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玉裁的‘求是’精神-中国哲学通史清代卷

“实事求是”是乾嘉学术研究的共同精神纲领,但每个学者对此具体精神纲领的理解有一定的差异性,从而显示了乾嘉学术共同体内部精神内涵的丰富性。段玉裁学术的主要成就在《说文解字》的研究方面,但其学术思想非《说文解字注》一书所能范围。相对于其师追求“十分之见”而言,段玉裁在“求是”方面表现了某种谦逊的态度,而且将“求是”上升到人生终极价值追求的高度,深化并推进了该时代学人对“实事求是”共同精神纲领的理解。

(一) “凡著书者,将以求其是而已”

相对于焦循、阮元而言,段玉裁更是一个语言学家而不是一个哲学家。他在促使18世纪中国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过程中,其思考与哲学更远,而与语言学更近。即使如此,他在有关训诂、注经原则、治经方法等方面的论述,仍然涉及了广义的语言哲学问题。特别是他在古典语文学的研究中所贯彻的追求真知的精神,与戴震是相通的。他说:“凡著书者,将以求其是而已,非将以求胜于前人而要名也。将以求胜于前人而要名,则吾斯未信,而欲天下后世信之,无是理也。虽然,吾非以要名,吾非以求胜于人而诚求其是,则其书之成,宜必可信矣。”(89) 他曾经批评当时人模仿明人王应麟著《困学纪闻》和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著《日知录》的著书方法,认为这种著书方法有两种弊端,一是好为异说,二是剿说雷同,中无所得,仅是邀名而已。他自己的观点是:著书应当追求真知。他说:“闻之东原师曰:知十而皆非真知,不若知一之为真知也。洞彻其本末,釐剖其是非,核诸群书而无碍,反之吾心而帖然,一字一句之安妥,亦天地位,万物育之气象也。久能所说,皆得诸真知,故近以自娱娱亲,远以娱人,涣然冰释,怡然理顺,其传世行后无疑也。”(90)

不仅如此,段玉裁还认为,通过这种追求真知的活动,上可以神交古人,下可以神交后人,使人的生命存在超越时间的限制而进入永恒的境界。他说:“夫人有心得之处、超乎古人者,必恨古人不我见,抑余以为古人有言有为,未尝不思后人处此必有善于我者,未尝不恨后之人不可见也。”(91) 这种在追求真知的活动中寻求短暂生命的永恒意义的思想,恰恰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乾嘉学者的学术活动并非仅仅是外在的政治高压的结果,他们在考据学的学术研究工作中寻找到了一种精神寄托。这也是我们从学术史内在的角度理解乾嘉时代考据学兴盛的一个关键之所在。

通过对王应麟、顾炎武为代表的“博闻强记”式的著书活动的批评,段玉裁提出了自己的为学主张,认定考据学乃为学问之全体。他说:“考核者,学问之全体,学者所以学为人也。故考核在身心性命伦理、族类之间,而以读书之考核辅之。今之言学者,身心伦理不之务,谓宋之理学不足言,谓汉之气节不足尚,别为异说,簧鼓后生,此又吾辈所当大为之防者。然则余之所望于久能者,勿以此自隘,有志于考核之大而已。”(92)

此处需要稍加辨析的是:段玉裁在此所说的“考核”,已经不再是局限于狭义的考据了,而是包含了“身心性命伦理”等抽象的思想内容,只是他要以知识论的“求真”方式来实现他的哲学思考。

　　(二) “真是日出”——“求是”是一个历史的过程

与其师戴震追求“十分之见”的确然性知识目标不尽相同,段玉裁认为“追求真是”是一个过程,不是一劳永逸的活动。后代胜于前代,后人不得已要与前人不同,是追求真理的一般规律所规定的,并不是有意要难为前人。他说:(www.xing528.com)

著书者,固以天下后世信从真是之为幸,而非以天下后世信从未必真是之为幸。左氏非不乐公羊、谷梁之后出,杜氏非不乐刘炫辈之后出,朱子在今,必深幸诋议之有人。夫君子求为可信,不求人之信。求其真是,而亦不敢自必为真是。此真是之所以日出也。(93)

这种“为求真是而求真是”的纯学术态度,充分体现了乾嘉学者在知识论方面所具有的纯粹“求真”精神。而且,段玉裁清醒地意识到,追求“真是”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后来的人不断地发现“真是”是服从知识本身的规律,因而会不断地产生新的真理。段玉裁对“真是日出”的信心,从原则上预示了他之后的世界不断产生各种“真是”的历史,而他得出这一科学性的预言是从人文学研究的过程中获得的。就追求“真是”是一个过程的认识而言,他有超逸其师戴震追求“十分之见”之处。因为戴震似乎没有看到“十分之见”是一个理想性的目标,而不是一次性完成的。正是因为他这一类学人有这种纯粹的“求真”精神,后来梁启超、胡适等人都认为清代乾嘉学术具有科学精神。

与戴震“由字通词,由词通道”的语言哲学的纲领相比,段氏更强调经文与语言学的相互独立性,以及在此独立性基础上所具有的相互关联性。更有甚者,在段氏看来,语言学的根本在于熟悉声类,即语音学的基础作用,不理解语音学,古典的语言学也就缺乏坚实的基础,语言学的基础不扎实、不牢靠,对经典意义的理解则失去了可信性。因此,段玉裁非常重视声音与意义的关系,将戴震的“由字通词,由词通道”的一般语言哲学思想,细化为“由音通字义,由字义再通道”的语言学的哲学思考。

不仅如此,段玉裁还重视发掘训诂的原则,也即是说更重视对语言学规则的总结,从而为正确地解经提供更加合适的工具。如他在论述训诂的原则时说:“训诂必就其原文而后不以字妨经;必就其字之声类而后不以经妨字。不以字妨经,不以经妨字,而后经明。经明而后圣人之道明。点画谓之文,文滋谓之字,音读谓之名,名之分别部居谓之声类。……不习声类,欲言六书,治经难矣。”(94) 所谓“不以字妨经”,即是说通过对局部的字词的正确理解与训释,为经文大意的正确把握提供文字、语言方面的正确释义;“不以经妨字”,即是要求解经者具备精湛的文字、音韵学知识,将经文中的字词、语言给出正确的训释。这段话的重点在于强调文字、音韵、训诂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在解经过程中的重要性。他花费了四十年的时间才出版的《说文解字注》一书,通过对《说文解字》一书的深入研究,提出了“于古形、古音、古义互可求焉”的文字释义方法,为更能逼近古代经典原义提供了更为精确的语言学的释义工具。

(三) “求是”与经学中的人伦之道

值得注意的是,段玉裁的“求是”活动与经学研究中的求道要求具有内在的联系。与戴震的“尊经”思想一脉相承并有所推进,段玉裁认为,“六经”是中国文化的总武库:“尝闻六经者,圣人之道之无尽藏。凡古礼乐、制度,名物、训诂之昭著,义理性命之精微,求之六经,无不可得。虽至亿载万年,而学士、大夫推阐,容有不能尽,无他,经之所蕴深也。”(95) 这一经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既限制了段玉裁在思想层面要做进一步的创造性和批判性的思考,也使得他的“求是”活动难以取得与自然科学“求是”的更大成果。虽然,他在音韵学的学术研究方面不乏创见,而且也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但他的文字、音韵学研究还只是停留在经学领域,未能在更加广泛的子、史领域里展开自己的研究。段玉裁在经学研究过程中提炼出的“求是”理想所表现出的局限性,不只是段玉裁一人的局限性,也是整个乾嘉经学研究中共同存在的局限性。这一源自经学研究内在学理的局限性,也从根本上限制了乾嘉经学研究难以取得更大的学术成就,更遑论形成推动社会进步的新思潮了。

在伦理思想方面,段玉裁不像其师戴震那样批评宋代理学,而是认同宋代理学的伦理观念。这也从价值立场上限制了他的“求是”活动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思想启蒙的意义。虽然,他也反对将考据学技术化,要求考据学与求道——即身心性命之学的形上追求结合起来,这一精神努力方向与戴震是一致的,是值得肯定的。但由于“经学”自身的特点限制了其“求是”价值理想的充分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