代背景之下,焦循学术的自身个性特征不太容易彰显出来。他在经学研究中所透射出的哲学新思往往被其玄妙、高深难懂的易哲学体系与数学符号体系所掩盖。然而,其提出的“无性灵不可以言经学”的“性灵”经学思想,其实以非常理论化与学术化的语言表达了乾嘉后期学者对知识精英阶层个体主体性关注的新倾向。这一新倾向与同时代其他领域里一流学者与思想家,如章学诚追求个体主体性的思想倾向交相呼应,从而在一个政治文化处于高度一统的时代里非常含蓄地表达了中国传统社会走向近现代的内在历史要求。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也是对戴震“大其心”的经学解释学思想的继承与发扬。而段玉裁、阮元二人的哲学思想贡献主要集中在哲学思考新工具——语言学方法的铸造方面。他们在具体的细节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哲学思想,但在整体规模上,尤其是在对旧学的批判力度上,均未超出戴震。当然,“扬州学派”还有汪中、凌廷堪等人,限于本书的篇幅、体例与本人的精力问题,在此暂付阙如。

(1) “学派”条,《辞海》(第六版彩图本),夏征农,陈至立主编,第2604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

(2) 参见洪湛侯《徽派朴学》,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

(3) 龚鹏程:《博学于文——清朝中叶的扬州学派》,《中国文人阶层史论》,第160页,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

(4) 参见梅尔清《清初扬州文化》,朱修春译,第132—146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5) 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第3页,扬州,广陵书社,2004。

(6) 参见赵昌智主编《扬州学派人物评传》,第2—5页,扬州,广陵书社,2007。

(7) 杨晋龙:《<清代扬州学术>导言》,(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编:《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15卷第1期,第111页。

(8) 凌廷堪:《戴东原先生事略状》,《校礼堂文集》卷三十五,王文锦校,第31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

(9) 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第145页,上海,泰东图书局,1926。

(10) 刘师培:《南北考证学不同说》,《清儒得失论——刘师培论学杂稿》,第244—24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1) “谈天三友”的另一说法是凌廷堪、汪莱、李锐。参李斗见《新城北录下》,《扬州画舫录》卷五,中华书局,第108页,2001。

(12) 焦循:《良知论》,《焦循诗文集》,刘建臻点校,第154页,扬州,广陵书社,2009。

(13) 焦循:《良知论》,《焦循诗文集》,刘建臻点校,第154—155页。刘点校本“谕顽民,札安宣慰”的断句,似有问题,故改。

(14) 焦循:《申戴》,《焦循诗文集》,刘建臻点校,第126页。

(15) 焦循:《申戴》,《焦循诗文集》,刘建臻点校,第125—126页。

(16) 焦循:《与朱椒堂兵部书》,《焦循诗文集》,刘建臻点校,第235页。

(17) 焦循:《加减乘除释自序》,《焦循诗文集》,刘建臻点校,第310页。

(18) 焦循:《寄朱休承学士书》,《焦循诗文集》,刘建臻点校,第236页。

(19) 焦循:《说权一》,《焦循诗文集》,刘建臻点校,第174页。

(20) 焦循:《说权一》,《焦循诗文集》,刘建臻点校,第174页。

(21) 焦循:《说权一》,《焦循诗文集》,刘建臻点校,第174页。

(22) 焦循:《说权一》,《焦循诗文集》,刘建臻点校,第174—175页。

(23) 焦循:《说权二》,《焦循诗文集》,刘建臻点校,第175页。

(24) 焦循:《一以贯之解》,《焦循诗文集》,刘建臻点校,第164页。

(25) 焦循:《一以贯之解》,《焦循诗文集》,刘建臻点校,第164页。

(26) 焦循:《一以贯之解》,《焦循诗文集》,刘建臻点校,第164—165页。

(27) 焦循:《一以贯之解》,《焦循诗文集》,刘建臻点校,第164页。

(28) 焦循:《一以贯之解》,《焦循诗文集》,刘建臻点校,第164页。

(29) 焦循:《一以贯之解》,《焦循诗文集》,刘建臻点校,第164页。

(30) 焦循:《一以贯之解》,《焦循诗文集》,刘建臻点校,第165页。

(31) 焦循:《说定下》,《焦循诗文集》,刘建臻点校,第182页。

(32) 焦循:《翼钱》,《焦循诗文集》,刘建臻点校,第127—128页。

(33) 焦循:《性善解一》,《焦循诗文集》,刘建臻点校,第158页。

(34) 焦循:《性善解三》,《焦循诗文集》,刘建臻点校,第159页。

(35) 焦循:《性善解五》,《焦循诗文集》,刘建臻点校,第160页。

(36) 焦循:《性善解四》,《焦循诗文集》,刘建臻点校,第159页。

(37) 焦循:《性善解四》,《焦循诗文集》,刘建臻点校,第159页。

(38) 焦循:《性善解五》,《焦循诗文集》,刘建臻点校,第160页。

(39) 焦循:《格物解一》,《焦循诗文集》,刘建臻点校,第162页。

(40) 焦循:《格物解一》,《焦循诗文集》,刘建臻点校,第162页。

(41) 焦循:《格物解二》,《焦循诗文集》,刘建臻点校,第163页。

(42) 焦循:《格物解二》,《焦循诗文集》,刘建臻点校,第163页。

(43) 焦循:《格物解二》,《焦循诗文集》,刘建臻点校,第163页。

(44) 焦循:《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解》,《焦循诗文集》,刘建臻点校,第168页。

(45) 焦循:《说理》,《焦循诗文集》,刘建臻点校,第182页。

(46) 焦循:《说理》,《焦循诗文集》,刘建臻点校,第182页。

(47) 焦循:《说理》,《焦循诗文集》,刘建臻点校,第183页。

(48) 焦循:《易图略序目》,《焦循诗文集》,刘建臻点校,第295—296页。

(49) 阮元等撰:《畴人传汇编》下册,彭卫国、王原华点校,第620页,扬州,广陵书社,2009。

(50) 焦循:《易学三书》卷五,李一忻点校,第87页,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

(51) 焦循:《加减乘除释》卷六,第2页,清嘉庆年间江都焦氏雕菰楼刻刻本。又见陈居渊《焦循阮元评传》,第268—273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52) 焦循:《易学三书》卷十九,李一忻点校,第529—530页。

(53) 焦循:《易学三书》卷五,李一忻点校,第89页。

(54) 焦循:《加减乘除释自序》,《焦循诗文集》,刘建臻点校,第310页。

(55) 焦循:《毛诗郑氏笺》,《焦循诗文集》,刘建臻点校,第304页。

(56) 焦循:“易有大极,与时偕极,失时极,不知极,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条,《易学三书》卷二十,李一忻点校,第561页。

(57) 焦循:《易学三书》卷二,李一忻点校,第35页。

(58) 转引自赖贵山《台海两岸焦循文献考察与学术研究》,第263页,台北,文津出版社,2008。

(59) 此为我借用明人陈第的“旁证”说而新创的一种说法。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论顾炎武治学方法时说,顾氏在治音韵学时,先列出本证,继列出旁证。经后人考证,此为梁氏所误记,治音韵学时,首先提出运用本证、旁证法的作者是明代学者陈第。

(60) 焦循:《论语通释自序》,《焦循诗文集》,刘建臻点校,第300页。

(61) 焦循:《周易用假借论》,《焦循诗文集》,刘建臻点校,第155—156页。此处引文断句与刘氏稍异。

(62) 参见张其昀《“说文学”源流考略》,第229—251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

(63) 此一做法,颇类似章学诚将“易学”中“象”概念进一步哲学化,形成了他特有的“象”论。章氏提出了“天地自然之象”和“人心营构之象”的两种类型的“象”,并揭示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章氏认为,哲学意义上的“象”与诗歌艺术中的审美之“象”互为表里:“《易》象虽包《六艺》,与《诗》之比兴,尤为表里。”章学诚还进一步从“象”论出发,来沟通儒佛道三教的在实施社会教化方面的可沟通性。参见章学诚《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仓修良编注,第16—19页。

(64) 焦循:《周易用假借论》,《焦循诗文集》,刘建臻点校,第156—157页。此处引文断句与刘氏稍异。

(65) 焦循:《周易王氏注》,《焦循诗文集》,刘建臻点校,第302页。

(66) 焦循:《说方下》,《焦循诗文集》,刘建臻点校,第173页。

(67) 焦循:《说隅》,《焦循诗文集》,刘建臻点校,第173—174页。

(68) 焦循:《说权四》,《焦循诗文集》,刘建臻点校,第176—177页。

(69) 焦循:《与朱椒堂兵部书》,《焦循诗文集》,刘建臻点校,第235页。

(70) 焦循:《寄朱休承学士书》,《焦循诗文集》,刘建臻点校,第236页。

(71)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6页。

(72) 焦循:《辨学》,《焦循诗文集》,刘建臻点校,第139页。(www.xing528.com)

(73) 焦循:《辨学》,《焦循诗文集》,刘建臻点校,第139页。

(74) 焦循:《辨学》,《焦循诗文集》,刘建臻点校,第139页。

(75) 焦循:《与王钦莱论文书》,《焦循诗文集》,刘建臻点校,第266页。

(76) 焦循:《述难四》,《焦循诗文集》,刘建臻点校,第135页。

(77) 焦循:《述难五》,《焦循诗文集》,刘建臻点校,第136页。

(78) 龚自珍:《古史钩沈论二》,《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21页。

(79) 比较代表性的专门研究成果有陈居渊的《焦循阮元评传》、赖贵三的《台海两岸焦循文献考察与学术研究》、刘建臻的《焦循著述新证》等。其他的思想通史、明清思想史、哲学史和学术史等均有专门章节涉及焦循的思想与学术成就。

(80) 最近,日本学者山口久和在其所著的《章学诚的知识论——以考证学批判为中心》一书中,对此章学诚思想中重视研究者主体性的思想有比较充分的阐发,值得重视。

(81) 戴震“大其心”的经学解释学思想,亦体现了这种倾向,然未能作为主要特色凸显出来。

(82) 章学诚:《与周永清论文》,《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仓修良编注,第726页。有关此一问题的论述,可以参见山口久和《章学诚的知识论——以考证学批判为中心》一书第五章的相关论述。

(83) 袁枚:《随园诗话》卷五,《袁枚全集》第3册,第141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84) 龚自珍的典型论述有:“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我光造日月,我力造山川,我变造羽毛肖翘,我理造文字语言,我气造天地, 我天地又造人,我分别造伦纪。”参见龚自珍《壬癸之际胎观第一》,《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12页。

(85)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第558页。

(86) 焦循:《说矜》,《焦循诗文集》,刘建臻点校,第181页。

(87) 焦循:《与孙渊如观察论考据著作书》,《焦循诗文集》,刘建臻点校,第246页。

(88) 焦循:《与孙渊如观察论考据著作书》,《焦循诗文集》,刘建臻点校,第246页。

(89) 段玉裁:《左传刊杜序》,《经韵楼集》卷四,《续修四库全书》第1434册,第626页。

(90) 段玉裁:《娱亲雅言序》,《经韵楼集》卷八,《续修四库全书》第1435册,第75页。

(91) 段玉裁:《娱亲雅言序》,《经韵楼集》卷八,《续修四库全书》第1435册,第75页。

(92) 段玉裁:《娱亲雅言序》,《经韵楼集》卷八,《续修四库全书》第1435册,第75页。

(93) 段玉裁:《左传刊杜序》,《经韵楼集》卷四,《续修四库全书》第1434册,第626页。

(94) 段玉裁:《周礼汉读考序》,《经韵楼集》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434册,第589页。

(95) 段玉裁:《江氏音学序》,《经韵楼集》卷六,《续修四库全书》第1435册,第27页。

(96) 段玉裁:《王怀祖<广雅注>序》,《经韵楼集》卷六,《续修四库全书》第1435册,第71页。

(97) 段玉裁:《六书说》,《说文解字注》第十五卷下,第833页。

(98) 段玉裁:《古异部假借转注说》,《说文解字注》第十五卷下,第832页。

(99) 段玉裁:《古音义说》,《说文解字注》第十五卷下,第816页。

(100) 段玉裁:《经义杂记序》,《经韵楼集》卷六,《续修四库全书》第1435册,第72页。

(101) 段玉裁:《经义杂记序》,《经韵楼集》卷八,《续修四库全书》第1435册,第72页。

(102) 段玉裁:《密州说》,《经韵楼集》卷四,《续修四库全书》第1434册,第625页。

(103) 段玉裁:《“在明明德,在亲民”说》,《经韵楼集》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434册,第616页。此句中“句度”即“句逗”。

(104) 段玉裁:《<大学>“此之谓自谦郑注”释》,《经韵楼集》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434册,第617—618页。

(105) 段玉裁:《孟子“圣之于天道也”说》,《经韵楼集》卷四,《续修四库全书》第1434册,第634—635页。

(106) 段玉裁:《聘礼辞曰非礼也,敢对曰非礼也?敢》,《经韵楼集》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434册,第593页。

(107) 段玉裁:《“在明明德,在亲民”说》,《经韵楼集》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434册,第616页。

(108) 段玉裁:《“在明明德,在亲民”说》,《经韵楼集》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434册,第616页。

(109) 段玉裁:《“在明明德,在亲民”说》,《经韵楼集》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434册,第616—617页。　

(110) 段玉裁:《周礼汉读考序》,《经韵楼集》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434册,第589页。

(111) 段玉裁:《孟子“圣之于天道也”说》,《经韵楼集》卷四,《续修四库全书》第1434册,第634—635页。

(112) 段玉裁:《春秋经杀弑二字辨别考》(辛未正月),《经韵楼集》卷四,《续修四库全书》第1434册,第620—621页。

(113) 段玉裁:《晋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齐》,《经韵楼集》卷四,《续修四库全书》第1434册,第623页。

(114) 段玉裁:《君母弑君当书弑论》,《经韵楼集》卷四,《续修四库全书》第1434册,第624页。

(115) 段玉裁:《君母弑君当书弑论》,《经韵楼集》卷四,《续修四库全书》第1434册,第624页。

(116) 段玉裁:《与严厚民杰论<左传>》,《经韵楼集》卷四,《续修四库全书》第1434册,第627页。

(117)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一卷,第15—16页。

(118) 龚自珍:《阮尚书年谱第一序》,《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225—226页。

(119) 如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中虽然论述了阮元的研究方法与文化史观,但由于他的哲学观的影响,并没有看到阮元借助语言学工具从事哲学思考的特征,反而认为阮元并不是一个哲学家。王茂等人合著的《清代哲学》一书虽然承认阮元有哲学思想,并着重论述了其新的仁学思想,但对其哲学思考的语言学方法几乎没有触及。陈居渊在《焦循阮元评传》中对阮元思想与学术的地位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是重塑乾嘉经学典范式的人物,但对其通过语言学方法从事哲学思考的特征也未给予关注。

(120) 所谓广义的语言学,即是将语文学也看作是语言学的一个部分。相关论述可以参见索绪尔著的《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洪堡特著的《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姚小平主编并译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等著作。

(121) 阮元:《西湖诂经精舍记》,《研经室集》上,第54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

(122) 阮元:《拟国史儒林传序》,《研经室集》上,第36页。

(123) 阮元:《论语一贯说》,《研经室集》上,第53页。

(124) 阮元:《论语一贯说》,《研经室集》上,第53页。

(125) 阮元:《论语一贯说》,《研经室集》上,第53—54页。

(126) 阮元:《商周铜器说上》,《研经室集》下,第633页。

(127) 阮元:《西湖诂经精舍记》,《研经室集》上,第547页。

(128) 阮元:《论语一贯说》,《研经室集》上,第53页。

(129) 阮元:《论语一贯说》,《研经室集》上,第53页。

(130) 阮元:《论语一贯说》,《研经室集》上,第53—54页。

(131) 阮元:《大学格物说》,《研经室集》上,第54页。

(132) 阮元:《释门》,《研经室集》上,第33页。

(133) 阮元:《释心》,《研经室集》上,第5页。

(134) 阮元:《性命古训》,《研经室集》上,第235页。

(135) 阮元:《释顺》,《研经室集》上,第26页。

(136) 阮元:《释顺》,《研经室集》上,第29页。

(137) 阮元:《释魚芉》,《研经室集》上,第6页。

(138) 阮元:《释达》,《研经室集》上,第29页。

(139) 阮元:《释达》,《研经室集》上,第230页。

(140) 阮元:《释相》,《研经室集》上,第34页。

(141) 阮元:《性命古训》,《研经室集》上,第211页。

(142) 阮元:《释敬》,《研经室集》下,第1016页。

(143) 阮元:《<论语>论仁论》,《研经室集》上,第176页。

(144) 阮元:《<论语>论仁论》,《研经室集》上,第176—179页。

(145) 阮元:《<论语>论仁论》,《研经室集》上,第181页。

(146) 阮元:《<论语>论仁论》,《研经室集》上,第182页。

(147) 阮元:《<论语>论仁论》,《研经室集》上,第183页。

(148) 阮元:《性命古训》,《研经室集》上,第230页。

(149) 阮元:《性命古训》,《研经室集》上,第213—214页。

(150) 阮元:《性命古训》,《研经室集》上,第217页。

(151) 阮元:《性命古训》,《研经室集》上,第235页。

(152) 阮元:《释敬》,《研经室集》下,第1016页。

(153) 阮元:《释佞》,《研经室集》下,第1012页。

(154) 阮元:《释矢》,《研经室集》上,第25页。

(155) 阮元:《释矢》,《研经室集》上,第22—23页。

(156) 阮元:《释易音》,《研经室集》上,第2页。

(157) 阮元:《释易意》,《研经室集》上,第4—5页。

(158) 阮元:《释门》,《研经室集》上,第31页。

(159) 阮元:《焦里堂循群经宫室图序》,《研经室集》上,第250页。

(160) 阮元:《国朝汉学师承记序》,《研经室集》上,第248页。

(161) 阮元:《西湖诂经精舍记》,《研经室集》上,第5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