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论道及其特色-《中国哲学通史清代卷》摘要

阮元对于“道”的论述文字不多,他所说的“道”,主要是指“圣贤之道”,因而,他的道论思想基本上关注的是人伦与政治之道。

从求道的方法来看,阮元继承并发展了戴震“由字以通词,由词以通道”的训诂学方法,坚持认为:“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训诂不明。”(121)

而在训诂的方法与求道的目标这二者之间,阮元的思想保持着高度的张力,他既反对空言论道,亦反对沉溺于具体的名物研究之中而不顾“求道”的目标。如他说:“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学人求道太高,卑视章句,譬犹天际之翔,出于丰屋之上,高则高矣,户奥之间未实窥也。或者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寝馈于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矣。”(122) 阮元的意思是说,圣贤的根本精神、法则是 一个严谨的体系,像一栋宏大的建筑,而文字训诂就是这座宏大建筑的门径。不经过文字训诂的门径如何进得了圣贤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有些人将圣贤之道看得很虚玄,瞧不起章句训诂,这就好像在一尊高房上飞翔,飞得虽然高,但无法深入圣贤思想的堂奥。有些人太重视章句训诂,忘记了圣贤之道,就像在门与走廊之间来回走动,根本不知道厅堂宫室在何处。这一譬喻性的说法,极其生动地表达了阮元在章句训诂与探求圣贤之道二者之间保持辩证统一的思想。

但有时为了强调训诂方法的重要性,阮元又认为:“圣贤之言,不但深远者非训诂不明,即浅近者亦非训诂不明也。”(123)

他通过训诂,将孔子所说的“吾道一以贯之”这句话,解释成“孔子之道皆于行事见之,非徒以文学为教也”(124) 。贯训为“行事”,不能训为“通彻”。因此,“壹以贯之,犹言壹是皆以行事为教也。弟子不知所行为何道,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即《中庸》所谓‘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君子之道四,某未能一,庸德、庸言、言行相顾之道也’。……此皆圣贤极中极庸极实之道,亦即天下古今极大极难之道也。若云贤者因圣人一呼之下,即一旦豁然贯通,此似禅家顿宗冬寒见桶底脱大悟之旨,而非圣贤行事之道也。……故以行事训贯,则圣贤之道归于儒;以通彻训贯,则圣贤之道近于禅矣”(125) 。(www.xing528.com)

很显然,阮元在此通过训诂的方法,将“一贯”之“贯”训为行事,着重阐释儒家哲学重视人伦日用的道德实践功夫,反对佛教禅宗的顿悟方法及其蕴含的道德修养的虚无化、神秘化倾向。同时也暗示着对宋明理学“蹈虚”思想倾向的批评。

阮元的“道器关系” 论颇有特色。他通过对三代钟鼎文的研究,看到了中国传统的“王道”与器皿的关系,从考古学的角度丰富了中国传统的道论思想。他认为,三代及周王朝所体现的治道精神,除《九经》的文字文本之外,还存在于具体的器皿之中。他说:

形上谓道,形下谓器,商、周二代之道存于今者,有《九经》,若器则罕有存者,所存者,铜器钟鼎之属耳。古铜器有铭,铭之文为古人篆迹,非经文隶楷缣楮传写之比,且其词为古王侯大夫贤者所为,其重与九经同之。……器者所以藏礼,故孔子曰:“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先王之制器也,齐其度量,同其文字,别其尊卑。……商祚六百,周祚八百,道与器皆不坠也。……此古圣王之大道,亦古圣王之精意也。……故吾谓欲观三代以上之道与器,《九经》之外,舍钟鼎之属,曷由观之。(126)

阮元这一“由器求道”的思想深化了戴震“由字通词,由词通道”的语言哲学思想,使乾嘉考据学的“求道”路径进一步转向了对文物的研究,从而由语言训诂转向了文物史的研究,也将戴震提出的由语言、名物、制度的研究来理解往古圣贤之道的实证思想进一步具体化了。同时,阮元也为中国传统哲学“道器关系”论提供了新的论证方式,将“器”这一哲学范畴具体化为文物的器皿,透过历史上的文物器皿来考察逝去时代的典章制度。从一角度学,阮元的“道器关系”论更具有历史学的实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