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学派的哲学思想-中国哲学通史 清代卷

按照辞典的解释,学派是指“一门学问中由于学说师承不同而形成的派别,如紫阳(指朱熹)学派、姚江(王守仁)学派”(1) 等。更进一步地讲,构成学派的基本要素至少有两条:一是有系统的学说;二是这一学说至少要有后继者加以发扬光大。与这两个基本要素相关,还要有足够的学术影响力。我们在此处说的吴派、皖派、扬州学派,大体上均符合上述学派的基本要求。

“扬州学派”这一乾嘉时期区域性学术流派的名称,是由以“汉学”派传人自居的江藩的对手——方东树率先提出来的。方氏在《汉学商兑》一书中批评扬州著名学者汪中非议经籍、重视荀、墨等子学的“四书次第”之论时说,“其后扬州学派皆主此论”,将诸多扬州学者看成是一个有着共通的治学对象、方法和风格的群体。不过,方东树并未详论“扬州学派”的特征,更未从理论上论证何谓学派。而值得玩味的是,身为扬州学者的江藩在其《汉学师承记》中却并没有将扬州学者单独列为一派,而是将扬籍学者分别按照师承渊源关系归属于吴派和皖派之名下。以今测古,当时江藩可能出于这样的思考,即我们今天所说的“扬州学派”成员大多只是吴、皖诸派的延续和发展,因而这些居住于扬州地区的学者并无构成独立的“扬州学派”的理由和必要。

除此之外,还有诸多因素让人似乎难以将扬州学者看成是一个在思想上存在内在有机联系的学术流派。比如扬州学者中间既有考证学家,也有宋学家。黄生、王懋竑(1668—1741)、宋学的立场并不相侔。上述将扬州学者分解到吴、皖两派(主要是皖派或徽派)名下的这一做法,得到了近代支伟成和今人洪湛侯(2) 、龚鹏程等不少人的支持。如龚鹏程认为,乾嘉汉学分为吴、皖、扬三派的看法大多是梁启超等人的“后见之明”,并不符合历史实际。他说如果认为扬州学派是源于戴震的话,那么“扬州学派并无独立门户之资格,顶多只能视为皖派或皖派之分支”(3) 。这种说法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龚鹏程也看到了这并不是反对扬州学派存立的充分理由。因为如果我们反过来看的话,汪中等人的诗词文章与诸子研究,焦循、凌廷堪等人的戏曲研究,阮元等人的科技史研究早已超越了戴震等皖派的治学范围,因此仅用皖派来界定扬州学者的治学成绩和风格也不甚妥贴。换言之,扬州学术即便是祖源于戴震,也并不妨碍扬州学派事实上的存立。当时的扬州学术能否自成一派,既要看到扬州学派与以戴震为主要代表的皖派之间的顺承关系,也应该看到扬州学者不同于吴、皖两派的诸多推陈出新的特别之处。正是综合继承与创新两个方面的内容,我们将扬州学者群称之为扬州学派。

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扬州府地域有所谓“八治”,即领有高邮、泰州两州,以及江都、甘泉、仪征、兴化、宝应和东台六县。扬州在清初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之后,在清代中叶由于成为盐业、漕运中心而再度成为商业极其繁荣,南方市民文化最为发达,思想最为活跃的中心城市。扬州在清代中前期的地位极类似上海在今天大陆中国的地位。大批在政治上不得意的士人均聚集在扬州。扬州学派的学者仅是其中部分的佼佼者文人学者群体之一,而“扬州八怪”则是由画家、书法家、诗人构成的另一类优秀的文人群体。扬州学者群体之间不仅有着同乡、同学、同年或师生等多重关系,而且彼此之间还存在着密切的宗族与姻亲现象。例如清代宝应籍学者群体中间,耆宿王懋竑和朱泽沄两人是邻近知交还是儿女亲家,王氏的儿子王箴传既是朱泽沄的学生又是他的女婿。而他们两家与宝应刘氏家族也有着密切关系。刘台拱曾师从王懋竑的儿子王箴传,见到王氏及朱泽沄遗书之后才开始研治程朱之学。刘宝树和刘宝楠两兄弟则是刘台拱的从侄,刘恭冕则为刘宝楠的儿子。刘台拱的母亲又是朱彬的姑母,两人表兄弟,而朱彬的族祖父就是王懋竑的知交——朱泽沄。像焦循与阮元这两位扬州学者中的佼佼者也存在姻亲关系,焦循是阮元的族姊夫,这一层关系无疑给了他们两人在学术思想上的相互交流和支持提供了重要的纽带。这一时期以阮元为领袖的扬州学者间的频繁互动,逐渐累积了区域性知识精英共同体自身内部的文化认同,形成了自身的一些特点。(4) (www.xing528.com)

自梁启超将乾嘉学术分为吴、皖、扬三派之后,“扬州学派”最有力的倡导者是张舜徽。他专门结撰《清代扬州学记》著作,在确认吴、皖、扬三派有着先后顺承与发展之关系的基础上,首次明确指出了扬州学派两个与众不同的治学特点:“首先在于能‘创’”,“其次在于能‘通’”,“这都是吴、皖两派学者所没有,而是扬州诸儒所独具的精神和风格”(5) 。很显然,张先生是从学术研究的特征角度来肯定扬州学派的存在的。继张舜徽之后的大多数清学研究者,诸如祁龙威、王俊义、田汉云、黄爱平、林庆彰、张寿安、杨晋龙、赵昌智等人大都认可扬州学派的存立。(6) 台湾学者杨晋龙在对于扬州学派的研究成果做了较为全面的勾勒之后认定:“无论承不承认存在扬州学派,但王氏父子、汪中、焦循、阮元……等扬州学者的表现是为乾嘉考据学发展的高峰。道光以下的学术主流地位,则逐渐转移给标榜恢复汉代今文学的‘常州学派’,这应是相关学者间一个比较具有共识的认知。”(7) 我们认为,以地域论,扬州学者人物众多、声气相通,足成一军,扬州学派提法是可以成立的;以学理论,扬州学派虽受皖派影响最为明显而吴派次之,但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独到的见解与别致的特色;以学术研究的内容论,他们的研究有超逸经学范围,在子、集二部有独到的研究。以影响论,扬州学派为后起之秀,有其超胜之处:他们之间交流密切,精诚协作,学术成果丰厚,其中还有家风绵长的学术统绪,沾溉近代学林不少,影响较广。姑以“扬州学派”一词概称后戴震时代身居扬州的一群学人及其学术。

从师承关系与学术渊源上看,扬州学者与吴、皖两派皆有密切关系,但相对而言,扬州学派更应该是皖派(主要是戴震)的嫡系。除了江藩是吴派惠栋的再传弟子之外,诸如王念孙、任大椿、焦循、凌廷堪和阮元等扬派大家皆与戴震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师承关系。戴震去世之后,凌廷堪对于《戴氏遗书》“读而好之”,并撰写了《戴东原先生事略状》,“聊自附于私淑之末”。凌氏在该文中首次系统地指出了戴震后学的师承谱系:“其小学之学则有高邮王给事念孙、金坛段大令玉裁传之;测算之学则有曲阜孔检讨广森传之;典章制度之学则有兴化任御史大椿传之,皆其弟子也。”(8) 其中,王念孙、任大椿皆是扬州人。后来支伟成进一步指出,戴震“施教于京师,而传者愈众。声音训诂传于王念孙、段玉裁,典章制度传于任大椿。既凌廷堪以歙人居扬,与焦循友善,阮元问教于焦、凌,遂别创扬州学派”(9) 。其中,扬州的王念孙、焦循、凌廷堪、阮元等亲炙与私淑后劲,在戴震后学之中占去大半矣。正所谓“戴氏弟子,舍金坛段氏之外,以扬州为最盛”(10) 。应该说乾嘉学术在后戴震时代的发展,扬州学人功莫大焉。